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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考古40年:层层打开的秘密--帝尧 毛笔朱书陶扁壶中国最早的文字-文 彩绘陶盘蟠龙纹图案
2018/07/16 04:15:20瀏覽164|回應3|推薦0
陶寺考古40年:层层打开的秘密  2018年07月15日10版 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 杨珏 李建斌 光明日报通讯员 米雅璐   【编辑:姜雨薇】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高江涛工作照。光明图片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齿轮形器。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资料照片
陶寺遗址观象台。资料照片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资料照片
  1978年,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翻开了厚重的黄土地,也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说起陶寺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有着说不完的话。“今年是考古队建队40周年,我们将在完成宫门考古任务的基础上,按计划开展宫殿区考古工作。”
  40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呕心沥血,随着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发布,陶寺——这个黄土塬上汾河之滨的普通村庄,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改写中国文字历史的发现
  “H3403,第三号灰坑。一个当地女孩挖出来一块陶片,我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上面有红色印迹。血液凝固了,空气凝固了,一片恍惚。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刻,1984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初冬。天擦黑。”这是李健民描述在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扁壶的时刻。
  陶寺出土的毛笔朱书陶扁壶,是一个改写中国文字历史的发现。传统上,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具有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的初始阶段。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时代社会晚期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生产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陶寺遗址朱书的发现和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1978年,李健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被分配至夏商周研究室山西工作队,参加对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
  陶寺遗址延续的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积深厚,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这对李健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当时,李健民每年春季和秋季有半年时间在山西,住窑洞睡土炕。在这里,他喜欢上了吃面条,并延续至今。他回忆说,当地民风淳朴,那么大型的发掘工作,都不用看着。
  发掘陶寺遗址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没想到发现了更早的,对考古队来说,是捡到了宝贝。随着发掘的推进,陶寺早中期文化特征与夏文化明显不同,晚期才与夏文化相近。
  1978年至1985年期间,李健民亲身经历了大型墓出土随葬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等礼乐器,发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铸金属制品铜铃,以及毛笔朱书文字扁壶的重要时刻。
  在李健民的提议下,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陶盘上的蟠龙纹图案与陶扁壶上的“文”字,组合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标识物。由此看出,这两件文物的价值非同一般。  
世界最早的观象台
  2001年9月,即将38岁的何努第一次来到陶寺。他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年,何努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第三任考古队长。此后的10多年间,在他的带领下,发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区,发现了早期的宫殿附属建筑凌阴、中期宫殿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居址、观象祭祀台、地坛、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及城门,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遗址的功能区划。
  见到何努,是在陶寺观象台,正值6月首届尧文化高峰论坛召开之时。因为感冒的缘故,那天他穿了一件厚外套。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了解陶寺遗址,他专门拿来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示意图板,带着我们在30多摄氏度的太阳地里爬山坡过土梁。
  说起这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何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有辛酸也有甜蜜。陶寺观象祭祀台位于陶寺中期小城内,总计13根柱子,12道观测缝。在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如此复杂的观测,很难想象当时他们是如何把几道黄土裂缝、损坏的城墙、碎陶片与天文观测联系起来。凭借不懈努力,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找规律,做记录,研究观察,最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选定了3个观测点,观测出了太阳的起落规律。陶寺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观象台早了500年。
2005年10月23日,“陶寺遗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一批天文学家到陶寺观象台实地考察,一致认同陶寺观象台的观象功能。当着这些天文学家的面,何努泪流满面,其中滋味也许只有他本人能够体会。
对于何努来说,“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秉持这种理念,他提出了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链;提出最初“中国”的概念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等。
( 知識學習科學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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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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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5 11:14

考古专家热议陶寺遗址:证实尧都诠释最初“中国”(记者 孙自法) 【编辑:杨彦宇】
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长期致力于陶寺考古发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员介绍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寺中期骨耜上刻有文字“辰”(农)字,这也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字。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9月14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为重要的几处都邑遗址之一,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特别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进程的关键证据。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社山西临汾9月14日电 “‘中国’之中,始自陶寺”“陶寺遗址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出土朱书陶文‘文尧’是陶寺为尧都的直接证据”“陶寺是一个综合性多机能的中心都市”“陶寺是华夏文明的主根”……
  14日在山西临汾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陶寺考古40年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考古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交流陶寺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纪念这一在中华文明形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遗址,今年迎来其发现60周年和大规模考古发掘40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长期致力于陶寺考古发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员介绍说,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1958年考古调查时被发现,197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已发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文物5000余件。经碳14年代综合测定分析,陶寺遗址总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距今分别约4300-4100年、4100-4000年、4000-3900年。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陶寺观象祭祀台,是世界范围内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观象台,时代为陶寺中期;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龙盘,其龙的形象与特征是中原龙形态形成的开始,并被不断丰富与完善为中国龙而绵延至今;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陶鼓、鼍鼓、石磬、铜铃、陶埙、口弦等乐器,尤其是在早期王墓中,陶鼓、鼍鼓、石磬通常配伍,标志着陶寺礼乐制度的集成与初步形成。

--very good, got the 陶寺中期骨耜上刻有文字“辰”(农)字 picture.

