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的聲音越來越弱，站在台上晃來晃去，語無倫次，就像醉酒的人一般，台下數百來賓已開始竊竊私語，我心中正感不安，只聽到咚的一聲，比爾已昏倒在台上。幾個壯漢立刻跳上台去把他攙扶下來，其餘的來賓，雖然全都嚇了一跳，但仍都靜肅的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在身旁的瑪姬對我促狹地笑著說：「唐娜晚上一定會找比爾算帳，把她精心設計的葬禮都搞砸了！」我忍著笑，眼睛望向唐娜。唐娜穿著美麗的禮服，閉著雙眼，嘴角含笑，躺在靈柩中，似乎隨時準備坐起來、走向我們。

這是唐娜葬禮中的一件小插曲，原來比爾當天有點小感冒，加上上台做追思演講時的臨場緊張，竟使他當眾昏倒在台上，真糗！

唐娜是我一起工作十五年的同事，與瑪姬及我情同姊妹。兩年前，她不幸染上了末期骨癌，康復無望。她一生要求完美，事必躬親，這等生死大事自然也不假手他人，她開始料理自己的後事，找牧師，尋司琴，打點追思曲，非常認真。她慎重地找我在葬禮中做來賓追思演講，卻被我一口回絕。我尷尬地告訴她，我並非冷漠無情，我只是很害怕在演講。唐娜深深的望著我說：「你缺少的只是一點自信，我相信你會講得很好，何況．．．」她跟我擠擠眼，俏皮地說：「我會給你足夠的時間準備，我不會馬上死掉。」唐娜從此再沒勉強我，她找了比爾來代替。

面對比爾在葬禮中的失常，讓我對唐娜深感虧欠。不論東西方，死者為大！親朋好友在葬禮中落落大方地演講，表達追思，已是最起碼的社交禮儀，不容閃避退縮、扭扭捏捏。於是，我決定莊敬自強，參加「Toastmaster」演講社。

「Toastmaster」演講社，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每一個社員演講的訓練，培養自信及領導統御的能力。我參加的這一個社團，會員大部分是以英文為母語的美國人，每週聚會一次，在一小時流程嚴謹的會議中，有五大單元，包括「每日一字」，五個即席演講，三個自選題材的演講，評鑑及頒獎。「每日一字」是主席選定一個比較冷僻的字，而即席演講必須引用這個字才算合格。每一個單元，都提供社員或多或少的發言機會，節奏極為緊湊，標榜“在輕鬆活潑中學習”，我卻覺得每一次都如坐針氈，毫不自在。

即使低首垂眉、一聲不吭，不給主席任何的鼓勵或暗示，我仍然經常被點名，做一分鐘的即席演講。即使只有一分鐘，仍要考究起承轉合的基本結構，還要正確的引用「每日一字」的新單字，難度極高；我這廂全神貫注，腦袋中忙著構思邏輯、組織文法，拐彎抹角的套用「每日一字」；那廂還要注意咬字清晰、面帶微笑、眼掃四方、注意台風，卻冷不防左一鈴聲，示意我不可嗯呀阿的，右一個喇叭聲，警告我手腳不得亂放。這些喇叭聲或鈴聲催魂破膽，於是筆掉了，紙片飛了，椅子倒了，手忙腳亂，心中不禁嘀咕著計時一分鐘的綠燈為何遲遲不亮？心慌意亂，口中喃喃不知所云一直到綠燈亮，鞠躬下台，感謝上帝，管他講得好壞，又過了一關！坐下來才赫然發現其他資深社員早已笑得東倒西歪，頓時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標榜的輕鬆活潑，正是指如此操練菜鳥新兵而來的快樂！

即席演講完全靠功力及運氣，無從準備，我只好從自選題材的演講中討回我失掉的顏面。十個課程配合十次演講，從第一課的破冰(The Ice Breaker)開始，以後每一課都會多加一個演講所強調的重要元素，譬如態度、結構、手勢、聲調、遣詞、道具．．．循序漸近；演講社野心勃勃的想把每一個社員訓練成演講高手。

「破冰」對每一個演講新手來說都有雙重意義，除了打破首次登台演講的侷促，還要向全體社員簡單地自我介紹。我把第一課的內容熟讀了幾遍之後，開始草擬演講稿。為了突顯我移民的特質，我把題目命名為「文化衝擊」。文化衝擊的事例在旅美生涯中俯拾皆是，但是講來不亢不卑，謔而不虐，既不能委屈了自己，也不能碰觸老美的痛處，就得精挑細選了。長僅六分鐘的演講，我花了整整三天才寫完，而內容是這樣的：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為什麼住在美國？恐怕是因為你生於斯，長於斯，別無選擇；而我卻不一樣，我選擇移民來美國是因為我會說英文。我當初以為會說英文就會使我在美國的生活通行無阻。唉呀！我錯了，大錯特錯！「文化衝擊」充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儘管我來美二十多年，有些風俗習慣仍然是我始終都不能習慣的。

