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上班族薪水不漲，錢不夠用怎麼

靠領薪水，一輩子想買一間房子安身立命，都很困難。

疫情肆虐，經營環境不佳，獲利減少面臨虧損，小老關該如何自處?

遇到環境不佳，老閱的風險比員工大很多，不成功便成仁。

根據調查，有八成的人有創業夢想，但實際上，創業是件不容易的事，

要有資金、要有專業、還要有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和全職投入的時間付出

而且創業初期不但沒有固定收入，還需要固定的管銷支出

通常創業一年後，只有20%得公司能存活，創業五年後能存活的公司不到

5%所以很多人選擇採用加盟的方式，透過專業的協助，讓自己更容易在市場存活

但事實上成功的比例跟自己創業差不多，並沒有提升成功率，因為傳統的加盟方式，在現今的社會已經失去優勢，反而經營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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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懂得求新求變，下班後兼差，人生才會有更寛廣的未來!

小老闆本業得意時找退路，懂得多角化經，本業不如意時才有出路。

幫自己的事業買一份保險，讓自己不畏懼任何環境的危機和挑戰!

人生健康需要免疫力，個人財富也需要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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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知想在網路做生意，最容易遇到以下這4大問題：

1.沒有完善購物網站~煩惱要去哪找人買、沒有廣告宣傳費、沒有人代言

2.缺少客服團隊~小本經營沒錢請人、沒資源學習、平臺系統操作困難、沒錢請員工

3.找不到好商品~選不到適合的產品、沒空間囤貨、押貨成本和運費都要自己擔

4.不會設計拍照~缺乏美感怎麼拍都醜、沒錢請專業攝影和模特、不會打造品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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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富值得投資嗎從零開始，如何創業？九個白手起家的創業原則！送給不甘平庸的你，一旦掌握，沒錢、沒資源、沒人脈，創業照樣能成功。

原則一、先搞清楚自己是否適合創業。 康樂富桃園說明會-康樂富是幹什麼的

創業是可以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它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比如超人的膽量，開闊的視野，廣大的格局，等等，有的人就只適合打工上班，即便給他錢、人脈和資源，他也是不適合創業的。

原則二、一定要有遠大的夢想。 彰化團隊-康利富有風險嗎

最初踏上創業路，很多人或許是為生活所迫，或者是為了自己那顆不安分的心，想要突破和改變，但必須儘快為自己樹立起遠大的夢想，因為如果沒有夢想，在創業維艱的這條路上，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原則三、保持超強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行。 康利富臺中說明會-康利富做投資的人多嗎?好不好賺錢?

自信是一個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創業者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前提，如果失去自信，像網上很多人一樣，不相信真的存在白手起家，更不相信自己能白手起家，那你就絕不可能創業成功。

原則四、有強烈的創業意願。

創業是一件與艱難險阻為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九死一生”，如果你的意願，包括賺錢的意願，成功的意願，不夠強烈。那麼，即便踏上了創業路，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很容易就會半途而廢。

原則五、有持久的創業激情。 臺中團隊-康利富投資多少錢

創業肯定是需要激情的，尤其是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而言，激情能激發出無限潛能，幫助自己熬過無數難熬的時刻。不過，創業者不能只有短暫的激情，因為短暫的激情是不值錢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能幫你賺錢，助你成功。

原則六、有合作精神，能將團隊凝聚在一起。

對創業者而言，前期或許可以暫時靠自己一個人，但必須儘快建立起自己的創業團隊，包括尋找志同道合的合夥人，更為關鍵的是，尋找優秀的人才來輔助自己，不能長時間單打獨鬥。

原則七、能屈能伸，能進能退。

高雄團隊-康利富是什麼公司投資的對白手起家者而言，要有一種勇猛精進的創業精神，在需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時候，不能畏畏縮縮、猶豫不決，但在需要隱忍和退讓的時候，也要能不爭一時，要放眼長遠和全域，否則，也是容易失敗的。

原則八、培養創新精神，將與眾不同當作一種本能。

高雄團隊-康利富有投資團隊嗎創業與創新幾乎是天生就聯繫在一起的兩個詞，凡是能創業成功、尤其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無不具備創新精神，敢於與眾不同。創新不一定就是顛覆式的，哪怕只是細節方面非常小的創新，也能給創業者製造出巨大的商機。