蝙蝠(amtrak) 於 2018-09-15 11:14 回覆:
何努指出,“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必须有“中”“国”两个概念组成,“中”应是物化的“地中”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考古发现陶寺文化测日影立中的圭尺,既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圭尺仪器实物,也表明陶寺已经形成“地中”概念,它和陶寺社会的国家形态及都城的存在,诠释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对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4000多年前的陶寺人已经有了“地中”观念,当时的王者认为自己所处的都城就是天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
  日本和歌山大学名誉教授王妙发认为,陶寺遗址在13万平方米规模的宫城被发现后,就聚落机能而言,已强化或证实了一个重要功能,即作为“王都”的“行政中心”机能,他得出结论称,陶寺是一个综合性多机能的中心都市。
  “陶寺文化具有王权国家、礼乐文明、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四个特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指出,华夏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王权和礼制,陶寺具有明显的这些特质,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系中的主根。
  何努表示,陶寺遗址40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展现出中国史前邦国时代政治中心型都城的完整实例,都城功能区划全部齐备,且从早期到晚期有着比较完整的动态变化兴衰过程,对于后世中国王朝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早期都邑与文明中,也或多或少能找到与陶寺邦国都城相似的特征。
  他强调,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中的尧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正成为信史。
蝙蝠(amtrak) 於 2018-09-15 11:35 回覆:

辰是一个汉字,拼音为chén,该字一共有笔画7画,指地支的第五位;古代地舆论;用于记时;时日;日、月、星的总称;古同“晨”;指辰州(旧府名,府治在今湖南沅陵);名。
释义
辰有如下含义(1)地支的第五位,属龙。
(2)古代地舆论,指东南偏东的地方。(3)用于记时:~时(上午七点至九点)。
(4) 时日:~光。时~。诞~。(5)日、月、星的总称:北~(北极星)。星~。
(6) 古同“晨”,清早。(7)a.指辰州(旧府名,府治在今湖南沅陵):辰砂 b.名 姓

详细解释
郭沫若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西方亦称北斗为‘犁星’)。故‘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左传·昭公十七年》)。更进则举凡星象,皆称为辰,辰又转为时日之通称,于是而耕器之本义遂全晦。”(《甲骨文字研究》下卷《辰》)似以时辰之辰,本由于农耕之具而来。 [2] 
1、象形。金文字形,是蛤蚌壳之类软体动物的形象,“蜃”的本字。后经假借而产生了其他用法。本义:蛤蚌之类的软体动物。
辰,有身也。——《说文》
辰者,言万物之蜃也。——《史记·律书》
2、十二地支的第五位
3、在太岁纪年法中与天干相配用以纪年。如1976年为农历丙辰年
4、用以纪月,即农历三月
5、用以纪日

蝙蝠(amtrak) 於 2018-09-15 11:37 回覆:

6、用以纪时,即午前七时至九时。如:辰巳时(上午七时至十一时);辰牌(古代的一种报时工具;又指上午七时至十一时)
7、日、月、星的统称。如:“三辰”
8、时光;日子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宋·柳永《雨霖铃》
又如:诞辰;辰光(方言。时候);辰告(以时告诫)
9、古地名,即辰州。今属湖南省 [3] 

【说文】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振,民农时也。
【释名】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
又时也。【书·臯陶谟】抚于五辰。【注】谓五行之时也。
又日也。【左传·成九年】浃辰之闲。【注】自子至亥,十二日也。
又岁名。【尔雅·释天】太岁在辰曰执徐。
又三辰,日月星也。【左传·桓二年】三辰旂旗。【疏】日照昼,月照夜,星运行于天,昏明递匝,民得取其时节,故三者皆为辰也。
又日月合宿谓之辰。【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注】辰,日月所交会之地也。 
又北辰,天枢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
又大辰,星名。【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传】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
【注】大火谓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天下所取正。北辰,北极天之中也,故皆谓之大辰。
又【尔雅·释训】不辰,不时也。【诗·大雅】我生不辰。
又【小雅】我辰安在。
又丛辰,术家名。【史记·日者传·丛辰注】犹今之以五行生尅择日也。
又【韵会】州名。古沅陵郡,隋置辰州,以辰溪名。
又叶时连切,音禅。【韩愈诗】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叶先韵。
考证【左传·桓二年】三辰旂旗。【注】日照昼,月照夜,星运行于天,昏明递匝 谨照原文注改疏。 [4] 

蝙蝠(amtrak) 於 2018-09-15 11:40 回覆:

