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那魯道(明治十五年~昭和五年)，馬赫坡 (Mahebo)頭目。馬赫坡社，賽德克族「霧社」群之一社，位於南投縣境。昭和五年（1930年），莫那魯道合六社之力，襲殺日人百餘名。事後日本軍警傾力圍剿，歷四十餘日而平。莫那魯道兵寡落敗，率族人不屈自盡。此事震動日本朝野，咸以為「理蕃」之恥，台灣總督因而去職，史稱「霧社事件」。

《賽德克巴萊》講的，就是這段鮮血淋漓的族群創痕。對此觀眾並不陌生，但這部短短五分鐘的試片，令人一新耳目。因為片中不再套用「日本武士道」或「民國抗日」的窠臼，而是直接由賽德克本族「祖靈信仰」的觀點中來陳述。導演之用心用意，值得敬佩。

未來，這會是怎樣格局的電影？

若用報導的模式，讓觀眾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那麼電影的焦點便落在重建現場，還原當事人的行為模式，也就是序場文字所述的情境：「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為了恢復祖靈信仰，毫無預警地帶領三百多名頭綁白巾的戰士，衝進一個日本人的運動會現場，執行了一場突擊行動。在場的日本人人頭，一顆顆落了地，史稱『霧社事件』」。可預期的，電影將如SNG轉播車，足以具象的傳送當時的畫面和聲音，達成一種媒體的紀錄與效果。而情節邏輯與觀眾的解讀，很可能是順著「反抗」與「信仰」的思路雙軌進行。

所謂「反抗」，就是「受壓迫」、「忍無可忍」、「報復」，乃至於「同歸於盡」的過程。至於「信仰」，可以視為族群的集體意識。借用片中莫那魯道父親的話，就是「走向鬼魂之家的源頭，是一座美麗的彩虹橋唷。守橋的祖靈說，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攤開手，手上是怎麼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賽德克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鬼魂可以到達鬼魂之家」。這樣的敘事角度，確實是更忠實的由外而內，更貼近到賽德克人當時內心與傳統生命的價值中。

然而，這若果真是本片的兩道主軸，一個格局上的瓶頸仍舊難以避免。首先，這和三十年前的抗日電影如《英烈千秋》（丁善璽，1974年）、《八百壯士》（丁善璽，1976年）、《梅花》（劉家昌，1976年）、《筧橋英烈傳》（張曾澤，1977年）相比，本質差距多遠？

其次，「反抗」與「信仰」使弱者勇於戰鬥、無畏於犧牲。但在強者眼中呢？如果強者奉行的哲學，認定平等謙卑只是弱者限制強者的工具呢？如果強者心目中「真正的人」，就是要強有力的粉碎弱者意志呢？弱者有信仰，強者也有信仰。賽德克為祖靈而死，日本為大和魂而死，誰的死比較尊嚴？同為賽德克的信仰，當「道澤」「土魯閣」與「霧社」群槍刃相見，誰的祖靈算數？若說他們是信仰叛徒，那麼「霧社」群當初協建砲台、挺進隘勇線，迫使別人繳械歸順，難道不算叛徒？至於早一步抗日、卻敗在莫那魯道刀下的泰雅「撒拉矛」群（今台中縣梨山），以他們的信仰會不會譏諷「霧社事件」是現世報？

從戰士的角度，很容易解釋一邊的立場，卻難以贏取另一邊的認同。因為這當中的善惡好壞，不得不以本鄉本族的價值作前提。如此一來，電影的格局必然大受牽制。我們不妨先拿《教會 the Mission》(Roland Joffé，1986年)和《英雄本色 Braveheart》(Mel Gibson，1995年) 這兩部電影來參考。

《英雄本色》，敘述十三世紀末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率領民兵追求自由的事蹟，同時刻劃了老謀深算的英王，如何識破人心而勸服蘇格蘭貴族連續兩次倒戈。這樣的情節演繹，暗示了蘇格蘭的不幸並非源於英格蘭，而是源於自己。因為一個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民族，無法真正獨立。縱使建國，亡國亦不遠。華勒斯的價值，正在於感召了貴族的良心與決心，使蘇格蘭人的心靈先行獨立。