孫犁：香菊的母親　　香菊的母親，今年三十七歲，在貧農里，她卻和老婆們組織在一起。每當夜晚開會，在那白發蒼蒼的一群里，她那充滿青壯年精力的說話的聲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輕人一樣高高地卷起來，大腳板平整自然地站立著的說話的姿勢，就越使她顯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貧農的斗爭骨干，她表現的卻更冷靜、頑強和有見解。在大會上，她領導的那白發的一組，總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組并排坐著。她們喊口號比不上青年組，但訴苦說理和堅持意見，卻非那年輕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會上，香菊的母親常常提出最尖銳的意見。這些意見剛一提出，有時不能為全體接受，她堅持著這個意見，沉著地向大家說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來限制她說話了，她不服，她嚴厲地說：“不讓我說話那可不行！”　　她的臉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當她生氣的時候，眼皮微微下垂，人們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動著暴風雨。她并不刁潑，非常認真。貧農代表中，有她的一個鄰舍，有一次傳言說這個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糧食，貧農要求把她罷免。香菊的母親不信會有這種事，她說，“那是東頭人們對西頭人們的成見。”工作團的同志批評了她，叫她去看事實，她就花費了幾個晚上和幾個早上的時間，去觀察那個代表的行動。　　從工作團到了村里，一共兩個來月，中午一個會，晚上一個會，再加上一些別的會，這會就不知開了有多少。香菊的母親沒有一次遲到，沒有一次早退，她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著，她說：“一句話也不能漏了。”　　她開會開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實，選舉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莊稼。她分的二畝兩頭臨道的地，種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來，一進門就對我說：“今年過年有粘餅子吃了。”分浮財，她家分了一個紅漆小凳；村里正在慶祝斗爭勝利演大戲，工作團一個同志病了沒力氣，她三番兩次叫香菊背了去，讓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親和香菊得到這些東西，表現了衷心的喜悅。她們歡喜的是：斗爭勝利了，我們說了話。她們沒有只從這些東西的價格上去估計斗爭，是從這些東西的意義上去估計斗爭。一條紅漆小凳代表什么呢？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這條小凳代表的東西很多，它又只簡單說明：窮人過去就沒有這樣一條小凳。它很小、很簡單，但它是一個點一條線，通到勝利的終點。就好比，每個人都想進京城，他現在已經走在路上，經過了一個村莊。這勝利的起點，就包括著勝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農忙的時候，香菊的母親也沒有限制過香菊去開會，過去十幾年，這女孩子是沒有這么隨便過的。無論是在家里，是在會場上，每逢香菊發言和喊口號，我們常看見母親對女兒贊美的微笑。母親歡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兒可以不再經受自己經歷的苦難，自己也慶幸能趕上參加這解放的斗爭，徹底解放了自己的兒女。　　在斗爭大會上，她總是同女兒坐在最前面。在群眾憤怒的時候，她是站起來的第一個人。同時，她頑強地堅持斗爭。　　工作團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們用耍賴皮臉的外形，包藏禍心，到農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們說：　　“這地是我家種的！”香菊的母親無情地反抗了這種搶劫，并且號召組織了對地主無恥行為的審判。　　在公審大會上，她第一個站起來發言。這對自己的陣營是一種教育，對敵人是一種奇襲。我們的農民最大的弱點是憐憫心，他們見不得地主的眼淚，和那一套乞憐相；他們只看見地主伸過來的乞討的手，忘記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圖復仇的刀！　　這樣，香菊的母親的見識和行為，在我們斗爭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寶貴。它是一個信號，也是一個標志。她親自動手，再剝掉地主偽裝的一層畫皮！　　香菊的母親的半生里，既辛勞又充滿內心的痛苦。她六七歲上，父親就把她賣給比她大二十歲的一個人，作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個有錢的人，做了一輩子長工，饑寒勞碌，現在有了病，已經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長工，他簡直變成了一個傻子，對誰也不說一句話，也不知道花費一個錢。香菊的母親小小年紀娶過來，就得當男變女，買東辦西，什么事也得她出頭露面去做。在舊社會里，她也是一員闖將。　　我曾在香菊家吃過十幾天飯，每天圍在一起吃飯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親，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歲了，沒有娶過妻室。香菊的父親已經六十歲了，每逢吃飯，他總是端著一個大碗，夾上些菜，一個人到大門外邊蹲著去吃，好像這里的妻兒老小不是他的一樣。　　香菊有個小弟弟，今年才三歲，整天抱在叔叔的懷里，我從沒見過那年老的父親引逗愛撫這孩子一次。吃完飯，他一個人就到園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煙畦里捉拿那些蟲子，半天半天的，隱在那肥大的煙葉下面，一聲不響。　　農村的貧苦人家是充滿悲劇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這悲痛。外人沒法體驗，也不能判定：香菊母親內心的悲痛深些，還是父親的悲痛深些。　　但這悲痛的來源就是貧窮，這在封建社會里是貧窮人家流行的一種痛苦。它是一種制度的結果，這種制度現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還好在赤貧的(www.lz13.cn)婦女身上，去檢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們是否偷過人家的東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發生過愛情，是否粗魯和不服從。他們很重視這點，惋惜這是窮人本身的一個大缺點。在“道德”上，他們可能欣賞那些地主的女兒，大家的閨秀。　　香菊的母親在她的孩子中間，最愛香菊，斗爭以后，她更愛她的女兒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著香菊對我說：她們這以后就好了。她比誰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貧窮所致，一切幸福，都會隨翻身到來！　　人們追求著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這理想逐步解除每個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為這樣，理想才在每個人的心里生根，越來越充實，越來越大。　　1947年9月 孫犁作品_孫犁散文 孫犁：識字班 孫犁：投宿分頁：123

