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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台大史：從帝國大學到台灣大學】
主辦：台大學生會。
時間：1991/11/13晚上7：00。
地點：活動中心大禮堂。
主持：賴中強。
講者：
吳密察（歷史系教師 台灣史學者）。
張忠棟（歷史系教師 1951年進入本校）。
黃武雄（數學系教師 人本教育基金會成員）。

歲月匆匆，從帝大到台大，轉眼間這所大學，已走過63年頭。相較於國外知名大學，63歲雖屬年輕，卻也留下許多記憶。身為台大人，對於她的歷史，你了解多少？

學生會特別於校慶前夕，舉辦一場關於校史的座談，讀到歷史系吳密察老師、張忠棟老師及數學系黃武雄老師，與同一起走過歷史，並對現狀提出反省。

以下是演講紀錄：

吳密察老師：台大創立於1928年，到現在已有63年。在這63年中，戰前和戰後這個學校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但不管是戰前或戰後，它都是國家支持的大學，因而受到國家的支配或國家政策的牽引非常明顯。

殖民者的恩惠？─帝國大學成立始末
1928這個學校的成立，與日本殖民地政策有很深的關係。日本在1895年拿到台灣後，便一直有人提議要在台灣設大學，但一直沒有實現。之所以沒有實現，是因為日本統治者當然知道在殖民地辦教育，最好是辦一些初級教育或實業教育。他不能讓你沒有知識，但他也不能讓你有太高的知識。

在日本統治初期，有的只是「國語教育」也就是日語教育；讓你看得懂日文，看得懂他發的命令，看得懂技術性書籍以知道如何操作機器、如何施肥、如何使用新的農具。此外，只有因應臨時性的需求而設立的職業學校。

日本殖民政策在1919年起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來自於世界潮流，與日本內部。在世界潮流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召開巴黎和會，民族自覺的聲浪興起；1919年3月1日，朝鮮發生三一獨立運動，要求脫離日本獨立；受到三一運動直接間接的影響發生中國的五四運動，而後二者都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些因素使得日本從一種摩擦激烈的殖民政策，轉為較柔愷的殖民政策。

而在日本本國方面，1918年日本近代第一個文人政府「原進內閣」成立，「原進內閣」本身是個立憲主義者，也是個「內地延長主義者」─主張殖民地統治應是日本內地的延長，應把日本內地的制度放到殖民地來實施，以消除殖民地與殖民母國間的差別。以上這些國際國內因素使得日本在台灣的統治由殖民地主義轉向同化主義─強調殖民地人民也是天皇的子民，與日本母國在同樣一個法的規範之下，並沒有受到差別待遇。

如此，便需發展出一套與日本本國沒有太大差別的教育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統治者便在1919年開始規劃「台灣教育令」，規定總督府要設高級普通教育（相當於初中、高中制度），而不像過去只設初級普通教育（相當於國小程度）。從1922年開始，經過6年，1928年第一屆台北高等學校（現在的師大）的畢業生就要畢業。

如何收納這些畢業生，便成為殖民地教育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日本政府1925年便開始在總督府下編列了預算蓋校舍；1926年開始聘教授，並將一些年輕的助教授（相當於今天的副教授）送到西洋留學；1928年這個學校開始上課。明顯地，這樣一個學校設立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收納台北高等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第一屆入學生中，80%來自台北高等學校）這個學校成立的時候，贊成的人並不多。一般的日本人反對，認為讓殖民地的人唸太多的書只會造成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增加統治上的困難。

抗日系的台灣人也反對，認為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個大學，而是更多的小學以及中學讓台灣民眾的教育更普及；而台北高等學校基本上是日本人唸的學校，在其上蓋個台北帝國大學是造福了日本子弟而非台灣人民。（第一屆入學生中，台灣人只有5人）而總督府之所以執意要設大學，固然是要強調台灣和日本一樣沒有受到差別待遇，向世界炫燿日本在殖民地上建大學；此外還另有考慮。