辰砂 chénshā[cinnabar]
一种矿物,由硫化汞HgS组成,产状为鲜红色晶体或红或褐色块状体。为汞的唯一重要矿石,亦称“朱砂”。旧时以湖南辰州府出产的最著名

辰时chénshí[7 a.m.-9 a.m.]
中国古代计时法指上午七点钟到九点钟。又叫辰刻。
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清·袁枚《祭妹文》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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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13:53
陶寺是曾经的国都  2015-12-15  from 男式老榆头 转载
...传说尧曾设官掌管天地时令,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敬授民时,谘询四岳,用鲧治水,征伐苗民,推行公平的刑法。尧实行上述措施,使得万邦和睦共处,友好交往,共同组成了中原部落大联盟,出现了国家雏形。...确定陶寺遗址为最早的“中国”,著名考古学者何驽表示,是因为发现了残长为171.8厘米的漆杆,即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旁边还有一批玉器,是圭尺使用时的附件。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人建立都城必须遵循王者居中、王者与天地交通的思想,依照夏至影长的标准确立地中,以此来确定都城选址,在地中建都城,在中土建国家,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何弩表示,“中国”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是陶寺圭尺的出现,因为它是人们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确定中心位置而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
三.证据一:“圭表”
2002年秋,在襄汾陶寺古观象台附近,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中期大墓中发现竖立着一根木杆,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木杆东侧壁龛内还发现了玉琮、玉戚。上世纪80年代,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过一根木杆。这些木杆和玉器功能是什么?引起考古工作者对“圭表”的联想。
蝙蝠(amtrak) 於 2018-07-16 13:53 回覆: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圭。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在陶寺古观象台,用出土“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显示,与木杆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它们的组合,共同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实物工具套,证明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至少可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是使用圭表进行天文测量的历史性突破。
漆杆残余全长171.8厘米,下端保存完好,上端清理时略有残损,中段有一段26.4厘米残朽无迹。漆杆先整体髹黑漆,再间断髹石绿色漆段,绿色漆段两端分别髹以粉红色漆条段与黑底漆相间隔,使漆杆体呈现出黑绿色段相间的醒目纹样。我们按照红、绿、黑色带段的区分,自漆杆底部到顶部对每一段色带编号,其中漆杆中段残朽无迹的部分整个编一个号17,顶端发掘中残损段编号为44。我们实测了漆杆上每段色带的长宽尺寸,并根据保存状况做了部分必要的复原。
蝙蝠(amtrak) 於 2018-07-16 13:54 回覆:
曾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以下简称《功能试探》)一文中,推测漆杆残损段长约8.2厘米,杆原长180厘米。
根据《周髀算经》记载 “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之日晷尺六寸”,初步判定IIM22:43漆杆第11号红色带处标志夏至影长,自第1 至11号缝总长39.9厘米合1.596尺;第33号黑色带为春秋分影长,自第1至33号缝总长141.6厘米合5.664尺。移杆后,漆杆第38号红色带为冬至晷长刻度,含头一杆总长度为337.4厘米合13.496尺。
--官掌管天地时令,观测天象,制定历法 it proved now, and i wonder 圭尺 might burried with 掌管天地时令,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官.  圭尺, 古华夏星宿-related also found in other tombs. i wonder whether can make a list. they all contirbute  to our 中国天文.
蝙蝠(amtrak) 於 2018-07-16 14:21 回覆:

探秘中国最古老观象台陶寺遗址 本文来源: 2010-01-15 山西晚报;本文作者:段树聪

....考古人员根据遗址上的夯土痕迹推测,曾有13根高大的石柱立在这个半圆形的台基上,相邻石柱之间的距离为15厘米到20厘米,而这些石柱间的狭缝整体呈正对圆心的放射状。
---180/12石柱之间=15  360/24=15 i wonder whether can tell more detail for each 石柱之间的距离, which are 15cm which are 20cm. i would say very likely have related to our ancestors 七政五纬.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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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04:17
中国最早的宫城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为了搞清楚陶寺遗址是否存在宫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支持下,从2013年3月31日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
  高江涛说:“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对于陶寺城址的发掘工作,高江涛总结了四大意义,一是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是陶寺城址历时较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宫城,并在陶寺文化晚期有重建现象;三是陶寺宫城的发现,使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四是陶寺宫城东南角门,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亦深远悠长。
  考古事业薪火相传,接力棒来到了新一代人手中。令高江涛欣慰的是,一批批年轻人不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两年前毕业于山西大学考古学专业的李斌,怎么也想不到刚离开校园就能参与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李斌知道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说,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来考古队之前,李斌翻阅了很多与陶寺遗址有关的资料,对于遗址基本情况随口道来。陶寺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城址规模最大的一处,绝对年代主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
  作为一名90后,李斌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任何假期,日复一日地奋战在一线,每次作业都是小心翼翼,不知用坏了多少手铲和毛刷。
  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曾感叹道:“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李济之问也许在未来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