《教會》，敘述十八世紀的教會因為現實顧忌而放棄了理想，致使殖民軍隊對印地安人進行屠殺。從紅衣主教的內咎中，我們看見了西方社會中政教的對立與衝突，看見了錢與權掀起的腥風血雨。從印地安人所受的不公不義中，我們看見了耶穌會神父高貴的靈魂。原來，先進不等於文明，原始也不等於野蠻。那麼究竟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使命」？電影最後，倖存的孩子赤著身體移居內山。這是導演對整個歐洲文明的強烈批判，影射了人類未來的真正延續，是必須放棄現有的西方文明價值。不過，有一項可以保留‑‑‑電影中孩子撿起了飄流水中的提琴。為什麼？因為這代表了上帝真正的聲音與意志。

這兩部電影的格局開闊，令人沉思再三。不論你是不是蘇格蘭人，不論你是不是基督教徒，都會動容。因為展現於眼前的，不僅是敵我與成敗，而是超乎於種族、信仰、史事之上人類的永恆課題。那麼「霧社事件」呢？我們想讓世人從中看見什麼？

莫那魯道當然是英雄，但處理他的英雄性格並不容易。

「日本人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受人欺壓，椎心刺骨。作為領導人束手無策，莫那魯道的屈辱是燒灼的。然而，這是不是就代表他的決策具備了百分之百的正當性？縱使滿腔冤仇，但面對腳底下手無寸鐵的婦人小孩，有多少人能毫不遲疑的揮下手中的利刃？事件中遭到殺戮的，只是在學校參加運動會的非武裝人員。何謂英雄，英雄代表什麼意義？有祖靈信仰也好，沒祖靈信仰也好，誰無妻子，誰無幼子？殺，就是殺。殺害婦孺的罪過，真的有哪一族的祖靈、或是天上天下任何信仰裡的任何一個上帝、任何一個神可以出面庇護？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日本人裡面，真沒有一個是不該殺的？真沒有一個是可以不殺的？真沒有一個是曾經友善於我、對得住我的？刀下的血，真沒有一滴是乾淨的？

莫那魯道的英雄光芒太耀眼了。他固然不是義和團（義和團自認必勝，他自知必敗），亦非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有所脅，他無所脅）。但是，任何把「凡人」描繪為「完人」的嘗試，結果常是模糊、甚至摧毀了他真正值得崇敬之處。例如，當莫那魯道厲聲問出「你將來要進我們祖靈的家，還是日本人的？」這樣一句話時，台北人必是血脈賁張，但東京人會不會嗤之以鼻？還有倫敦、紐約的觀眾呢？兩軍交戰各為其主，有何好說？我們的犧牲永垂不朽，別人的犧牲就永朽不垂？賽德克人過彩虹橋，日本人進靖國神社，各為同胞瞻仰，孰辨高下？有沒有其他的觀察角度，可以讓自家人、敵人、事不關己的人，都震撼到內心深處？

霧社事件中，至少有兩個人和莫那魯道採取了不同立場。一位是泰摩．瓦利斯。他身為「道澤」群的頭目，在關鍵時刻選擇靠向日本，這是怎麼作出的決定？才不過十五年前，「道澤」群受日軍驅策大舉滅了「太魯閣」，事隔十五年，又要出手滅了血親更近的「霧社」，他是不是像極了《英雄本色》裡那個一心親英的老貴族頭子？另一位是花岡一郎（本名拉奇斯．諾敏），他受日本人栽培，也無法背棄本族。兩難中，他是自殺了，為什麼？這是報恩（為什麼死就能報恩）？還是死諫（為什麼必須整個家族一齊死諫）？還是對莫那魯道同族之義的交代？若依遺書「我等必須離開這世間，因族人被迫服太多勞役，引起憤怒，所以發生這件事，我等也被蕃眾拘捕，不知如何是好」、以及最後絕筆「在責任上，花岡愈考慮愈覺悟到非如此做不行。在此地的全都是家人啊」來看，他的死最接近「負責」，這最容易解釋為何他穿著和服切腹。然而，他師範學校畢業後便於教育所擔任教職，能負什麼責？除非他同時身兼政戰任務，負「就近監管」之責。或者他和吳鳳一樣，對「禁止殺人獵首」懷有自許的責任？又或者他的死，能夠從「以暴易暴於事無補」的角度來詮釋，就是《教會》中那位神父堅持不戰的觀點？不管如何，他死的壯烈，日本也將其自殺之處易名為花岡山為誌。但死前的那一刻，他究竟想到什麼？

