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為賠錢賣屋的事煩心，沒有閒情舞動文字。繁忙之餘，從廢用的電腦中，整理出一些舊作重刊，算是弊帚自珍，只是重讀這些舊稿，竟有點恍如隔世。

此外，我也怕首頁盡是舊稿，讓到此一遊的朋友覺得本人太沒誠意。我就在想打盹卻又難以入睡之際，把往日寫稿的背景及個人的文字因緣，稍做交待。

二十年來我的職業，有人稱文字工作者，也有人說是媒體工作者，我的認知只是「記者」，我對這個職業角色的認識，曾經先後經歷過三次重大轉折。

大學畢業前夕，我曾向同學說，將來若當不成學者，就要從事社會公益。當完兵後，我就先考研究所，沒考上就找工作，準備繼續應考。但有一天，我忽然省悟，自己欠缺社會經驗，即使唸到博士，也可能成為自己厭惡的冬哄先生。

隨後就想，什麼工作最能貼近社會脈動?不用說，一想就想到了當記者。這是我一開始對記者的角色認知：貼身觀察社會的人。只是，當時，我隱約之間不想當一個「純記者」，因為我只想，比別人更貼近瞭解我所身處的世界變化。

猶記六年前，位居媒體高層的朋友要「挖」我，到他服務的媒體去工作，我們談著談著，竟辯論起記者的價值定位。他力主，記者要「純」，做一名純粹的記者，只論是非，沒有朋友，更不宜以自己的價值立場介入政治社會運動。

當時的我，早在1992年~2000年的工作之餘，投入媒體改造與政治改革運動，一聽到純記者的論調，就直覺礙難同意，於是申辯說，我先是一個人，其次是一位公民，再其次才是一名記者，所以只要記者的工作違背我的公民意識和責任，或背離做人的良知，我隨時可以不幹記者。這是我當時的職業認知。

或許是，我與媒體友人草創台灣記協的過程中，對許多記者攀附權勢及保守心態早已不滿，所以說起話來不免語氣過激，這位朋友就打出免戰牌，直說，怕這樣辯來辯去會沒完沒了，乾脆不跟我辯了。結果，真理並未愈辯愈明。

事實上，在前述八年業餘投入社運的過程中，我寫了大量的媒體改造、社會改革及政經革新的文章，多數沒有稿費，也未在主流媒體上出現。那時候，我與親蜜的戰友們都以地下活動為榮。地下象徵著，不求名利與權勢對抗。

<另類記者的媒體改造經驗>就是十三年前我初涉媒體改造運動的作品。當時，我曾以記協副會長的身分，參與台大教授朱敬一等澄社教授發起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還因此策劃過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唯一一次的媒體改造大遊行。

後來，我又與環保、勞工等領域的社運結緣。綠黨草創之際，我曾參與由綠黨要角發起的「社運總動員」及其隨後轉化的「社會立法運動聯盟」。但其間，我投入更深的卻是工運，1996~1999年間，關廠事件頻傳，我向報社請纓，從主流的政治、財經線，改調去跑較冷門的勞工線。那是我生命最為躍動的一段日子。

我當然也撰寫了大量關於台灣工人困境及出路的文字，這些文字有的是應工運團體及友人之邀，更多是自己積極蒐集資料、困勉調查研究的心血，這次整理舊稿進度有限，這些舊稿來不及收錄重看，短期內也沒打算登上部落格現醜。

事實上，那些與工運相關的文字，更讓我感到有如隔世之作。我在大學時代曾自命是殷海光、海耶克及波普等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徒，邁入這段參與工運的歲月，我已經變成，一個非難自由主義而傾慕社會主義的「運動者」，記者只是我維持生計，方便介入運動的職業，不是我的靈命之所繫。

與先前大力入世的情景相較，近兩年我只能算是一個為稻粱謀的記者，雖然在公司裡的頭銜好聽了一點，叫「主筆」，但做的工作就是記者，無非採訪與寫作。或許是寫倦了局外人記述的新聞體文字，心中更嚮往做個自己說故事的作家。

尤其，最近一年為了擺脫銀行債務，而努力研讀有關理財投資、選擇權等專業書籍，又利用業餘時間操作交易，才發現自己愈來愈有物化之虞。剛好投資慘敗，我才登入部落格，一邊沈痛檢討反省，一邊重拾文字創作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