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方塊：從誕生、版權之爭到風靡全球的故事

俄羅斯方塊：從誕生、版權之爭到風靡全球的故事（圖／商周出版提供）

【發明人帕基特諾夫】

俄羅斯方塊早期版本設計了「老闆鍵」（boss button），供玩家在辦公時隨時隱藏遊戲，以免被老闆發現。

帕基特諾夫的公寓裡，電話響起。他住在蘇聯時代的某個住宅區裡，房子位於高樓層，格局簡單。他接起電話，另一頭傳來熟悉的聲音，是貝里科夫。他想，對方打這通電話只是為了通知他上頭要處理關於俄羅斯方塊的業務，而且他必須到場。

帕基特諾夫原本就為預定當週稍晚舉行的會議而心神不寧。會議中，他將與最初取得俄羅斯方塊版權的死對頭羅伯特‧史坦會面。至於史坦的對手凱文‧麥斯威爾，帕基特諾夫只知道他父親是位大人物，經營一間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大公司，而他也因此坐擁權勢。

在這幾場求購俄羅斯方塊版權的臨時會議上，帕基特諾夫受邀為自己創立的遊戲發聲，也可能必須回答任何有關俄羅斯方塊的技術性問題。名義上，他代表聘雇且強迫他讓渡遊戲版權的政府智庫——蘇聯科學院。

帕基特諾夫深知，會中無論與史坦或麥斯威爾達成協議，版稅最終都會進到ELORG公司或蘇聯科學院的口袋，因此他只管默默坐在一旁，有人向他提問再出聲便是。

然而，貝里科夫的這通電話打亂了下週精心安排的會議行程。他表示，有一名來自日本的陌生人想商討俄羅斯方塊的相關事宜。「沒問題，」帕基特諾夫回答，「我可以見他。」帕基特諾夫與老一輩的蘇聯人一樣，從小就培養了耐心的美德。耐著性子在一場又一場電玩版權的協商會議中枯坐著，無疑比他年輕時在蘇聯科學院裡的日子來得好。那時，他有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俄羅斯最傳統的活動上——排隊。

九年前，他在蘇聯科學院從一名電腦研究員做起，理應有權接觸到俄羅斯最先進的科技，但他卻經常和其他研究員一起排隊，等著將打孔卡插入占滿整面牆、體積大得嚇人的BESM-6主機中。BESM-6在俄文裡意指「大型電子計算機」。在美國，這種機器只會出現在六○年代的電腦實驗室；但在二十年後的蘇聯，同型號的老舊主機仍嘎吱作響地運作著。

進入蘇聯科學院是錯誤的決定嗎？當初，帕基特諾夫在事業上放手一搏，加入規模龐大、時而反抗政府的蘇聯科學院計算機中心（Dorodnitsyn Computing Centre）。在此之前，他有一份令人稱羨的工作，在名氣雖大卻極度沉悶的莫斯科航空學院（Moscow Institute of Aviation）裡從事安穩的學術研究。對一名年輕的科學家而言，與航空業相關的職務如同金飯碗，畢竟在冷戰時期的蘇聯，這個產業的聲勢可是如日中天。

後來，這位前數學天才受蘇聯科學院內享有電腦高階使用權的工作所吸引，認為這是在電腦程式設計領域嶄露頭角的大好機會。為搶占先機，他參加科學院的暑期實習、上課進修並拓展人脈，終於得到第一份正職研究員的工作。

然而，帕基特諾夫剛進科學院的那段日子並不順利。他知道能來這裡全靠幸運之神眷顧，但以他研究語音辨識與人工智慧的工作而言，一九六八年出產的機器並非理想的硬體。畢竟執行一系列的複雜運算是一回事，辨識語音或模仿人類思考方式又是另一回事，問題變得更複雜，需要的電腦運算時間也更多。

怎樣才能有足夠的運算時間呢？這對帕基特諾夫來說，只是另一個待解的程式設計問題。他占據最靠近主機中央的辦公桌，節省來回操作的時間，最後總算有了回報。盡忠職守地工作了幾年，隨著蘇聯科學院的電腦從塞滿整間房的巨型計算機進化到桌上型電腦，他獲得上級配發的專屬電腦。

那是個令他驕傲的一天，他的指尖壓在厚實鍵盤上，終於證明離開莫斯科航空學院是正確的決定。坐在新電腦前面，他看著這個自己用過最先進的機器之一，感覺無限的可能正在開展。當時正值八○年代早期，對一個身處蘇聯全盛時期、求知若渴的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感受。

舉個明顯的例子：蘇聯的科技發展攀至巔峰時，出現了Electronica 60。它是一部機架式桌上型電腦，形似二十世紀中期笨重的音響器材，主機身藏在鋼架內，只露出灰白色面板。頂端以粗體紅字標著醒目的俄文名稱Электроника 60，配上一連串粗大的白色開關，就算出現在《外太空1999 年》（Space: 1999）影集中也毫不違和。