其中之一就是「同性戀恐懼症」。小時候在台灣，女孩子總是手牽手的玩在一起。來美國後，好像是移民的第一課，我很快的就學到寧願牽男人的手，也別牽女人的手。但是比起我土生土長的兒子，我學到的也只是皮毛而已。我的兒子從小參加游泳隊，每天接接送送的，真不知有多煩，尤其是他在淋浴間與小朋友們打鬧嬉戲的時候，好像完全忘了我還在外面苦等。有一次，外子和我同時都在車子裏等他，等得非常不耐煩，於是外子自告奮勇去淋浴間找他。那天晚上，兒子趁外子不在的時候溜到我的臥室，吞吞吐吐地對我說：「我怕別人會誤會爸爸，因為．．．」從兒子的描述，我清晰地看到淋浴間的這麼一幕：水氣瀰漫，外子在厚厚的近視眼鏡後面，張大他的眼睛，瞪視著每一個赤條條的小男生，．．．努力的想找出哪一個是他的兒子．．．

養一個道道地地的美國小孩，對每一個外國移民來說都是非常艱困的。「文化衝擊」常使我措手不及、招架不住。我記得兒子在托兒所的時候，有一天他回到家，老大不高興地說：「東尼生病了，所以我今天都沒有朋友，今天我是我們班上唯一的小黑人！」小黑人？有沒有搞錯？原來，在他的眼中，只有黑、白人種，在酷熱的德州夏天，曬得黑黑的中國小孩既然無法向白種靠攏，他就將自己向黑種靠攏了。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想過需要區別種族，因為我的祖國，台灣，沒有種族顏色的問題。

「語言」對我而言更是一個永遠的挑戰，會說英文與用英文深度的溝通是有相當距離的。舉例來說，上次我去加州探親，那天，全家十幾個大大小小去餐館吃早餐，我注意到所有的小孩，都點中國式兩面煎的荷包蛋，而我們這些第一代移民點的荷包蛋卻是只煎一面的、半生不熟的、美國式的Sunny side Up。我問兒子怎麼點的？他說：「Over Easy，就是兩面煎的荷包蛋呀！」當年在台灣學英文，教科書只教過Sunny side Up, 因此，我們的字彙沒有Over Easy，也因此，過去的歲月中，我們只能吃這樣半生不熟的荷包蛋了。

「文化衝擊」以不同的面貌、出其不意地出現，也許我永遠學不完這許多的風土人情，但是我擔保，我的學習會永無休止，移民到美國實在很刺激！

講稿寫好之後，就像當年聽「英語九百句」一般，把兒子替我唸好的演講錄音，聽了背，背了聽，開車的時候也不再悠閒地聽音樂，而改聽演講錄音帶，務必要滾瓜爛熟。最後幾天更是每天在鏡子前面，一遍又一遍的操演著。

日子到了，我穿戴整齊的早早就到了演講社。資深的社員人人都熱切的跑來替我加油打氣，社中的王牌莘蒂特別跑來對我說：「深呼吸！不要忘了呼吸！」是啊！那天比爾恐怕就是忘了呼吸吧！

我上台了，一屋子的觀眾卻鴉雀無聲，平日的喧嘩都跑去哪裏了呢？人人凝神注視著我，如好幾十盞探照燈、咄咄直逼而來，我變成了大家的焦點。我慌了，著急地掃瞄觀眾裏熟悉的臉龐，我的膝蓋完全不合作地抖個不停，我暗暗喝斥自己的膝蓋：「Quit it! Quit it!」提醒自己鎮定、微笑；眼光接觸到莘蒂，她對我鼓勵地翹起了大拇指；我的目光再次搜尋全場，這次我看到每一個會員熱切的眼神及他們流露出的善意。剎那間，他們不再只是演講會的聽眾，他們是我的朋友。我覺得我不再是背稿了，我開始跟他們分享我「文化衝突」的經驗。他們的表情專注而感動，他們的反應熱烈而真切，當我說到外子在淋浴間的情形，大家忍俊不禁；說到荷包蛋，他們也頗為動容；我得到了共鳴，也得到了鼓勵。依稀中，似乎唐娜也微笑地坐在人群中。

頒獎的時候，我脫穎而出，拿到平生第一個「演講冠軍」。更令我驚喜的是，寫著評語的小紙條如雪片般飛來，每一個小紙條都充滿了溫馨的鼓勵，有一張小紙條寫著：「好棒的小故事，你有說故事的天分，非常幽默！」另一張寫著：「多麼引人入勝的故事啊！我期待聽到妳更多的演講！」當然最令我沾沾自喜的是：「你看來多麼的鎮定從容，一點也不像是第一次上台。」拿著「演講冠軍」深藍色彩帶，全身輕飄飄的走出會場，迎面碰到莘蒂，她緊緊的抱住我，對著我的耳朵，輕聲地說：「享受這成功的快感吧！這難道不比性愛更美妙？」

(轉載自12/7/2010世界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