根據日本政府內部機密檔案，日本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最重要的考慮是：「把台灣的學生關在台灣」「避免日本在台第二代子弟回流日本」如果不把台灣的學生關在台灣，台灣學生到日本留學，將會發現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內地與台灣仍然有差別待遇；台灣學生到中國留學，將會受到抗日氣氛與左翼思想的影響，不利於日本的統治。不在台灣設立大學，將會使日本子弟回日本內地讀大學，進而放棄在殖民地繼續發展，造成日本在台第二代回流；而這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日本在台第二代富有擔任開發台灣甚至南洋先驅者的使命─相違背。

為母國貢獻心力─帝國大學的研究方向
當日本政府在決定這個大學要研究什麼，要教什麼時，相當考慮整個國策的需要。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最南的大學，也是唯一在熱帶的大學；因此他就被定位成一個研究熱帶，研究南方（日本人的南方是指琉球、台灣、東南亞）的區域研究型的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時設有文政學部及理農學部，它的研究重點相當反映出上述的定位。文政學部最重要的是史學科，包括土俗人種學講座即南洋史講座。土俗人種學即今天的人類學，當時稱為民族學，但為避免台灣的民族問題故命名為土族人種學。他研究的是台灣的馬來亞系即高山族，對台灣高山族體系的研究是從此開始。現在到人類學系標本室，可以看到當時留下相當完整的標本。南洋史講座，研究的是17世紀，南中國海周圍（中國華南、中南半島、印尼、婆羅洲、菲律賓、台灣）地區的歷史，特別是人口及物質的移動。

這整個研究相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1620─1630年代，荷屬東印度公司（1601年成立）與英屬東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的勢力到達東南亞；而台灣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被荷蘭佔據。了解這樣的研究重點後，就很容易了解為什麼幾位文政學部的部長都是精通數國語言。第一任文政學部部長藤田豐八，可以解讀波斯文、漢文、英文、日文；第二任文政學部部長村上直四郎，可以解讀葡萄牙文、荷蘭文、漢文、英文、日文。

他們兩位研究的主題，都是17世紀，東西交通史，尤其是環南中國海的區域。另外一個研究主題是，16、17世紀也就是明中期到清初期，環東海地區（中國華北、華中、台灣、琉球、日本）人口及物資的交流。以上的區域研究，在當時說具有世界水準；當時這方面的研究除了法國設在河內的遠東科學院外，就屬這批日本學者最有成就。也正因為如此，現在台大還收藏有相當多這方面的資料。此外，文政學部還設有語言學馬來語的研究，及黑潮的研究。在理農學部方面，其實是繼承了1910年代所成立的中央研究院。

當時的理農學部包括了農業、林葉、醫學等部門。研究如何防治台灣的傳染病、風土病，研究農業機械、育種、研究如何提高耕種水準；可以說是以熱帶農學為重點。目前農學院的研究相當程度地繼承了日據時代的研究，像台灣動植物的分類登錄，台灣的農藝、農業栽培、水稻、甘蔗、農村社會、農業經濟、台灣的殖民地農業、殖民地經濟、台灣的漢人社會。到了1936年增設醫學部，在這之前原有台北醫學專業學校，李鎮源先生就是1936年第一屆醫學部的學生。隨著日本逐漸的軍國主義化，逐漸要把台灣變成一個南進基地，台北帝國大學的學問方向也有了轉變。

1943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積極希望從南洋地區獲取資源，便由文政學部念文法經濟的學生組成「南方人文研究所」，從事中國華南、海南島、中南半島、印尼的人文產業研究。同年，理農學部成立「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從事南方礦產物資的調查研究。同年，成立工學院，因為這時的台灣必須發展重工業，以配合日本的軍需工業。也是在1943年理農學部分家。

而目前法學院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是一個培養南方經理人才的學校。它的課程除了簿記、商業、經濟學、財政學外，還包括地域研究，及語言課程（包括福州語、廈門話、廣東話、馬來西亞語、泰語、印尼語）現在法學院圖書館地下室，可以看到這方面研究的畢業論文。戰後1945年12月台北高等商業專科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合併成國立台北大學，一個月後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學術傳承的斷層
總結來看，台北帝國大學是因為殖民地教育體系的需要而設立的大學，設立後的研究教學重點則相當程度受到日北帝國政策的影響。我們可以說這樣的大學，自主性不是很高，不是在學問發展邏輯內設立的大學；而是一個現實性很強的大學。用現在的話語是個配合國家、配合輕建計畫的大學。但這個大學也留下一些正面的遺產：