拍賽德克血戰日本人，是講事跡。拍泰摩瓦利斯、花岡一郎與莫那魯道的反襯，是講人性。對這兩人的詮釋愈深，莫那魯道的形象也會愈深。這是一部史詩片，不是軍教片。軍教片只鼓吹單一的價值，史詩片則會深入到人性的細膩曲折處，兩者的格局大不相同。

覆巢之下無完卵。戰事一起，受時代左右卻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人盡數捲入。許多戰戰兢兢苟且想求活的人，處境就更不堪了。且看《風中緋櫻》（鄧相揚，2000年）書中的幾段記載：

「霧社公學校的校長新原重志在混亂中，指揮學生和家長進入他的宿舍躲避。他持武士刀單獨奮戰，阻止亢奮的抗日志士進入宿舍內濫殺…」

「抗日隊伍並沒有注意到魯比．那威和嘿米莉這兩位穿著傳統服裝的賽德克婦女，所帶著的三位幼兒都是身穿日式服裝的日警的孩子，因此他們得以逃過一劫。為了防範未然，她們為這三位幼兒換上包袱中的賽德克服裝……逃到了半路，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看到飛機在霧社上空盤旋，令她倆更加驚懼。她們料想道澤社可能也陷在戰事中，如果貿然帶著這三個孩子回去道澤社，定會遭到戰爭的波及。無論道澤社加入親日或是反日的一方，主人的孩子都將無路可逃。魯比．那威和嘿米莉．比荷想把這三位幼兒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但是把他們送到埔里街去，那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因為要經過霧社群的領域，那廣闊的範圍正處於戰爭狀態，於是她倆想到往內山朝著馬力巴的方向逃去……躲躲藏藏的經歷了兩天兩夜，終於抵達馬力巴駐在所…」

「初子隨著逃生的人群進入公學校校長新原重志的宿舍內避難。由於初子著日式和服，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於是潛在宿舍的一角，伏地裝死。抗日族人手持長槍與長矛追趕過來，槍聲、斥喝聲加上一陣慘叫聲後，整個宿舍的廚房與客廳都堆積了許多屍體。初子被壓在一堆屍體下面，身上沾滿血跡和血腥味。不久，霧社診療所公醫志桓源次郎夫婦被抗日族人追擊，也逃到宿舍的廚房來。抗日族人由牆壁間隙插入槍口，朝志桓公醫的顏面開了一槍，子彈貫穿頭顱，鮮血直流，志桓立刻倒在血泊中。躲避在初子旁邊的志桓妻子慘叫一聲『我的夫君…』，初子立刻勸止公醫的妻子不可出聲，伏地裝死，以免抗日族人再來一槍…」

「在混亂與驚嚇之下，中山清找不到他的母親……中山清深知自己的部落荷歌社，正是這次抗日事件的主導部落，未來必有大難當頭，因此他就隨著友人潛到道澤社去……沒想到中山清的這一抉擇，讓他保住了生命，卻與雙親永別……晚上大夥在床邊的炊事場準備炊事，灶台右邊床沿坐著三名壯丁，左邊床沿則坐著另二名壯丁，中山清也坐在左邊床沿。他們發現這個小孩說話的音調與道澤群族人有些差異，知道中山清是霧社群的小孩，五名壯丁突以異樣的眼光瞪著他。瞬息之間五把勇士彎刀自他們的刀鞘中拔出來。閃閃的刀光，中山清驚駭不已。他們五人的手緊揪著中山清的頭，將他拖出屋外。五名壯丁為中山清首級的取得權而相互爭執著。此時的中山清已失去懼怕的心，他沒有流淚，只是哀求這五名壯丁准他見日本巡查小島源治最後一面。這五人終於同意中山清的哀求，再度揪著他的頭，拖往距離一百公尺遠的駐在所去。他們告訴小島巡查說，這位是霧社族人的小孩，要砍下他的頭顱以表達對日人的效忠。小島巡查制止他們殺中山清，因為小島巡查知道中山清與他的次男小島重男是摯友…」

