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宗智《走出歷史的悲情》﹞

（一）臺灣人被視為次等皇民

日本時代，日本把臺灣人看成次等皇民，採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臺灣扮演著農業殖民地的角色。為充分掌握臺灣，日本實施高壓極權統治，不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等各方面，都給臺灣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即使有少數臺灣人嚐到了甜頭，但絕大多數人仍是非常痛苦的。這種種痛苦經驗，一一反映在日本時期臺灣作家的小說裡面，值得我們珍視。

（二）日本警察之恐怖

日本時期臺灣的三大問題是：警察、製糖會社及婦女。雖然當時「治安良好」，夜晚睡覺或外出，家門無需上鎖，不用擔心失竊。(註1)事實上，被稱作「大人」的警察，是日本時期政府權威的化身。日本政府透過警察、戶口制度，形成對臺嚴密控制的系統，警察所代表的日本政府形象，最為兇殘，日本時期臺灣作家小說中的警察，幾乎令人不寒而慄。

其中以賴和、楊守愚對警察的批判為最多。賴和〈不如意的過年〉的巡查大人，因為歲暮的年禮意外減少，心生憤慨，乃故意四處找勞苦的升斗小民麻煩，為了維持其尊嚴，發揮無上的權威性，甚至連無辜的孩童也不放過。〈一桿稱仔〉的巡警們，則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則，舉凡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內，新年前，菜販秦得參借來的新稱仔，硬是被刻意找麻煩的巡警打斷擲棄，以違犯度量衡規則，科罰三塊錢，若是沒錢繳納就得坐監三天，氣得秦得參自嘆「生不如死」。此外，賴和的〈辱！？〉、〈歸家〉、〈惹事〉、〈不幸之賣油炸檜的〉、〈阿四〉中出現的警察，一個個莫不都是惡形惡狀，令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楊守愚〈十字街頭〉、〈顛倒死〉的小販，被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巡查大人趕得走投無路。〈罰〉的兩輛輕便車在暗夜中相撞，兩輛車都未依法開燈，然由於其中一輛坐著巡警，另一輛的老車夫因此極度恐慌，一再卑屈求情，但巡警為了保持其尊嚴，不只不在小民之前認錯，反而將另一個打抱不平的青年安上了「公務執行妨害罪」。〈赤土與鮮血〉裡，景氣歹壞，阿昆久久找不到工作，去山林盜伐一兩擔子的相思樹回來當柴火，不幸被保安林巡視員當場擒住，打得鼻子滴血，儘管他跪求赦免，依然裁決拘留二十九天，阿昆卻認為，這已是所謂「寬大的處置」了。

楊逵〈送報伕〉的楊父，拒賣土地給製糖會社，被抓進警察分所刑求，六天後放出來，在病床躺了五十天，終於去世，結果「我」的弟妹相繼病死，母親自殺，落得家破人亡。呂赫若〈牛車〉的楊添丁，坐在車台上打瞌睡竟也被罰，臉挨了警察大人一記耳光，罰鍰二圓，無情的警察還罵他：「支那豬！」龍瑛宗〈青天白日旗〉敘述日本時代警察拷打老百姓的情形，他們揮揚藤條，亂打亂踢，老百姓有的肋骨打斷了，有的噴血了，有的被打得躺下嚎啕大哭，即使臺灣光復，老百姓對日本警察依然心悸猶存。

稍晚吳濁流的〈陳大人〉，與賴和〈一桿稱仔〉一樣，把巡查作威作福、欺壓老百姓的醜態描寫得入木三分。陳大人以在亭仔腳劈竹篾違法為由，六親不認地將其親舅踢得趴下。他一邊討好日本上司，一邊找鄉民麻煩，弄得人人滿腹怨氣。其後陳大人為了占有農夫老李的妻子阿菊，就控告老李賭博，罰以笞刑，打得老李臀部皮開肉綻，含恨而死。接著更是無惡不作，恫嚇紳士，剝削商人，故意加罪老百姓，凡是有油水可撈的東西，絕不放過。直到東窗事發，才以瀆職貪污而下獄。

臺灣作家小說中的警察形象，以「恐怖」二字形容，絕不為過，也可以說，為日本時代臺灣社會作了忠實的反映，難怪當時的孩童哭鬧不止，父母只需恫嚇：「大人來了，再哭會被抓去。」孩童就立即安靜下來。而這些警察大人，少部分是日本人，多數仍是臺灣人，怎不令人深思！

（三）其他官員的苛酷

日本殖民政府對於思想控制也相當嚴厲，採取十分惡毒的作法，賴和（辱！？〉、〈浪漫外紀〉均提及，文化會的人申請舉辦演講會，日本政府隨即派特務高等警察蒞會監聽，如果言論過激或用詞不當，立即發出「中止」警告，演講者須立刻改變話題或語氣，一旦中止三次就得下台，而且是從講台上一個個扭下來搥個半死。

楊守愚〈懸疑〉指稱，「認為嫌疑」乃是征服者的一帖萬應膏，百試百驗的靈符。文中，曾啟宏只因與無政府主義團體「黑色聯盟」的一員，在家裡坐談了一晚，其後沒有人再提起什麼黑色白色聯盟組織這回事，他卻因此被捕。〈決裂〉的朱榮，參與「農民組合」，因理念不同而退出，隔沒幾天，即被警署捕捉去了。

楊逵〈萌芽〉提到，出版一本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保安課長眼中的「有色分子」。〈鵝媽媽出嫁〉敘述大東亞戰爭第二年，「企業整備」整破了許多人的飯碗，必需品配給叫人束緊腰帶、衣著襤褸，人人有苦叫不出，但如有誰膽敢叫苦，便有「流言惑眾」甚至「間謀」之嫌，當時日本特務正利用其手下佈置天羅地網，因不滿而被逮捕的到處都有。