一、台北帝國大學是用現代學問的方法研究本地，也就是台灣研究的學術據點，台灣研究是在此發展開來。
二、近代的各種學問，透過這所大學被有系統的傳承進來，在台灣誕生。
三、由於當初設立這所大學的主事者是相當有抱負的在建設，因而留下不少的有形資產：
1、當時為研究亞洲地區大批購書，包括為了研究東西交通史必須了解阿拉伯地區，從德國書商購進了一個特殊的全集，只是目錄便達兩百多頁，其中包括西亞各種語言的資料甚至手稿資料。
2、設立前為研究中國文學，派學者到法國留學（法國是當時西方中國文學的重鎮）研究當時新興的敦煌學，並且把敦煌文學拍攝下來。戰後文學院出版的第一本書，便是帝大時期整理的有關敦煌的文件；但自此以後台大沒有做任何有關敦煌學的研究。
3、在文圖研圖可以看到很多線裝書，這些書是1928年帝大成立時，派學者到中國向藏書家整批購買的。目前大概只有中央圖書館、故宮、中研院史語所，以及台大有線裝書；而臺大的線裝書95%是在1928─1930年間購買的。
4、研圖特藏室留有相當多的琉球資料，中日交通史資料。

1945年以後的變化，使我們必須面對戰後台灣大學與台北帝國大學之間斷層與繼承的問題。以歷史系為例，帝大關於17世紀東海南海的研究明顯是個斷層，大批的葡萄牙文、荷蘭文、馬來文、印尼文，甚至上述西亞阿拉伯的資料，被擺過圖書館的角落無人聞問。然而農學院方面兩者之間卻沒有那麼斷絕。這也許是因為理科農科方面，有人脈的延續，有學術內在發展邏輯在運作的緣故。

張忠棟老師：
我接著講戰後的部份，方式上和吳老師很不同。吳老師對台北帝國大學的歷史有很仔細的研究；我雖然1951年進入台大讀書然後教書，前前後後混進混出40年，但對這段時間台大的歷史沒有仔細的研究，大部份是自己的體驗、浮面的觀察，對於過去40年的情形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台大人的鄉愁─傅校長時代
戰後不是從1951年開始，而是從1945年開始。1945─1948三年中間台灣是經過一個動盪的時間，我們知道也聽說，那三年中間換了三個校長。這期間台大是相當動盪不安，而且如何從一個日本的大學轉變為中國的大學顯然有很多的爭論。新來的校長老師雖然有不少以前留日的，但他們代表中國來接收這個大學，當然有某些「任務」。

戰後第四任校長是傅斯年，傅先生1949年到台大，1951年年底去世。傅先生在大陸時便很有名，也是個很有氣魄、很有思想的人；他對於辦一所大學要怎麼辦他有他自己的理念，他是德國留學的和英美留學的很不一樣。台大現在的校務會議大約是一個學期開兩次，一次開個一天；以前甚至一個學期開一次只開半天。不久之前去世的臺靜農教授是1947年到台大，他去世之前沒多久我到他那去聊天。

他提到，雖然傅校長剛到台大時是很有氣魄很有威望的，而且當時教授不多學校不是很大；但是傅校長經常開校務會議，一開就是兩三天。以傅校長的威望氣魄，在他要說服大家改變一些制度時，仍然花那麼多時間去開校務會議和大家討論。另外還有兩件事，是到現在大家仍然懷念的。一件是在他任內建立教師聘審制度，各系聘進來的老師或昇等都要經過全校的聘審委員會，這在過去系主任不是選舉產生時，對於系主任因為主觀、偏見，甚至特殊的用意任用一些不適當的教授，有抵銷的作用。

第二件事情，當時兵荒馬亂，經常有憲兵警察跑到學校說某某人是共匪要捉走。當時國民黨被共產黨全面打垮退到台灣，台灣是國民黨最後生存的機會，提到共匪還得了，捉匪諜這件是誰敢說不能捉。傅斯年便和陳誠嚴重交涉說：你再到學校來捉人可以，如果有確實的證據證明他是匪諜讓我了解，在我的同意下可以捉人；在沒有我的同意下隨意捉人，我校長可以不做。最近台大發生的一些事情，讓人特別想起這件事。可惜傅校長做了一年多便去世。

