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是否應該嫁給黃世仁？這個話題最近成為新聞熱點。在年輕人那裡，這可能純粹是一個婚戀八卦，就像翁帆該不該嫁給楊振寧一樣。

但是在中年人及老年人聽來，它首先是一個打破禁忌的感覺。在若干年前，也許有思維特別活躍的人士，在私下里談論這些話題，但是在課堂及報紙上公開討論，是難以設想的事情。
 中國不僅是一個世俗國家，而且在國家意識形態上強調無神論，在很長時期內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對馬克思的這句名言，

在學術上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在中國人大反封建迷信的年代，它反對有神論的含義是確定無疑的。

然而，在很多方面，中國又具有宗教性質，而且是歐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性質，比如“文革”期間的個人崇拜，又比如“神聖”這個詞的廣泛使用——

也許很多人會辯解說這只是一個比喻而已，但是眾所周知那些被神聖化的東西，其不可侵犯性並不亞於真正的宗教禁忌。
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毛澤東去世了，他享年八十三歲。三年級有一個學生，說了一句“我今年八十三歲”，就遭到老師一頓暴打。

一個正當壯年的男教師，對著這個調皮的小學生拳腳並用，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地亂滾，但是沒有任何人同情他，我們都覺得他死有餘辜，因為他竟然說自己是毛主席！

此前，老師告訴我們，有一位年輕的媽媽，嬰兒大便之後，沒有擦屁股的紙，就將已經破損的毛主席畫像揉皺了替用，遭人舉報，她被抓去槍斃了。

我的一個朋友講過，當時他作為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在毛主席逝世的追悼會上，不僅沒有和大家一起哭泣，還忍不住笑了，他的媽媽回家後痛哭多日。

後來他知道，媽媽哭不僅是害怕別人舉報，更是認為她的兒子腦子有毛病，因為毛主席逝世這樣的大悲痛，竟然不能讓他傷心；不傷心也就罷了，他怎麼可以笑呢？
 歌舞劇《白毛女》成為舞台明星，然後成為“八個樣板戲”之一，變得家喻戶曉，正是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它和其他“樣板戲”一樣，是締造這些世俗神聖性的工具。

神聖性這種東西，總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工具們往往也都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了。當時誰要敢說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後果恐怕僅次於拿毛主席畫像給小孩擦屁股。

歷史證明，宗教的偶像崇拜未必不可，但世俗的個人崇拜非常危險。同理，宗教的神聖性可以承認，而世俗的神聖化則為虎作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六十年的成敗，可以說，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這些世俗的禁忌被逐漸打破的過程。

儘管執政黨由於政策方針及權力結構改變的需要，主動對個人崇拜進行了否定，但是仍然有很多話題成為政治禁區。
 最早的突破是小心翼翼的正面嘗試。比如有人說，嫁人要嫁週總理那樣的人，因為他長得那麼英俊。

今天看來這麼平常的一句話，當時在報刊上讀到，很多人都有一種偷嚐禁果的興奮，因為你居然把普通人的擇偶標準和偉人聯繫在一起。

隨後，有人開始用疑問的形式，挑戰一些神聖主題。我記得從維熙先生有一篇小說，正面描寫了犯有叛國罪的人物，我讀了之後覺得非常刺激。

那個所謂叛國罪，其實是公民沒有遷徙自由並且受到迫害之後的潛逃。 有人想要投靠帝國主義，這是多麼大的罪過啊！

乒壇名將何智利嫁給日本人之後，成為日本選手小山智利，真的讓人難以接受。慢慢地，部分人開始知道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是公民的權利，郎平執教美國隊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

事實上，關於白毛女嫁黃世仁這種話題，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出現，是這種打破禁忌的嘗試中最安全的一種方式。今天重新提起，為什麼還有偷吃禁果的感覺呢？

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禁忌沒有打破，還有很多“神聖”的事情，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的、沒有條件的、不容置疑的、只看立場的東西。

人們對此懷著宗教徒般的虔誠，如果有人用討論的口氣提到這些事情，立馬就會傷害他們的感情，就會被要求閉嘴，甚至呼籲公權力去製止與懲罰。

禁忌是一堵牆，看似阻隔了別人，其實圍住了自己。很多人因為禁忌而成為井底之蛙，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 

舉例說，當去年西方媒體歪曲報導西藏事件時，有不少中國人打電話給美國媒體駐北京記者，說一句“加州要獨立”，然後放下電話，猜想美國人如何痛不欲生。

事實上，如果加州真的有這個想法，很多美國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但是不會認為這是神聖不可討論的事情。

假如你看到我這個例子，心平氣和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那麼你是一個討論者；假如你忍不住非常生氣，那麼你可能生活在禁忌之中。
 從學術上說，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說的“政治正確”，都是對思想的箝制。人們應該具備是非觀念，但是沒有什麼話題可不可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