長期以來，這群「鄉巴佬」被東西兩岸的主流社會和精英階層遺忘、背叛、蔑視，光鮮的「美國夢」跟他們毫無關係。甚至可以說，東西兩岸越是亮麗，中南部就越是黯淡，兩者的「反向命運」之間存在著某種草蛇灰線般的關聯性。左派牢牢掌控的主流媒體和頂尖學術機構，聯合封殺「鄉巴佬」的聲音；「政治正確」的緊箍咒，又讓他們只能「沉默是金」。然而，「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當川普在一場激烈的大選中捕捉到他們的心聲並毫不隱諱地替他們說出來時，他們的憤怒如決堤的大洪水一般，「驚濤拍岸，亂石穿空，卷其千堆雪」，成為一股將川普這個「非典型」政治人物推進白宮的重要力量。歐巴馬執政八年，將美國的政治鐘擺擺到了羅斯福新政以來左翼的最高點，美國的傳統價值和立國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蝕；如今，美國的政治鐘擺終於猛烈往回擺動，這是不是「鄉巴佬」們所期盼的福音呢？

傑德·凡斯的家族來自東肯塔基州的山區，他們是蘇格蘭、愛爾蘭白人移民，從東岸平地來到山裡謀生，最後定居在此。這裡曾因伐木業及礦業發展出繁華小城，二十世紀初政府開始保護阿帕拉契山林木，加上煤礦業沒落，廣大居民失去工作機會，經濟及社區發展一蹶不振。

誰也不曾料到，二十世紀末，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美國的鋼鐵和汽車等工業顯現疲態，然後紛紛離開美國，去人力成本更低的亞洲或南美開新廠。正要蛻變爲城裡人的「鄉巴佬」們，說不定在地圖上連中國在哪裡都找不到，卻被中國那些從未謀面的農民工奪去了工作機會。「鄉巴佬」們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是全球化的犧牲品——雖然他們與所有美國的消費者一樣，可以在沃爾瑪等超級市場裡面買到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但他們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消費能力。當然，這些懸在鄉巴佬和城裡人之間的美國勞工，境況並未糟糕到中國沿海勞動密集型工廠裡不堪壓力跳樓自殺的農民工那樣，但他們被鎖定在日漸衰敗的城市中、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公立學校水準不斷下降、家庭破碎、暴力及毒品泛濫，由此形成了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他們的希望逐漸破滅，並被絕望所籠罩。

這就是傑德·凡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環境。他的母親是從山區移居城市的第二代工人子女，原本是一名優秀高中畢業生，還被選爲畢業致辭的代表，大有希望進入大學學習，卻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失去了以高等教育改變命運的契機，人生軌跡從此直線下墜。在凡斯的成長過程中，他的母親至少換了十六個男友，他至少有過五個繼父。喪失自控能力的母親，因為沉溺於藥物和毒品，失去了醫院護理師的工作，反倒成為孩子照顧的對象。像凡斯的母親這樣的人生失敗者，在其親友和鄰里之中比比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內心的崩塌，使得他們無力改變命運。更可怕的是，第三代的孩子大都憤世嫉俗，認為「我再怎麼努力也沒用」，然後自暴自棄、自取滅亡。

東西兩岸的精英階層對「鄉巴佬」群體視而不見。他們倒是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股票扶搖直上的矽谷高科技企業，華爾街的投資者和律師，華盛頓的政客和遊說者，好萊塢的明星，這些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美國的「臉面」，殊不知，美國的「裡子」卻在潰敗和腐爛。川普是極少數體察到「鄉巴佬」的憤怒和痛苦的政治人物，正如他在總統就職演講中所說：「長期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小批人從政府獲得好處，而買單的是人民。華盛頓繁榮了，但人民卻沒有分到好處。政客發達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廠關閉了。既得利益集團照顧了自己，但是沒有保護我國公民。他們的勝利沒有成為你們的勝利。他們的成功沒有成為你們的成功。當他們在我們國家首都慶祝的時候，我們全國各地艱難度日的家庭卻無可慶祝。但是，擺在太多公民面前的卻是另一種現實：母親和孩子陷於市區的貧困當中，廢棄的工廠像墓碑一樣遍布全國各地，教育系統資金充足而我們年輕可愛的學生卻無法獲得知識，犯罪、幫派和毒品奪走了太多的生命，也奪走了我們國家太多未能發揮的潛力。」凡斯靠個人奮鬥以及好運氣，擺脫了「鄉巴佬」的厄運。當他躋身於從常春籐名校畢業的「高等美國人」的行列之時，也粘染上波士頓、紐約和矽谷的「政治正確」，他是共和黨人，卻沒有投票給川普；但是，他的那些仍在鐵鏽地帶等死的鄉親們，聽到川普的講話熱血沸騰、心有戚戚焉，都是川普的熱切支持者——傳統的主流媒體根本不願傾聽「鄉巴佬」們的心聲，自然不會料到川普具有如此強大的民意基礎，進而在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

