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急剧下滑，增加了北京扩大内需
（特别是家庭消费）的压力。由于过去5年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至25%，中国将不得不大幅提高内需，以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

这种挑战并非新事物，只是今天变得更为迫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及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在警告，中国出口与国内消费之间严重失衡。

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衡量失衡程度的关键指标）为3720亿美元，按绝对值计算为世界之最。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滑坡，北京
目前正为一贯将出口置于家庭消费之上的政策付出代价。

中国政府早就认识到这种失衡的风险，并承诺通过改革减轻失衡。尽管中国表示要推动国内消费，但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一直在下降，而非上升。1985
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51%，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降至35%，为中国历史最低水平，也是和平时期主要国家中的最低比例。

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刺激家庭消费？传统观点将此归咎于“预防性储蓄”——中国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不断增
加，以支付医疗、退休和高等教育费用，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不完善，提供的社会服务也不充分。尽管这种观点正确指出了问题所在，但相关解释并不充分。人
们应该考察中国封闭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换句话说，自由与消费之间有没有关系？回顾1985年至2005年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家庭消费数据，我们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线索。

首先，中国是自由度下降（以Freedom
House的自由指数衡量），同时家庭消费率大幅下降（这里指下降20%或以上）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是委內瑞拉、科威特、黎巴嫩、不丹、斯威士
兰、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绝非中国应该努力追赶的国家。

其次，尽管自由与消费之间的整体关系错综复杂，但那些在过去20年中变得更为自由的国家，消费率更有可能上升。肯尼亚、卢旺达、南非、保加利亚、匈
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数据具有统计意义的国家上时，我们发现，在消费率上升的国家中，有71%的国家变得更为自由。那些消费率上升幅度较大（10%
或以上）的国家，变得更为自由的可能性是其它国家的两倍。

对于上述发现，我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政治稳定似乎是提高家庭消费的一项关键条件。民主的到来可能会促进长期冲突的解决，这有利于增进政
治稳定，从而使个人更有信心消费。消费率上升的国家，多数是政治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消费率下降的国家，多数是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关键的区别因素是社会保障网络。在自由度和消费率双双上升的20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国家中，多数是此类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
型，并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以满足获得了新权利的公民的需要。

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抑制了中国家庭消费，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而非经济。中国缺乏民主不仅导致了糟糕的人权纪录，而且还剥夺了
那些本来会向统治精英施压，要求提供必要社会服务的团体的权利。

为使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北京不仅需要实行经济刺激，还必须赋予人民话语权，以使他们自由地消费。

本文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员。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