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慶久 ：1902年6月，德川慶喜獲封公爵，創立

德川慶喜公爵家。1910年12月8日，德川慶喜將家

督之位傳給第七子德川慶久，自己退居隱居。

德川慶久 ：1902年6月，德川慶喜獲封公爵，創立

德川慶喜公爵家。1910年12月8日，德川慶喜將家

督之位傳給第七子德川慶久，自己退居隱居。

孫中山、袁世凱 親筆題贈德川家族照片考證

 — 兼論民國初年中日上層社交文化與近代攝影史

～紀念攝影術誕生兩百週年系列（十四）

～2026.11.9 陳宗嶽寫於台北

這兩張分別出自天津與上海近代知名照相館、卻共同流傳於日本德川慶喜家族的親筆題贈照片，為研究民國初年政壇要人與日本華族（不是泛指一般的日本上流社會或財閥，而是專指當時日本享有特殊特權與政治地位的法定貴族階層）之間的交往，提供了珍貴的實物線索。經重新整理與考證，這兩張照片應當分開探討，其基本研究框架如下：

* 孫中山肖像：出自上海同生照相館，約於1912年前後拍攝，題贈對象為德川公爵（應為德川慶久）。

* 袁世凱肖像：出自天津福陞照相館，約於1912至1914年前後拍攝，題贈對象明確為德川慶久。

* 共同歷史背景：辛亥革命後，中國新政權要員與日本華族、政界及社會上層人士之間的私人交往與政治性社交。

照片上的相館標記與題字為實物依據，至於精確的拍攝日期、贈送日期及具體交誼場合，則仍需輔以原始檔案作進一步補證。以下將從照片文字、人物身分、相館歷史與中日關係等維度分別析論。

一、孫中山肖像：上海同生照相館之歷史定位

1. 照片文字與實物標記

照片下方印有「同生照相」、「上海四川路」及英文「K. T. Thompson.」字樣。兩側則有親筆墨書：

右側：「德川公爵惠存」

左側：「孫文敬贈」

由此可確認該照片出自上海同生照相館，而非津京地區攝影機構。「德川公爵」的稱謂，則直接指向日本德川慶喜家族的公爵身分。

2. 同生照相館的歷史背景與攝影領域

同生照相館為清末民初上海攝影業的重要商號，與攝影師譚景棠（1876—1915）的活動密切相關。譚景棠早年曾從事鐵路工程攝影，留下京張鐵路建設的珍貴影像，後轉往上海經營照相館。

同生照相館與孫中山的政治活動有所交集。根據史料記載，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5日曾在上海同生照相館拍攝肖像。隨著孫中山返國並以上海為基地建立新政權、聯絡革命同志，同生照相館因此也進入民國初年政治人物的肖像形象形塑的造像創意之中。

3. 拍攝時間之推斷

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若結合1911年12月25日的已知拍攝紀錄，照片中孫中山身著西式正式服裝的風格，極符合辛亥革命前後的形象塑造。因此，照片拍攝年代可暫定為民國元年前後（1911年底至1912年），1913年以前尤具研究價值。

不過，必須區分「照片拍攝時間」與「照片題贈時間」：前者約在1911年底至1912年間，後者則未必同時發生。題簽雖書「德川公爵惠存」，受贈者經後文查證為德川慶久。

二、孫中山與德川公爵：1913年5月8日的關鍵社交事件

在探討題贈對象時，1913年的一場重要社交活動提供了關鍵線索。

據史料記載，1913年5月8日，卸下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在上海設宴招待日本貴族院議員德川公爵。當時正值宋教仁遇刺案後，孫中山對袁世凱政權深感疑慮，積極爭取日本朝野支持以對抗袁氏政權。因此，這場5月8日的宴會不僅是一場私人聚餐，更具備濃厚的政治交際與國際關係意涵。孫中山照片上的題贈，極可能與此次交往有關。

受贈者確定為德川慶久的依據：

根據日本松戶市戶定歷史館的官方資料：

1902年6月，德川慶喜獲封公爵，創立德川慶喜公爵家。

1910年12月8日，德川慶喜將家督之位傳給第七子德川慶久，自己退居隱居。

1913年11月22日，德川慶喜逝世；德川慶久則於1922年1月逝世。

據此，1913年5月孫中山在上海會晤並贈照的「德川公爵」，從家族繼承史來看，應當是第二代當主德川慶久，而非其父德川慶喜。此一考證讓照片上的稱謂獲得了最合理的歷史合理解釋。