張曉風：月，闕也　　“月，闕也。”這是一本近兩千年前的文學專著的解釋。闕，就是“缺”的意思。　　那解釋使我著迷。　　曾國藩把自己的住所題作“求闕齋”，求闕?為什么?為什么不求完美?　　那齋名也使我著迷。　　“闕”有什么好呢?“闕”簡直有點像古中國性格中的一部分，我漸漸愛上了“闕”的境界。　　在中國的傳統里，“天殘地缺”或“天聾地啞”的說法幾乎毫無疑問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也許由于長期的患難困頓，中國神話對天地的解釋常是令人驚訝的。　　在《淮南子》里，我們發現中國的天空和中國的大地都是曾經受傷的。女媧以其柔和的慈手補綴撫平了一切殘破。當時，天穿了，女媧煉五色石補了天。地搖了，女媧折斷了神鱉的腳爪墊穩了四極。她又像一個能干的主婦，掃了一堆蘆灰，止住了洪水。　　中國人一直相信天地也有其殘缺。　　我非常喜歡中國西南部一個少數民族的神話。他們說，天地是男神女神合造的。當時男神負責造天，女神負責造地，等他們各自分頭完成了天地而打算合在一起的時候，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女神太勤快，把地造得太大，以至于跟天沒辦法結合得起來。但是。他們終于想到一個好辦法，他們把地折疊了起來，形成高山低谷，然后，天地才結合起來了。　　是不是西南的崇山峻嶺給他們靈感，使他們想起這則神話呢?　　天地是有缺陷的，但缺陷造成了褶皺，褶皺造成了奇峰幽谷之美。月亮是不能常圓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我們心平氣和地承認這一切缺陷的時候，我們忽然發覺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另一則漢民族的神話里，說到大地曾被共工氏撞不周山時撞歪了—從此“地陷東南”，長江黃河便一路浩浩森淼淼地向東流去，流出幾千里的驚心動魄的風景。而天空也在當時被一起撞歪了，不過歪的方向相反，是歪向西北，據說日月星辰因此嘩啦一聲大部分都倒到那個方向去了。如果某個夏夜我們抬頭而看，忽然發現群星灼灼的方向，就讓我們相信，屬于中國的天空是“地傾西北”的吧!　　五千年來，漢民族便在這歪倒傾斜的天地之間挺直脊骨生活著。　　而月亮，到底曾經真正圓過嗎：人生世上其實也沒有看過真正圓的東西，一張蔥油餅不夠圓，一塊鎳幣也不夠圓，即使是圓規畫的圓，如果用高度顯微鏡來看也不可能圓得很完美。　　真正的圓存在于理念之中，而不在現實世界里。在現實世界里，我們只能做圓的“復制品”。就現實的操作而言，一截圓規上的鉛筆芯在畫圓的起點和終點時，已經粗細不一樣了。　　所有的天體遠看都呈球形，但不是絕對的圓，地球是約略近于橢圓形。　　就算我們承認月亮約略的圓也算圃，那也是“方其圓時，即其缺時”。有如十二點整的鐘聲，當你聽到鐘聲時，已經不是十二點了。　　花朝月夕，固然是好的，只是真正的看花人哪一刻不能賞花?在初生的綠芽嫩嫩怯怯地探頭出土時，花已暗藏在那里；當柔軟的枝條試探地在大氣中舒手舒腳時，花隱在那里；當蓓蕾悄然結胎時，花在那里；當花瓣怒張時，花在那里；當香銷紅黯委地成泥的時候，花仍在那里；當一場雨后只見滿叢綠肥的時候，花還在那里；當果實成熟時，花恒在那里；甚至當果核深埋地下時，花依然在那里。　　或見或不見，花總在那里。或盈或缺，月總在那里’。不要做一朝的看花人吧!不要做一夕的賞月人吧!人生在世哪一刻不美好完美?哪一剎那不該頂禮膜拜感激歡欣呢?　　因為我們愛過圓月，讓我們也愛缺月吧——它們原是同一個月亮啊! 張曉風散文__張曉風作品集 張曉風：行道樹 張曉風：敬畏生命分頁：123