傅斯年之後是錢思亮先生接校長、錢先生前前後後做了二十年校長。傅先生和錢先生都是黨員，初期的校長不一定是黨員，主要是看他在學術界的地位。錢先生以前在北大化學系就有一些名望，也算是很開明，他是個好好先生大家都可以和他溝通，另外他也有一些基本原則，對於大學要守住哪些基本原則有一定的看法。但是由於它的脾氣很好，另一方面情勢轉變，使得他這個好好先生擋不住客觀情勢造成的大學教育的變化。

兵馬倥傯暫休止─國府勢力全面滲入校園
這個客觀情勢便是1950年6月韓戰發生。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下來對大學一直心有餘悸，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國民黨員說大陸丟掉是大學的老師學生造反弄垮的。但是1949年、1950年兵荒馬亂時期國民檔來不及整頓控制大學。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國必須全力投入韓戰，而且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這樣的局勢使得中共進攻台灣的可能性降低，使得在台灣的國民黨解除來自中共的威脅。

同時，韓戰的爆發也使得自由世界共產世界冷戰對抗的局勢更明顯，反共氣氛更為強烈。如此種種，使得國民黨有充分的時間力量鞏固台灣內部，並且使國民黨加強反共鬥爭。是在這個背景下國民黨一步一步加強了對台灣、對學校、對大學的控制。另外一個因素是國民黨完成了黨改造，改造成革命民主政黨，但是可用革命的方法手段。

如此發展出的政策，包括教育政策，便是一手包辦式控制統治性的政策。對大學而言最明顯的發展是救國團的成立。救國團的成立，是國民黨在討論黨改革時蔣經國提出的。原來的構想是幾乎要包辦一切政府工作，包括查戶口、警察、交通、學校。後來徐復觀、殷海光在自由中國寫文章批評，因此縮小成只管教育。這對台灣而言是大幸，但對學校而言是大不幸，救國團把一切的力量都放在學校，致使救國團在學校發展的結果包括：

1、開始實施軍訓教育。
2、教官開始接管訓導工作，像課外活動組的工作。
3、透過軍訓、訓導工作的管哩，開始記錄學生的背景表現看是不是忠黨愛國，而這樣的紀錄在男生進入軍中受訓時，將會移送到軍中。
4、吸收黨員，而且漸漸變成大家為了找工作、出國不得不加入國民黨。以歷史系為例，當然在中學教書是多數畢業生的出路，但是沒有黨籍，大部大學校是根本進不去的。

跟隨自由中國關門，雷震被捉，殷海光被迫離開台大，1960─1970年代控制繼續加強，在課程方面，在我進台大時就有三民主義，後來加強中國史的課程。在我唸書時只有歷史系必修中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中文系必修中國通史，考古人類學系必修中國通史，其他各學系學院都是選修。後來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卻成了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

接著各校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台大三研所的成立是在閻振興當校長時，當時我去找閻振興，我向他表示三民主義是國民黨一黨的主意，而且在學術上能不能成為一個學問、一個研究體系，頗有問題；如果只是要鼓勵三民主義的研究，可以鼓勵法學院的學生多寫這方面的論文，多提供獎學金即可，何必成立這個世界各國都不會認可的研究所。據說當時成立的理由是為了培養三民主義課程的師資，而且閻振興公開表示，這個所成立與否不是他個人能決定。

黨務系統控制校園─大學發展嚴重扭曲
閻振興是黨員，而且做過中常委。早期校長未必是黨員，閻振興之後似乎是非黨員不可，唯一的例外是虞兆中校長，但是虞兆中校長做了沒多久就沒有做下去了，據說是他的很多做法有關方面不滿意，便找了其他的理由換了孫震當校長。學校很早就有了黨部的組織。