本書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是作者分析這群「鄉巴佬」，如何從堅定的民主黨人轉化成堅定的共和黨人，甚至因為傳統的共和黨人向中間地帶靠攏，轉而選擇堅持更保守的價值觀的川普。川普與希拉蕊的對決，鐵銹地帶的幾個中部州的翻盤，至為關鍵。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州，向來是民主黨的鐵票倉，民主黨認為工人和工會必然支持他們，希拉蕊甚至從未去這些地方催票。但選票開出來之後，這些州全都由藍變紅，民主黨的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政客大驚失色，可是悔之晚矣。

為何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阿帕拉契山區及其南側區域會從堅定的民主黨支持者轉變為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有人從種族和宗教方面的原因來解釋——白人和基督徒更願意投票給川普，但凡斯的回答卻是：比貧富懸殊和種族差異更重要的是，精英長期以來對「鄉巴佬」的忽視和蔑視，終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們雖然是貧窮的「鄉巴佬」，但持守自己的尊嚴。他們可以忍受貧窮，卻不能忍受政府和精英對他們的尊嚴的剝奪。而民主黨政府偏好於施行「幫助窮人」的福利制度，反倒點燃了窮人的怒火——這套制度世界上是在剝奪「鄉巴佬」們所剩無幾的尊嚴。凡斯說出了「鄉巴佬」們的憤怒之聲：「政府讓人靠著福利就能無所事事，他們根本是在羞辱我們這個社會！我們是努力工作的人，卻因為每天工作而被嘲笑！」

價值觀的轉變，發生在凡斯十七歲那年。姥姥爲了讓他明白金錢來之不易，強迫他假期到百貨公司兼職當收銀員。正是在收銀員這個卑微的職位上，凡斯看到了決定社會政策的精英們在辦公室中看不到的真實的人間百態。他發現，很多所謂的窮人，挖空心思鑽福利制度的漏洞，他們分批結賬，用食物券買食物，再以折扣價賣出換現金，最後用現金購買啤酒、葡萄酒和香煙等奢侈品。這整個過程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施施然地發生，他無權制止，也無法舉報。

凡斯的姥姥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說，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不勞而獲，盡力不要成為領取政府福利的人。然而，在民主黨的社會政策之下，勤勞工作者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偷奸耍滑者反倒遊刃有餘。凡斯舉出一個例子說明福利制度帶來的巨大不公：「每隔兩週我會收到微薄的薪資支票，然後注意到聯邦政府會從薪資中扣掉所得稅。在此同時，一位住在附近的用藥上癮者也會以差不多的頻率來買丁骨牛排。我窮到買不起丁骨牛排，但託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買的丁骨牛排結賬。」他心裡非常憤怒：「我實在搞不懂，我們家辛苦度日，這種人卻可以靠福利津貼享受這些我完全沒有機會嘗試的小玩意。」還是高中生的凡斯，通過在超市當收銀員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民主黨號稱代表工人，其實言行根本不一致。

「鄉巴佬」們因此成為歐巴馬尖銳的反對者。歐巴馬似乎是全世界人的總統，偏偏不是美國人的總統，大概沒有人比他更仇恨美國的了——反倒是歐洲人如此喜歡歐巴馬，僅僅因為他的膚色和空洞的講話，在其剛剛上任、並未作出任何政績的時候，就把至高無上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他。然而，諾奬的光環不足以讓歐巴馬受到「鄉巴佬」們的愛戴，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諾奬是什麽東西。凡斯用充滿諷刺的筆調寫道：「歐巴馬的出現立刻引發我們最深刻的不安全感：他是個好父親，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他上班穿西裝，我們穿連身工作服（首先我們還得想辦法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告訴大家不該餵小孩吃某些食物，我們恨透她這麼做——不是因為她說錯了，而是我們知道她說得沒錯。」確實，虛偽者常常以高尚爲旗幟，比如歐巴馬強行讓公立學校設置無性別的廁所，並允許那些自我界定性別的人自由地出入男女更衣間，而他自己的兩個女兒卻就讀於昂貴的私立學校，不必擔心實施此政策會讓女兒成為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反正受害者是別人的女兒。「鄉巴佬」們當然舉雙手贊同川普對歐巴馬的批評：「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歐巴馬總統，我認為他是個很糟糕的總統——他沒經驗又自大，把我們國家給害慘了。」

