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配身分在台灣，正逐漸被政治操作成一種「身分原罪」。近期因民眾黨新任陸配立法委員李貞秀上任，再度引爆「是否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爭議。李貞秀多次說明，自己已嘗試透過各種管道出具已不具中共國籍，但問題恰恰在於，在兩岸分治、政治對立的現實下，中共不可能為個人出具「喪失國籍」的官方文件，這也使台灣行政機關陷入以文件為唯一依據、卻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死結。

筆者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行政解釋，早已不只是單一政治人物的政治糾紛，而是制度性地切斷陸配的參政可能性，更進一步波及陸配所生第二代，未來從軍、任公職乃至服國家義務的基本權利。當國家以無法達成的證明作為門檻，實質效果就是全面排除。

首先，必須釐清中共的國籍制度，其採用「屬人主義」，是以血統主義為核心，只要父母一方具國籍，子女原則上即被視為具有國民身分，且是否「實際承認」往往取決於政治與行政需要，而非個人意志。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外國」，因此陸配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北京視為「國內移動」，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 9 條的自動喪失。

再回到中華民國憲法與現行兩岸法制的現實。中華民國憲法並未完成對兩岸主權與人民身分的最終定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本身即是承認「尚未終結的政治狀態」下所設計的過渡法制。在此情況下，行政機關若將「是否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視為單一、絕對的法律判準，卻忽略其取得並非出於自由意志，實質上已將憲法未解的政治問題，轉嫁為個人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行政機關現行用《兩岸條例》認定「大陸地區人民」（非外國人）來發身分證及確保保證大陸地區人民參政權；但在陸配真得要參政時，內政部又突然引用《國籍法》把李貞秀當作外國人來看。

再按照其對國籍法的解釋，只要「具有外國國籍可能性」，即不得擔任公職，那麼問題就不會只限於陸配。以國籍法第 20 條為例，中華民國國民若取得外國國籍，即不得擔任公職。若行政機關真的採取最嚴格的形式標準，那麼現行政府體系中，亦存在出生背景、家庭身分明確涉及中共國籍體系的人員，理論上同樣應受檢視。若選擇性適用，只針對陸配與其子女，顯然已非法律一致性，而是政治選擇。

最具爭議性的則是擔任國防部發言人的孫立方中將，1982年，14歲才輾轉從大陸經由日本來到台灣，按照現行解釋，至今絕對仍具有中共護照及國籍，且還沒有證明其已經完成放棄，是否應該被強制退伍呢？

總結來說，當「兩岸身分」被過度政治化，最先被犧牲的，往往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無辜的民眾。陸配所生第二代，可能在成年後才發現，自己即便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服義務，仍可能因父母身分而被質疑忠誠，甚至被排除於軍旅與公職體系之外。更嚴重的是，現役軍中已服役的陸配第二代，未來不排除面臨重新審查甚至退役的風險。

現行法律把「兩岸身分」當作忠誠的唯一來源，卻忽略忠誠本來就是可以被實踐證明的。當國家一方面高喊兵源不足，另一方面卻可能用身分排除願意服役的人。這不只是制度漏洞，而是國家對自身公民信任的動搖。若忠誠必須由血統決定，那麼民主與法治，終究只是空談。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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