但在我的經驗裡，我以前是黨員，歷史系有個教授小組，平常活動不多很少開會，交了黨費以後每年大家聚餐一次也就完了。但是在孫震來了以後，可以看見這幾年黨部的組織有加強的趨勢。一方面孫震以大學校長，兼任大學黨部主任委員。另一方面，最近兩三年，國民黨老師的組織在有事的時候都動員的滿厲害的，像10月10日軍警入侵校園發生後，16日就在這裡辦一個說明會，青工會就動員國民黨的老師行政人員參加。

我要講的問題就是：戰後的這40年，台大由帝國大學轉變成國立大學，然而實際情況更像是一個黨立大學。國民黨這種對待大學的態度由來已久，從抗戰起，因為一方面要對抗日本人，一方面要防止共產黨發展；他怕大學不能控制，便在大學發展活動組織，進而規定大學主管必須是國民黨員。在馮友蘭的回憶錄中便曾提到，當時由於他要出仕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因而「奉命入黨」。

而在前不久青工會召集大學校長開會，名義上是與教育部聯名召開實際是青工會主導；並且決定教育部青工會要合組一個組織，以後學校的重要工作要在這個組織內決定，同時這個組織的決定大學校長為黨員的身分必須貫徹，如此將大學置於黨的控制之下。

我要講的另一個問題是，政府也不能因為國立大學是國家設立，經費由國家提供，便要處處管理大學。甚至10月10日的事，有人說，這個大學是國家辦的，國家要派軍隊來，是理所當然的事。在美國的州立大學，香港的中大港大，經費都是來自政府，但所有大學大大小小的事都完全由學校裡的教授決定，只有教授最能掌握學術的發展方向，政府插手只會扭曲了大學的發展。

主持人：
在前面兩位老師的演講裡，我們看到這所大學在設立之初就沒有太大的自主性，而是日本殖民政策的一環；而在戰後他受國民黨的影響控制也是非常明顯。接下來我們請黃老師來說他的一些看法，黃老師將從應然的層次來討論大學與國家的關係，大學在社會中的角色。

黃武雄老師：
兩位老師幫我們回顧了台灣大學這63年的滄桑史，我們今天已經來到90年代─20世紀最後一個年代。在這樣一個回顧之後，來看台大以後的角色，大學的功能，台大跟台灣社會甚至跟下一個世紀人類社會的關係，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深刻的反省。我們開始把問題的焦點往另外一個層次提升。換句話說在兩位老師細膩的歷史考察，然後我們看今天台灣是處在一個變遷的年代，在這樣時局變化之中，台大本身要扮演什麼角色。

理想大學的三個知識面向：工具性、詮釋性、批判性
另一方面我們把我們的眼界放寬，我們看到多根本的問題，像生態自然的破壞污染，臭氧層的破洞，波斯灣戰爭所帶來的深刻意義及影響，共產主義社會崩潰轉成資本主義經濟在宰制人的文明；這整個大的格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學在這整個格局裏要扮演怎樣的角色。

把這個問題拉回到比較理論的層次，我們來談大學的功能。前一陣子大家在討論軍警武力能不進入校園，引起不同觀點的爭議，這些爭論都會很快回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大學的定位是什麼，大學跟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一般大家了解，所謂的大學就是傳承知識開創知識，一方面把上一代的知識傳給下一代，另一方面從事知識的創作生產。在這樣一個看法之下我們似乎沒有碰到問題的核心。我光是利用哈伯瑪斯（法蘭克福學派晚期代表人物）討論知識的架構來看這一個問題。

大學能夠給這個社會什麼？第一個部份是工具性的知識。一代要把有用的知識和技術傳承給下一代。例如工學院的學生在幾年的學習之後，開始進入煉鋼廠，開始從事石油的探鑽。法律系的學生畢業之後，要接管用法律來規範社會的組織。這些都是上一代要傳給下一代的，否則下一代要如何面對這些問題。而這些知識技術工作的人也要去開拓一些未知的事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專業研究。而以上這些知識技術的傳承或研究，基本上是工具性的。

第二個部份是詮釋性的知識。大學對於歷史曾經發生過的事，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和考察，然後解釋。像剛剛兩位老師討論過的台灣大學在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的定位，或從曾經發生過的事來了解大學的功能，了解殖民政策，了解黨化教育。這基本上是一種解釋的知識，解釋的學問不只是針對社會現象或歷史現象，其實自然現象也必須做一些解釋。也許哈伯瑪斯太過分的把科學定位在工具性的知識，實際上科學是人和自然從事對話的活動。