這難道還不荒謬？這難道還不接近戰爭的原貌與本質？什麼祖靈信仰，什麼大和魂，瞬光火石性命交關之際，人閃過什麼念頭？校長想保護學生、褓母不管抗不抗日就想保護嬰兒、明知族人起事卻想保護日本人、少年懼怕受累逃向外族，外族爭相殺他，日本巡查卻救了他…這些來不及以敵我利害作判斷的直覺反應，不正是最本然、最可貴的人性？

霧社事件中，花岡二郎也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本名拉奇斯．那威，於警察官吏駐在所擔任警丁職務。若論負責，他才是該向日本謝罪的第一人。事發之後，二郎隨一郎自殺，但方式迥異。一郎是殺妻、殺子、切腹。二郎則是自縊，並依照信仰，為先他自縊的家族屍首一一覆蓋方巾。最關鍵的，是他不願妻子殉死，他要妻子為腹中的孩兒活著。他區區不到二十歲，為什麼敢於去死，他和一郎的理由相同嗎？為什麼他不負責、不切腹？為什麼選擇賽德克的死法，他想告訴後人什麼？這是對人間灰心，還是為了對得起兩邊？「妳是女人，日本官憲應不會對妳興師問罪，妳要活下去！為我們的後代生存下去！」黑夜中，他就這樣把妻子、岳母和妻子幼小的弟妹送到濁水溪畔，轉身入山再不回頭。為什麼他忍心其他家族成員去死，卻不忍心自己的妻兒去死？這看似多麼矯情，卻多麼真情！

高山初子（本名娥賓‧塔達歐）是花岡二郎之妻，父親乃「荷歌社」頭目，與莫那魯道聯手抗日。她僥倖逃過運動場上的劫殺，卻不得不與丈夫訣別。父親遭擊斃後，她被迫隨反撲的日軍返回丈夫自縊的現場，之後即受監管，從而目睹了「二次霧社事件」的慘劇。（如果說「霧社事件」是賽德克人執行祖靈信仰，那「二次霧社事件」日本人就可以說是執行他們軍國主義的信仰。道澤駐在所的主管小島源治，密令道澤群夜襲霧社遺族。抗日的六社人口原有1158名，死於戰事者644名，餘生者都拘押在收容所。再經這一夜殘殺，僅餘298名，瀕臨滅族。）

再節錄幾段「二次霧社事件」中幾個日本人的言行：

「突然而來的夜襲事件，令初子措手不及，她懷著九個多月大的身孕，直往外逃奔，由收容所奔向溪谷，才逃離了鬼門關。天亮時，初子幾經踟躅與掙扎，才潛回霧社街上。她被熟識的日警發現，留她在霧社農業指導所的倉庫內暫時棲身。初子在恐懼中不斷回想起這一夜的驚悸過程，像一隻無助的驚弓之鳥，又想起安達健治囑託一再叮囑她要留在駐在所的宿舍裡，其語中涵義確實相當清楚……安達囑託是想救她一命，所以才堅持要她不要回收容所去…」

「『反抗蕃』襲奪運動會場的那一刻，小島源治失去了二子正男。而在同一時間，一位『反抗蕃』的孩子中山清，卻從運動會場逃出來，被小島源治從鬼門關救出……喪子之痛，轉換成視『敵蕃』之子的中山清有如己出的真情，給了中山清許多照顧。他的慈祥令中山清感動萬分！但在另一方面，小島源治又是一個極權統治者的化身，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劊子手……因此小島源治瞞著特別勤務隊，溜出駐在所，見到道澤群的頭目和勢力者（各Gaya的頭目），說明了實情。道澤群頭目大悅，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並且在翌日凌晨殺害了216名『反抗蕃』，取回了101個首級回來向日本邀功…」

