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因发起民主宪章罹罪的问题，引起外界侧目，也在台湾引发了昙花一现的关心。 严格说，台湾主要的关心不在于刘晓波，
而在于如何藉由刘晓波说明两岸之间宜独不宜统的立场。想从台湾追踪刘晓波的下场并设法干预营救，可能性是零。 但只要触及两岸政治未来，
引用刘晓波的例子来凸显两岸自由与专制的对比，进而主张永久和平维持现状，机会是百分之百。 正因为外界总是用某种看似客
观的标准看中
国，自1949年以来北京就采用了各种理论，试图抗拒外界的指指点点，最早使用也延续至今的，是“和平共处五原则”，1990年代初期短暂用过“国际政治
新秩序”的提法，21世纪最耳熟能详的是“和谐世界”。 这些国际关系原则的不变主轴是，各国应该自己管自己，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
人。北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防
卫性姿态，如今成为台湾人口中的最大威胁。亦即北京若不接受普世的政治文明标准，两岸便不能讨论统一。
国民党政府就向来喜欢以普世价值作为理由，为其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说项，自超过二十年前民主运动遭到压制以来，台北的大陆政策议程上唯一的议题，就是
和平，也就是大陆不要干涉台湾的政治独立。 就如同北京的和谐世界理论在对外的姿态上固然是防卫性的，但对内与对台湾却充满威胁性那样，
台北所追求的和平则也是在肉体上看似防卫，但在精神上又反而充满攻击性。 比如，国民党领导阶层曾主张，必须等民运获得平反以后才与北京
谈政治问题；知识界则有呼吁中国政治文明先达到最低限度的内政道德标准，认为这个标准无关于东西方的差异，之后中国才有资格追求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后自
由民主”。 有没有最低道德标准？ 这种主张假设的是，某种最低限度的内政道德标准是普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则大可各具特
色。相较于欧美当今流行的线性史观所认为，各个文明起源本有不同，但终点将会相同；台湾思想界似乎反转了历史进程的多数看法，认为进入共同点只是中点或最
低的起点而已，文明的特色将在此前提上开展。这有其创见，值得记录。 换言之，是否还是可以说，纵使台湾的自由主义言论充满伪善，但能否
撇开台独不谈，就中国的政治文明是高是低而论，仍有其客观标准？是否知识界不能因为台湾自由主义的伪善，或国外各界常有双重标准，就替北京找脱辞，而放弃
对北京专制统治进行抗争？ 不过，怎知道最低限度标准的中点或起点已经达到，于是可以接着追求属于中国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呢？这个标准会不
会随着时代改变？因此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比较，亦即必须从别人的眼光看自己，才有可能知道是不是跨过最低门槛了？还是，到了没有可以自然而然知道？
具体说，今天讨论文字狱的问题，问的就是，什么样的压迫是合理正当的？这有没有自然而然的答案？比如，人民绝对不受政府任意介入自己的思想与生活？或人
民绝对不受外族侵略？或人民必须相互认同属于同一群体才可以？或人民必须拥有永续生存的环境才可以？ 任何关于最低标准的答案之所以会引
起不安，是因为每个地方对于什么算是压迫，或什么样的压迫是合理正当的，说辞各有千秋，与时俱进，甚至因人而异。每每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说辞，无异感觉看
到魔鬼。 不如问问自己压迫了谁 自由主义压迫的往往是异文明的对象，不论是否真心诚意相信是要帮助被压迫的人到达最低的内
政标准，所以是民族主义眼中的魔鬼。民族主义者压迫的往往是被认为属于自己人的对象，不论是否真心诚意要帮助被压迫的对象抗拒外敌，所以是自由主义眼中的
魔鬼。 但压迫到底合不合理，是否还是问自己比较妥当？这样就不必存在什么共同的所谓最低标准？因此问的问题应该是，自己压迫了谁？而不
是某某其他人，如中国或美国压迫了谁？ 我们之中有的不自己反省，总去反省别人，像自由主义琅琅上口的人那样；有的则用反省别人当藉口来
对付自己人，像民族主义者自以为是的那样。不都是追求最低限度的内政道德标准吗？ 其结果，北京的和谐政治与台湾的和平政策虽然都是慈眉
善目，然而对彼此造成不可避免的威胁。他们想必都觉得无辜，对待彼此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如何引发对方的疑惧？这样的无辜感，势必为他们之间口号战争的升
高，推波助澜。 作者是台湾大学教授 《联合早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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