歐巴馬及其民主黨同仁對基督教的攻擊達到了美國歷史上的最高點，這也是「鄉巴佬」們無法忍受的一個方面。川普說：「真正讓我不舒服的，是我們的宗教信仰在公眾場合遭受的對待。你在公開場合可以說的話、不可以說的話，還有可以在美麗公共場所建造的東西，這些都是有限制的。事實上，就是我們根深蔕固的宗教信仰讓這個國家變得如此偉大，我們對聖經教誨的信念和我們的成長、成功息息相關。……我不了解，為什麼那些口口聲聲要別人尊重他們信仰的人，卻不會去尊重別人的信仰，感覺每個禮拜都有某個和基督教有關的議題被否決。」對於凡斯的姥姥這樣將上帝和美國視為生命支柱的老派美國人而言，歐巴馬政府去基督教化的做法，是對他們信仰和信念的打擊與摧毀。

不過，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在質疑左翼世俗主義思潮的同時，也對當下美國教會作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與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區會上教堂的人其實比中西部、西部山區及密歇根州與蒙大拿州之間的人還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提和戴蒙這樣的大都會區其實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極度自由開放的舊金山差不多。」但是，在接受民調時，基於對傳統的尊重，大家都說謊，聲稱自己每個禮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聖經帶」信仰穩固且繁榮之假象。實際上，在鐵銹地帶，宗教機構雖然幫助許多人維持穩定的生活，但面對製造業衰敗、失業率高企和濫用藥物等嚴重問題，教堂已然無能為力，信徒大量流逝。

如果這個地區的信仰真的穩固而鮮活，凡斯的姥爺怎麼會酗酒並死在外面？凡斯的母親怎麼會一次又一次地婚姻破裂並染上毒癮？遺憾的是，教會的神學和講道刻意迴避信徒的現實困境。凡斯的老姥姥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極少去教堂做禮拜，她發現教堂裡的牧師在講臺上「耍蛇」——這不是一個比喻，極端靈恩派的教會確實如此，有牧師他們像雜技團的藝人那樣耍蛇，似乎表明其擁有舊約時代先知摩西那樣的能力。凡斯的姥姥也是「鄉巴佬」之一員，從未受過高等教育，也不具備強大的理性精神，她憑藉長年在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常識，對極端靈恩派的此類做法不屑一顧。確實，無論牧師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讓人拍案驚奇、瞠目結舌，而無法帶來廣大信徒信仰的復興。近半個世紀以來，儘管美國靈恩派教會信徒數量的增長在新教各宗派中遙遙領先，但其信仰並未帶來從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體性的翻轉。

在高中的時候，凡斯跟生父短暫相處了一段時間。他的生父是常去教堂的基督徒，也帶領他一起去教堂，從而打下他信仰的根基。但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時代，凡斯所觀察到教會中的種種情形，實在不能讓人點頭稱善。凡斯發現，很多基督徒的言論完全不具基督徒精神，他們整天如驚弓之鳥一般，憂心忡忡，患得患失——擔心世俗資訊洗腦年輕人、擔心藝術裝置汙辱我們的信仰、擔心精英迫害讓世界成為一個恐怖而陌生的國度。而牧師在講臺上老是攻擊同性戀將導致世界末日、地球毀滅，卻很少宣講基督徒應有的美德。「我所學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觀反而呈現在消極反對他們不接受的主張，譬如同性戀議題、進化論、克林頓的自由主義，或者婚外性行為。」這種視野和思想被狹窄化的、處於防禦狀態的基督信仰，已然喪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和本質。

今天，無論是美國教會還是美國社會，都應當謙卑地追尋建國之初的清教徒傳統，並從中發掘醫治今日「美國病」的藥方。正如美國學者霍爾在《改革的人民：清教與新英格蘭公共生活的轉型》一書中所說：「我們是否正確地理解了清教徒為什麼如此重要？一個簡單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為我們的公民社會和他們的公共生活一樣，有賴於把權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聯繫起來。在我們這個社會，自由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人們過於關注權利而忽視了對整個社會對義務和責任。權力被濫用、公益缺乏的現象隨處可見。正確理解清教徒不會改變我們在感恩節吃什麼，但是可能會改變我們感恩的對象和內容，可能改變我們想象更好的美國的方式。」凡斯回顧耶魯求學生涯時，講述的一個小小的細節深深打動了我：他剛到耶魯，跟一幫法學院的同學去餐廳狂歡到深夜，垃圾扔得到處都是，他不忍心讓可憐的侍者獨自清理，便決定幫忙。十幾位同學中只有另外一名同樣出身貧寒的同學留下來幫忙，因為其他人全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不會有同情心，也不願弄髒自己的手，認為多給了小費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改變，就需要從這樣的地方開始。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