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華教授在〈「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如何變成俗諺？〉一文中，展現了精準的文獻考證功力。他翻遍清代與日治時期俚諺辭典，如同歷史偵探般，成功勾勒出一條從 1952 年吳新榮的文學私記，到 1980 年代高雄文人圈（楊青矗、葉石濤、簡炯仁等）的論述轉譯，最終在 2006 年納入國家歷史教科書的現代傳播鏈。

這項研究有力地打破了一個現代臺灣人的「傳統神話」。然而，將這篇精彩的「文本訓詁」置於臺灣宏觀的社會學與族群史脈絡下審視時，卻不免讓人憂心：這種過度依賴「漢人、父系、文字紀錄」的考證，是否因為田野的缺席、科學的脫節、以及對原住民母系社會的徹底忽視，而陷入了另一種知識分子的盲區？

一、 田野的缺席：文字的「遲到」與平埔口傳歷史的消音

該文的核心論據建立在「清代與日治的俗諺辭典中查無此句」。但這忽略了民間口傳文化與官方／知識分子文字記錄之間的巨大鴻溝。

清代與日治的辭典編纂者，多為漢人仕紳或日本殖民官員。在漢人主流的宗法社會觀念中，與原住民通婚或血統的「不純粹」，往往被視為不夠體面、不登大雅之堂的事。這種涉及族群通婚的底層庶民記憶，自然極易被精英階級的辭典過濾與閹割。

然而，如果回到田野現場，在中南部的西拉雅、大武壠、馬卡道等平埔族群傳統聚落中，許多家族的口傳記憶裡，一直都有「祖先娶番仔嬤」或家中有「向缸」信仰的痕跡。吳新榮在 1952 年寫下這句話，究竟是個人獨創，還是作為臺南佳里在地的知識分子，在田野中捕捉到了地方長輩口耳相傳的某句口頭禪，進而提煉為文字？

如果吳新榮扮演的是「記錄者」而非「發明者」，那這句話的民間生命力就比文字記載古老得多。「查無文字記載」並不等於「民間歷史現象不存在」，缺乏田野的考證，容易將豐富的底層聲音誤判為歷史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