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0日[底本原缺第五講日期，此系參照其他版本所補。]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僕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僕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是快過挑#、便利過挑#；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１[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不容易趕上。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闢，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輓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真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分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於。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齣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瑞士學者要輓救這種流弊，主張人民改變態度，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錶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瞭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幹、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能不能夠六齣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託到諸葛亮，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齣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在各省鏟了地皮、發了大財之後，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日本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裡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瞭，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