除了警察、特務之外，其他官員如知事、法官、稅務員……等，一樣令人憤恨。如楊逵〈模範村〉，在官方勒令下，泰平鄉民建起了整齊的道路，結果鄉民的牛車居然不准通行；而為了州知事到村巡視，村民受命義務做工，公家發給各戶的鐵窗欄和修水溝的水泥、日本式神牌……等卻一一都要算錢，逼得妄想拿賞金的戇金福在希望落空之後投水自盡。蔡秋桐〈四兩仔土〉，官廳與製糖會社相互勾結，強制收買耕地。賴和〈赴會〉的「我」說：「法院是有路用！？法院是伊創的。」楊守愚〈凶年不免於死亡〉的法院書記官大人竟對繳不出稅金的林至貧說：「沒有錢，把兒子賣掉好了。」結果，林妻因賣掉阿英而悲傷害病，終致一命嗚呼！張文環〈重荷〉的母親，香蕉賣了八十斤，賺得四十錢卻須繳重稅十錢，她為了想少繳五錢稅，就被苛薄的稅務員罵野蠻，像生蕃！

（四）臺灣作家勇於批判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苛酷、無情的高壓統治，臺灣人民內心的鬱悶和生活的痛苦，不難想見。日本時期作家即使所發表的文章以及出版的刊物，都必須受到日本當局的嚴格檢查，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臺灣作家本著道德良知，仍不斷在作品中傳達反抗思想，對日本政府的殖民體制、殘暴統治有所抵制、批判，充分呈露不可搖撼的勇氣。

賴和〈惹事〉的年輕學生，挺身而出，為受到誣賴的寡婦打抱不平，欲聯合保正及村人，揭穿大人種種罪狀，以期逼走大人，不料因被出賣而功敗垂成，卻也足以顯示其不畏強權的鬥志。〈阿四〉中，行醫的阿四為爭取人民利益，不遺餘力，屢次受到警方及司法的壓迫，他對於支配者非常憎惡，於是辭職離開，但他並不因此灰心退縮，還是向著唯一光明之路前進。最知名的〈一桿稱仔〉，小老百姓對於警察的欺壓，忍無可忍，終於趁夜在路上殺了巡警，以洩心頭之恨，這可說是最激烈的反抗行動了，真是大快人心！楊守愚則在〈獵兔〉裡索性作一首打油詩，諷刺日本法警有如餓鬼，詩曰：「銀水亭中置六曹，三林賴許一清波，東洋小矮如監鬼，好味清香後恐無？」雖然失之太露，倒也令人印象深刻。

臺灣作家小說的反抗意識，除了賴和，要數楊逵最為強烈。楊逵〈送報伕〉派報所的員工，最後團結起來，發動罷工，使老闆屈服，接受了送報伕改善福利的要求。〈頑童伐鬼記〉的健作，鼓舞小孩們「討伐鬼怪」（此鬼怪即工廠老闆），使他們有了安心遊玩的場所。〈泥娃娃〉的結尾是「當天夜晚，一場雷雨交加的傾盆大雨，把孩子們的泥娃娃們打成爛泥……」，象徵日本帝國主義不過是泥塑巨人，不堪一擊，在臺灣人民反抗下，必將被打得粉碎。〈模範村〉地主之子阮新民獲知佃戶所受的壓迫後，他代父道歉，並說：「日本人奴役我們幾十年，但他們野心愈來愈大……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我父親這種作法確是忘祖了，他不該站在日本人那邊去，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協力把日本人趕出去，這樣才能開拓我們的命運！」大家耳熟能詳的〈春光關不住〉（改題：〈壓不扁的玫瑰花〉）明白指出，在很重的水泥塊底下，它竟能找出這麼一條小小的縫，抽出枝條來，還長著這麼一個大花苞，象徵著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臺灣人民的心。

吳濁流〈陳大人〉則讓巡查大人陳英慶以瀆職貪污而下獄，結果其同居人阿菊和前妻所生的女兒都淪至賣淫，當陳英慶出獄，恩客滿座的阿菊反倒不承認像乞丐的「陳大人」為丈夫，陳英慶落得有如喪家之犬。這悲慘下場的安排，不啻是對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大抗議與控訴。

（五）深刻反映日據下臺灣的社會現實

由日本時期小說，我們看到臺灣作家如何在思想、言論、出版嚴厲箝制之下，本著道德良知，努力呈現日本殖民政府官員欺壓人民的惡形惡狀及種種罪行，深刻反映日據下臺灣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清晰聽見被壓迫的臺灣小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的呼聲，誠如鍾肇政所言，這真是「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註2)直到今天，陰影未除，臺灣人民心中不可避免地仍存在著「日本情結」，日本總是讓人既欽佩又痛恨。無論如何，我們要感謝日本時期前輩作家們，秉著「文學忠於人生」的理念，不畏生命危險，勇於伸張正義，譴責日本殖民政府的苛酷統治，期以喚醒臺灣同胞的民族自覺，雖然在小說表現技巧方面每每失之過露，但他們做為知識分子的這種人格情操，在在值得我們獻上最崇高的敬意。

【附註】

1.見《發現臺灣》下冊，臺北：天下雜誌，1992年2月，第345頁。

2.見前衛出版社《臺灣作家全集》總序，1991年2月1日。

3.本文所引各家作品均見前衛出版社《臺灣作家全集•日據時代短篇小說卷》，張恒豪主編，1991年2月1日，不另詳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