我將死去，但仍前行：一名斯坦福外科醫生的生死智慧　　文/保羅·卡蘭斯　　【編者按】本文最初發表于2014年1月26日的《斯坦福醫學》雜志，作者保羅·卡蘭斯（Paul Kalanithi），是斯坦福醫院神經外科的住院總醫生。2013年，作為醫生的他被確診患了肺癌。于是，他寫下了這篇感受生死的文章，遺憾的是，最新消息已經傳來，保羅。卡蘭斯于2015年3月9日去世，享年37歲。　　當CT掃描完成后，我立刻開始看片子。　　診斷結果隨即出來了：雙肺大片包塊，脊椎變形。癌癥。　　在我的神經外科生涯中，我曾和醫生同行們共同會診過上千張片子，確認手術是否能帶來希望。我會在病歷上匆匆寫下幾筆：癌癥廣泛轉移——無手術指征。接著就繼續干別的事情了。只是，這張片子不一樣：它是我自己的CT掃描。　　我曾與無數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坐在一起，討論他們冷酷的前景：這就是醫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歲，患有終末期的失憶癥，出現嚴重腦出血，談話要容易些。可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我36歲，并且確診是癌癥，能說的話就沒有多少了。　　我的標準說法包括“這是場馬拉松，不是沖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讓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你們要了解身邊人的需求，并且尋求外界支持。”　　我從中學到了幾條最基本的規則。　　談到病情預后時需要坦誠，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間。　　說話時既要含糊又要準確：“從幾天到幾周”，“從幾周到幾個月”，“從幾個月到幾年”，“從幾年到十年或者更久”。我們從不引用具體的數據，通常建議病人和家屬不要在網上搜索存活期的數字，因為我們猜想普通的病人無法細致入微地理解數據。　　在聽到“X療法的生存率為70%”和“Y療法的死亡率為30%”時，反應是不一樣的。聽到這樣的表述，人們會蜂擁選擇X療法，哪怕這兩種療法的實際效果實際上一樣。　　我的一個好友得了胰腺癌，結果我就成了他親友團的醫學顧問，盡管他們都是非常資深的統計學家。我仍然勸他們不要查找數據，跟他們說現在能找到的五年生存曲線至少落伍了五年。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光是這些數字還太干巴巴了，或者說，醫生與疾病每天打交道的過程中，還需要得到更多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是，我有這樣一種沖動：保持希望。　　這些生存率曲線稱為卡普蘭-邁耶曲線（Kaplan-Meiercurves），通過它我們可以了解癌癥治療的進展，預知病人存活的時間。對于一些疾病來說，這條曲線看起來像是飛機緩緩著陸；而對于另一些疾病，看起來則像是俯沖的轟炸機。醫生們對這些曲線、它們的形態以及意義考慮良多。比方說在腦癌研究中，盡管平均生存期數字改變并不是很大，但曲線圖拖著的尾巴越來越長，這意味著一些病人已經存活了多年。問題是，你沒法判斷某位病人處于曲線圖上的什么位置。竭力追求數據的精確無誤，這是不可能，甚至不負責任的。　　你可能會以為，當我的腫瘤醫生坐在我的病床邊與我會面時，我不會立刻請她告訴我有關生存期的數據。但現在，我已經從醫生的角色滑到了病人那一頭，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樣，渴望了解具體的數字。我希望她能認識到，我既了解數據，同時也知道關于疾病的醫學真相，因此她應該能為我提供準確的、直截了當的結論。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絕了：“不，絕對不行。”她知道我會查找關于這種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確實這樣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專長，而她是這個領域的國際權威。在每次看病時，我們都要進行一場角力比賽，而她總是閃躲著，不提及任何一個數字。　　現在，我不再為一些病人執意追問數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開始想，為什么醫生在掌握了這么多知識，有這么多經驗的情況下，還要把問題弄得這么云山霧罩。我剛看到自己的CT片子時，認為只有幾個月好活了。片子看起來很糟糕。我看起來很糟糕。我瘦了30磅，出現了嚴重的背痛，一天比一天覺得虛弱。我的血檢報告顯示蛋白水平極低，紅細胞計數也很低，這跟我身體的感覺一樣：它已經無法滿足生存下去的基本動力了。　　幾個月來，我一直懷疑自己得了癌癥，我看過很多年輕的癌癥病人，所以得知結果時我一點也不吃驚。事實上，我還感覺有些如釋重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明顯：準備去死。大哭。告訴妻子她應該再嫁，然后為房貸籌錢。給好朋友寫遲寄的信。是的，我本想在這輩子做很多事情，但有時這種事情就是會發生：當你平日的工作就是治療頭部受重傷和腦癌病人時，結局是什么，對你再明顯不過了。　　可是，在我與我的腫瘤醫生第一次見面時，她談到了有朝一天我將重返工作崗位。那時我會是游魂嗎？不會。可是，我能有多長時間？沉默。　　當然，她也不能阻止我大量閱讀文獻。在查找資料時，我總是想找到一份報告，能告訴我一個準確的數字。大量研究顯示70%-80%的肺癌病人將在兩年內死亡。這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希望。