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起自突尼斯，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已波及中東，北非不少國家。突尼斯，埃及總統相繼在民眾示威抗議下下臺，結束了他們三十多年的統治。惟獨“狂人”卡紮菲仍在利比亞作最後掙扎，甚至派遣空軍飛機去轟炸示威的民眾，所幸兩位駕駛員不願執行命令，飛去馬爾他政治避難，另外兩架飛機違命去了沙漠爆毀。 

  “軍令如山”，但是長官要你去屠殺平民百姓，那就不能服從了。我讚賞飛行員的抗令。記得在柏林牆倒塌前的最後一夜，東德仍有人冒死翻越柏林牆逃徑西德。執勤的一名士兵開槍擊斃了最後一個越牆者，而後被起訴上了法庭。法官要判他有罪，那個戰士聲辯，我是奉上級命令而為。法官說，“你可以不瞄準，放他逃走。”命令是命令，可槍桿子握在他手中，打不著不違反軍令啊。 

  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有張照片令人難忘。一個年輕人勇敢站在一輛坦克前面，坦克最後沒有衝撞上去，而是避開了他。年輕人不怕死的精神果然可貴。可那坦克兵的仁慈和勇氣實在留名青史。就像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不聽命令，不願率軍進入北京城，為人敬佩。 

  文革結束後，曾任“文匯報”總編輯的“老革命”陳虞孫寫過一篇短文“還我頭來”，犀利精闢非凡。文中說：“人各有頭，或稱腦袋，誰都知道，人不能沒有頭。不過，人長著一個腦袋有什麼用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文革中不是強調不理解也要執行嗎？於是，你們看，全國八億個腦袋只他一個腦袋行，你們七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百九十九個腦袋都不行，你們不理解也要執行，你們乾脆把腦袋上繳得了。誰不照辦，索性把你腦袋砍了，這就叫革命，“文革”是“失去腦袋的十年”。他筆鋒一轉，認為現在還有人認為沒有腦袋比有一個腦袋好，沒有腦袋可以安身於命，延年益壽，當官發財。緊跟領導永立不敗之地。  

 記得劉少奇曾寫過一本書叫“共產黨員的修養”，他提出黨員要做党的馴服工具，想不到這句名言送了他命。毛澤東說他是“叛徒，內奸，工賊”，全體中央委員全舉手同意，只有“一個腦袋”——陳少敏不舉手，假裝睡覺。這要有多大的勇氣啊。 

 堂堂國家主席最後被迫改名，饑寒交迫，病死在河南。 

 當然不能說，“沒有腦袋”，沒有“獨立思考”的“馴服工具”都是壞人，他們大部分是只為了不遭到災難，有飯吃，有衣穿，全家平安。但是這種平庸的服從，帶來的災難是無窮的。 

 在希特勒納粹年代，有個党衛軍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官位並不高，可他是德國第三帝國，屠殺猶太人的前線指揮官。他負責把歐洲的猶太人集中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分批屠殺，每天殺害一萬二千人，二戰結束後，共有580萬猶太人喪生。戰後他逃往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派出特工，將其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別以為此人一定長得魔鬼般可怕，看上去相當平庸，小個子，戴了一副眼鏡，呆板乏味，連話也說不清楚。一個典型的辦公室的履行職務的官吏。他說他只是遵照上級清洗命令去執行，他本人對猶太人沒有仇恨，甚至害怕殺戮行為。他只是為了出人頭地的升官，沒有其他動機。 

  由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納粹時期，有那麼多的德國人參與了屠殺猶太人的罪惡活動。二戰中，共有850萬德國人成為納粹黨員，1500萬德國人加入了納粹軍隊。這些德國人，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是好父親，好母親，好職工，但當他們一旦披上納粹軍裝，他們成了希特勒戰爭機器上的一個個螺絲釘，成了殺人機器的一部分。 

  這種絕對服從，不分好壞而造成的惡果不亞於極端惡毒的影響。他們可以說這是體制造成的，但是並不等於艾希曼等是無罪的。因為他們用接受上級命令來代替個人的道德判斷，放棄思考，拒絕正視自己行為正確於否？難逃服從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