基本上這整個都是在解釋一些現象，從社會現象、歷史現象，到自然現象，到人的生理心理現象。這樣的解釋，可以幫助一般大眾或政府決策官員，了解他所做的事情勢什麼樣的事情，了解自己在社會的定位，了解自己所屬利益階層所屬團體的定位，甚至了解自己所屬年代的定位。

第三個部份，是反省批判和解放的知識。這是大學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大學本身不只是提供工具或技術性服務，也不只是解釋一些現象而已，他進一步要給他所看到的事務作深刻的反省批判，甚至進一步提升到使得人能夠透過大學提供的知識，從他們所處的環境從他們所處的時代解放出來。

今天我們談學術，卻有很多人習慣等同於第一個層次的專業研究，大學一步一步的變成技術性的研究，變成工具性的服務。其實第三個部份所發展出來的知識會對整個時間構成很深的影響、像個人和集體的對立─包括以前共產主義的政治控制，今天資本主義對文明的宰制─個人在其中如何掙脫出來，這都是很根本但被忽視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聯考制度下，很多人進入大學進入一個科系，他就認定他是屬於那個科系，認定其他本科系外的事務都和他不相關。他每學一個東西，例如法律系的人學微積分，他馬上要問微積分對我以後學法律有什麼用。如此，不是把知識當成是自己經驗的拓展，而是把知識看成有利於自己未來出路的工具。

基本上，一個大學不只是探討工具性技術性的學問；進一步他要解釋現象，解釋因果，解釋人在社會裡在歷史裡的位置：進一步他要做反省、批判，並提出進一步可能的發展。；剛才吳老師提到日本殖民者創立台大就是把大學當作一個工具來看待，雖然這中間也累積了很多可貴的資料。

對於詮釋性，解釋現象的知識，有些開明的執政者，也許會將你的解釋加以運用，例如經濟政策。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在做一些解釋時，已經不為執政者所喜，尤其對於獨裁者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我們對於228事件不加以任何價值判斷，只是把當時的事實呈現加以解釋，就已經不是統治者所能接受的事。最近我們看到警備司令部不願提供資料給228事件文獻處理小組，這就反映出當政者不願意你去解釋一些社會或政治裡曾經發生過，或著正在發生的現象。進一步，我們進入反省批判解放的知識時，更為大部分的政府所不能接受。

不只是台灣的政府如此，像1960年代美國尼克森，詹森政府，就不願意大學生對美國介入越戰政策加以批判反省。然而越戰已不只是外交政策，而是影響到美國社會內部結構，甚至影響到人類整個文明的問題。總結來說，大學不只是做一些工具性技術性的服務，他對整個時代有提出批判反省的功能。

也因此會蘊育出一些新的思想；在這樣的時刻會跟政權的利益衝突，學術跟政府會出現裂痕，這樣的裂痕尤其是在社會處於變遷時最容易發生。而這樣的裂痕是使得一個時代能進入另一個紀元的生機，如果壓制這樣的裂痕，把大學視為附屬於政府的管轄之下，不讓他獨立出政府的權利之外，那整個時代的腳步就會停頓下來。

移植知識充斥─欠缺母體的學術研究
我們把問題的焦點拉回到台灣來。台灣這個學術界目前有個很根本的問題─大家所從事的專業研究基本上是移植過來的。早期像吳教授所說的，圍繞著開發南方這個中心議題發展出一些資料研究；而這樣的學術傳統在1945年國民黨來台灣接收後便出現了一個斷層，有了斷層之後台灣學術界的腳步就停滯下來。

這樣的現象維持了很長的時間，慢慢的台灣的學術生機開始恢復過來─1960的後期到1970的初期，學自然科學受過現代專業訓練的人開始回來，另一方面也結合了當時現有的文法方面的學者。他們慢慢的從國外引回他們所從事的研究知識內容，然而這些知識內容基本上是移植過來的，它不是台灣社會本身所產生的急需解決的問題，它不是從這些問題萌芽發展出來的學術研究。