但是，它就如同蘇聯時期大部分的事物，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Electronica 60儘管有著俐落且現代化的工業設計，卻只是蘇聯仿冒美國產品所開發的另一個更流行且精緻的產品。

它的原形是迪吉多電腦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生產的LSI-11。LSI-11剛上市之際是最先進的電腦，但到了一九七五年，西方社會任何一個研究人員或大學教授一定都認為它早已過時。它不僅比帕基特諾夫受國家贊助的人工智慧及其他高等運算研究所需的現代硬體落伍，甚至比八○年代早期美國中學的電腦設備還要老舊。

帕基特諾夫並不是頭一次領會蘇聯生活的雙重標準。他小時候就曾遇過這種情況，那次是挨著母親冷靜沉著的背影和她一起排隊。他們排的不是生活用品或廉價成衣，是難得一嘗的禁果。這個禁果就是外國電影，經常遭蘇聯媒體戲嘲為頹敗墮落的西方產物。

在當代多數西方人的眼中，蘇聯人不是戴著皮帽的工人，就是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者。但事實上，俄國人才濟濟，不計其數的作家、藝術家與設計師均生長於此，承續數百年來創作先輩的行列，懷抱著公權力無法抹滅的旺盛求知慾。

帕基特諾夫的母親是作家，專精當時受到政府嚴加監管的戲劇領域。某種程度上，蘇聯政權敬畏戲劇藝術的影響力，源由可追溯至謝爾蓋‧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與其作品《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他們認為，電影是將蘇維埃帝國正統的共產主義意識灌輸給大眾的絕佳工具，但來自權力範圍以外的電影普遍都來者不善。

那時，帕基特諾夫與母親正參加一年兩次的莫斯科國際影展（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這個影展雖然鮮少放映美國電影，仍會引進其他如義大利、德國及日本等國家的作品，不只讓民眾享受連首都的青年都難以想像的體驗，也讓這對母子有機會能低調地假裝對這些外來電影嗤之以鼻，避免他人起疑。

光是這點，就足以讓帕基特諾夫緊張兮兮。他繃緊神經，掃視前後的人龍與停在對街的車輛，尋找政府暗中監視的跡象。即便是心無半點革命念頭的小伙子也知道，若在錯的時間地點不經意說錯話，不只自己倒楣，還會拖累整個家族。

帕基特諾夫的家人並不全是共產主義的虔誠信徒，但也沒有對抗政治體制的意圖。他們與大多數的俄國家庭一樣是道地的中產階級，只在乎每日生計，認分地過一天是一天。

在家庭裡耳濡目染下，帕基特諾夫也喜歡上國內外普遍流行的藝術文化。俄國的本土音樂劇與波蘭及匈牙利等衛星國家模仿他國的電影中，偶爾看得到來自非共產國家的影片，總是令人特別興奮。莫斯科國際影展放映的作品揉合高級與低級藝術，譬如義大利的《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Police Captain）及日本的《赤貧的十九歲》（Live Today, Die Tomorrow），帶領觀眾認識莫斯科以外的寬廣天地。

帕基特諾夫偶爾會拿著母親的通行證看一場又一場電影，消磨時間。很多時候，他看著電影裡的情景，不禁反思起單調晦暗的家鄉，但也有那麼幾次有機會一窺鐵幕時代的祖國及其他國家的生活。

除了有些頻繁但還不算過分地參加莫斯科國際影展之外，帕基特諾夫還有另一項更罪惡的愛好——焦點全在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衝鋒陷陣的○○七電影。看著螢幕上這位溫文儒雅的超級間諜大出風頭，充其量也只是種微不足道的地下嗜好、對蘇聯政權的渺小反抗，但令帕基特諾夫如痴如迷的是他從中了解到，這位早期英雄厲害的不僅是高超手腕與迷人魅力，更有賴創新科學與技術的無價知識，才能智取敵人、克服難題，並在千鈞一髮之際脫離險境。

十五歲時，他恰巧有機會能好好研究解謎，只是方式不如他所願。那是凜冬多雪的二月。有天，他不想待在教室裡，決定跑到戶外。於是他翹了課，在市區裡閒晃，再到最愛的理髮店打理門面。

時間晚了，他走在回家路上，寒風吹過才剛剪好的頭髮。他瞥見電車越過街道進站停靠，車門晃悠悠地開了。他朝車門拔腿狂奔，躍過路邊高積的雪堆，左腳才剛落地，他就感覺身體失去重心，無法平衡，最後撞上有大片裂縫的人行道。

他的腳踝斷了，膝蓋扭傷。假使他在美國，醫院會替他在傷處打上局部石膏，並讓他當天就返家休養。但是，他身在蘇聯，實際情況是在醫院躺了五天，整隻腿還裹滿厚重石膏。最糟的還在後頭。帕基特諾夫出院後在家待了兩、三個月，哪兒都不能去。這對一個青少年來說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