「樺澤警部補不動聲色，拿出清酒和鹹魚，三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聊天，感覺相當融洽……父子開懷暢飲，樺澤警部補也頻頻勸酒，到喝醉時樺澤警部補拿出勳章出來，並且說：『參加戰爭，如果沒有取下敵人的頭顱，那是懦夫！不是男子漢！』已有幾分醉意的巴萬．諾門隨即說：『我兒子阿威是一位武勇的賽德克，他曾經獵過達臘都奴（日本人）的首級！』樺澤警部補鼓掌叫好，並且稱讚阿威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父子倆不疑有詐，還頻頻持酒向樺澤警部補致謝。他們告辭時，樺澤警部補還送一斗米和一條鹹魚讓巴萬父子帶回家……就這樣阿威亦列入黑名單中，10月15日即以『歸順式』之名，被當局逮捕，最後慘死在黑牢中…」

「他對於如何處置這批犯人而傷透腦筋，於是找上了眉原診療所的井上伊之助公醫，希望尋求他的協助，從他那兒得到毒死這批人犯的藥物。井上公醫相當不悅且憤怒，他說：『總督府派我到此地來，就是要我來救人，而非來殺人！……藥品可以殺人，更可以救人，但我終身選擇以愛來救人……藥就是愛…」（井上伊之助的父親，於明治39年(1906年)在花蓮從事伐樟工作時，遭太魯閣族殺害。井上於是習醫赴台，終身以愛復仇，在泰雅族的部落從事醫療及傳播福音的工作，凡三十餘年。）

同為賽德克人，戰與不戰，莫那魯道和花岡一郎不同。同為日本人，殺與不殺，樺澤重次郎與井上伊之助也不同。涉及霧社事件的日本人裡，有的心存憐憫，有的陰險狡猾，有的以德報怨，有的血債血還。哪一個才是日本人？如果不能一概而論日本人，就無法一概而論賽德克人。種族與血緣，絕難作為一概而論的標準。能一概而論的，不就只有人性的質地嗎？

初子懷著二郎的愛，生下遺腹子，熬過了收容所與川中島那些痛苦絕望的日子。昭和七年（1932年），她十八歲，日警再度撮合她與中山清的婚事。九年後，中山清獲聘為能高郡役所的乙種巡查。從莫那魯道的寧死抗日，到中山清的昇任巡查，時隔十一年，霧社的反抗意識算是完全消沉了。莫那魯道死後有知，會不會覺得這死去的一千人，以及遲遲不得平反的冤屈，都變得無謂？會不會認為中山清是認賊作父？莫那魯道輸了嗎？日本人真贏了嗎？霧社事件，究竟給了世人什麼啟示？

導演沉潛多年，如今有天時、有地利、有人和的良好氛圍，這部電影勢將掀起台灣影史上的巨大熱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我們對人類自身的了解，應該有能力超越上世紀對效忠國族、效忠信仰或主義的無條件訴求，有能力從「史實」中建立「史識」、從局部性的事實中把握宏觀性的真理。我盼望《賽德克巴萊》不是一部單純為了建立身分認同、國族自尊的電影。莫那魯道義不受辱，花岡一郎抉擇死生、初子與二郎、中山清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共同光耀了那個荒唐的亂世與困在體制內的人心。我盼望《賽德克巴萊》是一部從這裡去開展格局的電影，是反戰而非主戰、是讓人認識戰爭而遠離戰爭的電影，是從普世價值中哀憐敵我的電影，是「告訴世人有關人性、有關愛與恨、有關究竟什麼是文明」的電影。讓觀眾看見賽德克人、看見日本人，看見人，然後看見「真正的人」。或許，不必想從歷史中學習教訓，就從歷史中學習寬恕。學到真正的寬恕，也就學到了真正的教訓。

< 引用~何英傑文章：真正的人---《賽德克巴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