我想歐洲今天的學術研究和整個歐洲的利有很大的關聯，跟他整個社會變遷所引發出來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有這樣的關係，也就是有個母體；一個研究本身一定要有問題的來源，而這個問題的來源基本上是整個社會或歷史引發的，蘊育這樣問題意識便是一個母體，這個母體是使得一個時代社會的學術研究能夠發展的主要根源。

而台灣目前各個學術研究的母體不在台灣，母體是在歐美社會；有很多人寫一個論文，他遇不到知音，他去做報告只能做很粗淺的報告，他一定要回到美國的某一個大學或是參加一個年會，他才能把他所說的東西讓他的同行知道。基本上台灣現在所從事的研究只是一棵大樹的枝葉，而這棵大樹的根是長在歐美社會的土壤裡。這些東西不能形成一個新的學派，因為他沒有一個共同的團體。

台灣現在的研究，過分專業化技術化以及外來化，造成學術研究與整個社會脫離，甚至連扮演一個技術性工具性角色都打了很大的折扣─工學院的老師常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學術很難進一步發展。另外，台灣的學術界也很難真正發出批判反省的力量─除了少數個人以零星個人的力量發出一些不平之鳴外。

我認為要使學術再現生機要做一個整體的工作，而這個整體的底層要有個問題團體，尤其是社會科學。很多人只是把社會科學的理論橫移過來，沒有辦法對台灣的社會做更深層的思察，沒有辦法對台灣的社會做更深入的體驗。

尤其是我們今天的教育制度使得這個斷層更為嚴重，大部分的同學從小學中學到考上聯考之後，對台灣整個社會一無所知，這樣的斷層事實上是阻礙一個人能夠從事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假如允許我用自己的觀點來看知識的話，我覺得知識基本上是人的經驗的拓廣，今天教育裡頭所出現的問題便是你自己的經驗和別人的經驗世界內出現了斷層。

我會把自然科學當成人和自然對話活動的經驗累積；把社會科學當作人經營社會組織所觀察到的所總結的一些集體的經驗；把人文學當做一個作家或一個藝術家或一個評論家，以他們自己獨特的方法，表現出他對人世深刻的體驗；這些都是經驗而已。當我們打開一本書覺得我們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經驗沒辦法進入書中的經驗。

而我們的教育制度正好是在把我們的「經驗全體」分割成碎片，使得每一個人沒有辦法從他的經驗延伸到知識的世界來，使得很多人覺得知識和自己沒有什麼關係，除了做為工具性技術性的服務之外，只是個為自己謀生的保障。

展望未來─新的文化傳統的形成
總之，我要談的問題是：以社會科學為例，一個社會學工作者一定要對自己的社會有很深的體驗，像馬克思、韋伯、哈伯瑪斯，他們對自己所屬的社會，包括那個社會所擁有的文化傳統，有很深的洞察力。可是台灣的學生沒有，台灣的學生對我們生活的週遭完全沒有起碼的認識，這個是斷層的開始。

這個斷層相應的帶到學術研究，使得很多人不知道知識和自己有什麼關係，沒有真正體會到整個知識學術的意義；而只是把學術看成是技術性工具性的東西；也正因為把學術過分的枝節化技術化，學術本身變成工具，不只是變成政府的工具也變成資本企業的工具，他沒有辦法掙脫出來發出一種批判的聲音，蘊育出新的思想。

前一陣子軍警武力進入校園時，很多人會說我們的大學傳統。我覺得我們應該想想我們這個大學真的是沒有傳統，尤其是從剛才吳教授所做的一些比較細緻的研究中，顯示出來從日據時代到今天，台大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文化傳統，也相對應的使我們的社會本身建立不出文化傳統；這實際上是造成台灣這塊土地，這個社會不斷受到政治強暴的原因。我們談傳統，我覺得我們今天是在開創一個傳統─台大只有63年，但是台大一定會活過200年、300年，那個時候就會有傳統─如果我們努力的話。

※【本文轉錄自NTU看板]
作者：Rousseau（航向金色的海港）
標題：【校慶】滄桑台大史：從帝國大學到台灣大學。
時間：Thu Nov 15 01：22：41，2007。
（原載於台大學生會訊第二期199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