三、袁世凱肖像：天津福陞照相館之考察

1. 照片文字與相館背景

袁世凱肖像兩側題字為：

右側：「德川慶久君惠存」

左側：「袁世凱」

下方印有英文標記「Fu Shing Photographer」，對應中文即天津東馬路的福陞照相（或稱福升照相）。

福陞照相館由尹紹耕、尹滄田兄弟主理，是清末民初天津極具代表性的攝影機構。該館曾因承接1909年慈禧太后奉安典禮的攝影工作，因違規拍攝而引發轟動一時的「東陵照相案」。相關研究與《大公報》史料證實，福陞照相館與北洋政界高層往來密切，亦曾承接袁世凱就職典禮的攝影業務。

2. 拍攝時間與題贈意涵

照片中的袁世凱身著正式軍禮服，佩戴肩章、勳章、綬帶、佩劍及高聳羽飾，展現其身為國家元首與軍事統帥的威儀。考慮到袁世凱於1912年3月10日就任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大總統，此照之拍攝年代應介於1912至1914年間。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凱題字寫明「德川慶久君惠存」，顯示其透過特定管道明確知悉受贈者的姓名，並以正式禮數相待。然而，目前尚未發現袁世凱與德川慶久曾直接會面的文獻記錄，故此照片宜視為雙方社交往返的實物證據，而非正式外交國書。

四、中日上層社交與「題贈肖像」之文化意涵

將兩張照片對比，可梳理出民國初年政治人物獨特的社交文化：

在攝影技術成本高昂的年代，政要、貴族與外交官之間互贈正式肖像（Presentation Portrait）是一種常見的高規格禮儀。這些照片具備正式攝影、親筆題簽、身分署名與私人收藏等特點，往往兼具維繫人際信任與拓展政治交際的功能。

德川慶久身兼前幕府將軍之子、公爵與貴族院議員，在日本華族社會深具影響力。新生的中華民國領導人與日本上層人物保持聯繫，有助於拓展國際人脈與觀察區域政局；而日本華族與中國新政權要員交誼，亦是一種雙向的政治投資。

五、歷史價值與總結

孫中山與袁世凱在民國初年雖歷經從合作到對立的政治衝突（如二次革命爆發），但兩人的正式肖像卻同時流傳於日本德川慶久家族的收藏之中。

這兩張照片的珍貴之處，不僅在於其上的名人親筆題字，更在於它們具體而微地保存了 1911 至 1914 年前後，中國共和新政權與日本舊華族之間互動的一段實物歷史。從近代攝影史、政治外交史到上層社會社交文化來看，這組照片皆具有超越一般簽名照的深厚歷史價值。

附註：

文中所稱「日本華族」這個詞彙，主要是用來精準對應當時日本的法定貴族階級，並點出德川慶久在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定位。

在日本近代史中，「華族」（Kazoku）是明治維新後於1884年正式確立的貴族階級，用以取代原有的公家（朝廷貴族）與武家（大名階層）。其成員涵蓋皇族以外的國家功臣、舊藩主與公卿。因此「日本華族」具有以下三個關鍵意義：

1. 對應其真實的法律身分：德川慶喜在明治維新後交出政權，於1902年被封為最高等級的「公爵」，其子德川慶久後來繼承了公爵家督。他們在當時的日本法律與社會體制中，就是正統的「華族」成員。

2. 區分政治實權與社會影響力：在民國初年，孫中山與袁世凱頻繁接觸的日本對象，很多並非當時內閣的現職官員，而是擁有龐大社會聲望、經濟實力與政治發言權（如擔任貴族院議員）的日本上層貴族。「華族」這個詞最能準確涵蓋這個特定階層。

3. 凸顯跨國社交的對等性：近代外交與上層社交往往講究身分對等。中國的新政權領袖（如臨時大總統）與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舊幕府統治家族（華族公爵）之間的交往，本質上就是一種跨國的政要與頂層菁英社交。

簡單來說，「日本華族」不是泛指一般的日本上流社會或財閥，而是專指當時日本享有特殊特權與政治地位的法定貴族階層。

黑白照片為原始照片，彩色照片的色彩屬於歷史推測性還原，並非原始底片的色彩紀錄。服裝及背景顏色為歷史推測性上色，人物原始五官與服飾形制應以原始照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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