他困在狹小的房間裡，盯著牆發呆。他變得內向，只能在單調煩悶的生活中不斷閱讀，很快便把自己數量不多的藏書都看過一遍。有次，一個朋友給他幾本數學猜謎書，他立刻著了迷。一開始，解題只是打發時間，後來竟上了癮。

腳傷痊癒後，帕基特諾夫罕見地繼續鑽研數學與解題，從猜謎、傳統棋盤遊戲到益智積木等，任何能為莫斯科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增添樂趣的玩意都不放過。

然而，慢慢地，他不再能享受莫斯科一般玩具店裡的新奇玩意。一九六七年，蘇聯出名嚴苛的離婚法規剛上路，他的父母也離異了。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與母親住在套房公寓裡。

無論生活多麼拮据，即使是最窮困的俄國青年，依然負擔得起偶爾的娛樂開銷。而對帕基特諾夫與他的朋友來說，一套五格骨牌（pentomino）只要一盧布就買得到，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能玩。不論是短短幾分鐘的消遣，或是數個小時的研究推敲，總是能令他們大感振奮。

如果你玩過俄羅斯方塊，讀到這裡，必定會立刻發覺它與五格骨牌的設計雷同。兩者的差別在於，有四格骨牌（tetrominoes）之稱的俄羅斯方塊由四塊可隨意排列的方形組成，五格骨牌則包含五塊方形（當然，較常見的骨牌遊戲只有兩塊），多出的方塊可使骨牌有更複雜的變化。數學課中常見到這種拼圖，用來說明骨牌遊戲與幾何學原理，或是作為看似簡單、實則高深的謎題。

五格骨牌有十二種排列方式，如果再加以鏡射或旋轉，就又多了十幾種組合，最常用於腦力激盪。玩家從不同方塊中挑出合適形狀，目標是剛好填滿一個盒子或其他容器，不留任何空格。

五格骨牌的材質為木頭或塑膠，也有些以紙製成。玩法最早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名稱是由五○年代的數學家所發明。在帕基特諾夫得到啟發之前，科幻小說家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已在好幾本著作中融入自己最愛的五格骨牌，一九七五年推出的經典小說《帝國地球》（Imperial Earth）即為一例。

五格骨牌的解謎價值有多高？要將十二種造型的方塊完美放進六乘十的格子裡，解法超過兩千種。隨著遊戲區域擴大、五格方塊的數量與造型增多，解法會以指數成長。

帕基特諾夫對方塊的形狀與組合變化深感著迷，可以不斷將方塊從盒子裡拆解，再重新拼湊裝回，幾千幾萬遍也不厭倦，就像狹窄的莫斯科公寓中，世世代代不同的家庭搬進又搬出、搬出又搬進。

到了七○年代初期，世界變了，而帕基特諾夫眼裡的未來不存在著積木。在他的童年時期，蘇聯與美國在太空競賽中勢均力敵。蘇聯奪得先機，在一九五七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那年他滿一歲。一九六一年，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為第一位太空人。當阿波羅十一號（Apollo 11）在一九六九年帶人類首度登陸月球，局勢又逆轉了。美國在太空探索及相關技術上躍居鰲頭，至今可謂仍未放棄這個寶座。

蘇聯亟需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人才，以及大批專業的科學技術人員作為後盾。因此，當局大力推動科學與工程的學校教育，政策綿延數個世代，最終帶領帕基特諾夫來到將會改變他一生的機器跟前。

過了幾年，帕基特諾夫滿十七歲，那是年輕人性格成形的年紀，也是他初次接觸電腦、盯著陰極射線管（電子映像管）螢幕背後綠黑交雜、深不見底的世界。這台早期推出的電腦記憶體只有八千位元，而且只能接收抽象程式碼的指令。

他對電腦算一見鍾情嗎？這倒說不準，但可以肯定這對他而言是個嶄新領域，一個與他們母子的狹小公寓裡書架上擺著的俄國小說及牆上掛著的文藝復興畫作天差地遠的世界。儘管他頗具數理天賦，卻不是速成的電腦天才。充滿數字的抽象世界令他痛苦不堪，他有時苦思解謎，有時則像多數莫斯科青少年一樣，賭博、喝酒或與朋友四處瞎混。

某天，帕基特諾夫突然開竅了。他意識到，電腦除了可助人揮灑創意、尋求樂趣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帶領人類走向未來。果然，他最後成為俄羅斯第一位傑出的程式設計師。

他經過好幾年的訓練才破解了難以捉摸的電腦程式碼。那時，他並不知道之後會發掘另一個靈感來源，那是當時蘇聯社會幾乎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由西方人發明、聽來莫名墮落的電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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