可是話說回來了，大部分病人年紀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煙。有沒有一份研究針對的是不吸煙的36歲神經外科醫生？我年紀輕、身體好，也許這會有幫助？又或者，因為我的病發現得太晚，又擴散到遠處，我的情況遠比那些65歲的吸煙人士來得更糟糕？　　我的很多親友對我講述了種種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媽媽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發師的兒子的網球搭檔得了和我一樣的肺癌，現在已經活了10年。剛開始時，我尋思著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個人，通過眾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論聯系在一起。我覺得這些故事無非是一廂情愿的想法、毫無根據的幻想。可是最后，這些故事漸漸潛入了我精通的現實主義的縫隙中。　　接著，我的健康開始慢慢好轉，這得歸功于一種靶向藥，專門針對跟我的癌癥有關的某種特定基因突變。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說這樣的話：“嗯，能幸運地活10年，這對我真的不大可能，不過也不是完全希望。”一丁點的希望。　　不過，從某個角度來說，死亡的確定性比這個不確定的生命更加簡單。那些身在煉獄的靈魂難道不是情愿趕緊下地獄，好結束這一切嗎？我是不是應當做好葬禮安排？我是不是應該把全部時間用來陪伴妻子、父母、兄弟、朋友和我可愛的小侄女？寫一本我早就想寫的書？又或者應該回到醫院，和老板協商今后兩年的合同？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幾個月還是幾年，前路或許會明朗很多。說我還有三個月，我會去陪伴家人。說我還有一年，我可以制訂一個計劃（寫完那本書）。說我還有10年，我可以回醫院治病救人。“活在當下”的老一套說辭沒什么意義：我應當拿當下怎么辦呢？我的腫瘤醫生只是這樣說：“我沒法給你一個具體時間。你需要去發現對你最重要的事物。”　　我開始意識到，與自己的死亡狹路相逢，這改變了一切，同時又什么都未曾改變。　　在癌癥確診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在確診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而現在我已經深切地知道了。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科學的問題。有關死亡的事實令人坐立不安。然而只要是活著，就別無他法。　　醫生們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確切的預后，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做不到。當然了，如果病人的預期完全超過了合理范圍——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歲，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覺得死期將至——醫生們有義務將對方的預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圍內。　　可是，合理的可能范圍仍然十分寬泛。根據現在的治療方案，我有可能在兩年內死亡，也有可能再撐10年。如果你再將今后兩三年可能出現的新治療帶來的不確定性考慮進來，這個范圍可能又會完全不一樣了。面對死亡時，科學知識只能提供一盎司的確定性：是的，你會死。可是，總有人想要滿滿一磅的確定性，而這還無法實現。　　病人想尋找的并不是醫生們遮遮掩掩的科學知識，而是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力量找到的已經存在著的真實性。在數據里陷得太深，如同喝鹽水來止渴。面對死亡的憤懣，無法用未知的概率來治療。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時刻：快要將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時，我想起了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寫過的九個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學時讀過他的書，不過一直都沒好好讀過，但在那個瞬間，這句話清晰地在我腦海中重現，而眼前那個看來不可逾越的不確定的海洋突然分開了：“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復咀嚼著這句話：“我無法前行。我將前行。”接著，到了某一個節點，我獲得了頓悟。　　現在，距離確診已經過去了八個月。我的體力顯著恢復了。在治療中，癌癥暫時蟄伏。我漸漸重返工作。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塵。我寫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更多。每天早上5點半，當我按下鬧鈴，僵死的身體蘇醒，而妻子仍在我身邊酣睡時，我會又一次對自己說：“我無法前行。”過了一分鐘，我已經穿上了刷手衣，走在去手術室的路上，仍然活著：“我將前行。” 一條忍著不死的魚 我怕死，因為我的生命還屬于父母 致那些吃點虧就要死要活的年輕人分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