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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24 10:05:37瀏覽1202｜回應1｜推薦18 | |
| 最近的幾個社會事件
一家人跳河的 在房間燒炭的 託人兒遭虐的 結果 剛好都和地方政府的社會局有關 指責的箭頭竟多朝向社工員 這是怎麼了 社工員需要以如此不堪面貌來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嗎 媒體的論述之外 還有什麼事是該被提醒的 社工專協的一篇專文值得一讀 ---------------------------------------------------------------------------- 又走了一個小孩之後—社工的非戰之罪--轉貼社工專協副秘書長陳宜珍的撰文 逃過兩年前台北市邱小妹妹醫療人球案可能面臨的責難，社會工作人員終究躲不了台中縣黎小弟弟受虐致死，疏於介入處遇的人道、專業、行政責任。此時，承辦黎小弟弟受虐案的社工和台中縣社會局專業上的嚴重過失必然是千夫所指，該自請處分的，該接受降級的，地方政府明快的給予社會一個交代，很少有人會對這樣的處分提出異議，即使是當事社工與行政首長，畢竟逝去的是一個真實的小生命。 作為一個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者，以及社會工作權益倡導者，更為此令人難過的結果深感遺憾；一方面，為黎小弟弟以及台灣許許多多未被披露卻同樣受到傷害的生命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更為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缺糧缺兵的困窘深覺不捨。本文無意替當事社工開脫責任，然而，基層社工不應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等結構與體制缺乏擔當，以及地方首長政績和選票考量下的代罪羔羊。台中縣的黎小弟弟不過是冰山一角，其他縣市未被報導的暗夜哭聲不知凡幾。 社工人力固然不應成為專業過失的藉口，卻也是地方政府的普遍現象，即使不與西方福利先進國家或日本相比，單相較於香港每一位社工服務九百個人來看，我國社工人力偏低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研究粗估，我國公、私部門社工人力約有七千多人，亦即大約每位社工平均必須服務三、四千人。人力不足，導致每個社工的案量過高，而產生服務順序的排擠效應。每個社工身上揹著七、八十，甚至是上百個案主/家，應該被解決的就是會有立即可見生存危險的案主，黎小弟弟可能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犧牲。 每次中央政府的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社會工作人力永遠是地方政府被詬病的；而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說詞，不外乎財政困難，沒有足夠預算聘任社工，或祭出政院人事行政局對組織人力總額管制的規定。諷刺的是，再怎麼窮的縣市，都可以花個數百萬、甚而上千萬舉辦跨年；因為，跨年可以增加首長的曝光率，然而以數百萬多聘用數個社工，卻無法讓首長的政績被看見。反正，任何被媒體披露陷入困境的個案，在風頭過去之後，便不會有人記得了，但是跨年是否讓人津津樂道，卻可成為首長的績效。因此，每次新任縣市長上任，屢屢傳出社工以聘僱契約到期而被迫離職；如果中央檢討社工人力，或民間倡導團體提出批判屢屢抗議時，再以財政不足搪塞也就過去了。而基層社工則必須扛起沈重的案量，自行面對執行公權力時被案主與加害人恐嚇、騷擾、辱罵等不堪，以及執業過程中所產生的替代性傷害，然後人才不斷流失，社會福利機構永遠都是新兵訓練中心。 偏低的薪資更是職業風險和傷害越來越高的社會福利領域難以留住優秀人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公部門和極為少數的全國性社會福利機構，才可能提供相對較佳的福利和薪資報酬，大部分社會福利機構的薪資報酬，幾乎難以聘用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尤其是越往中南部地區。每個月不及三萬元的薪資報酬，為數極多的機構甚至不提供勞退，又得面臨職業風險急遽增加的事實，社會工作者在老年之後，甚至都可能成為低收入戶的窘境下，人力不斷流失。此現象當然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限制，且仍極度依賴政府補助和方案委託有關。 新自由主義當道，強調政府小而美，公部門人力不足成為必然的趨勢後，多數方案以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方式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免除人事設備維持等相關費用。令人詬病的是，政府對待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態度，只是在口頭上喊出所謂的「伙伴關係」，事實上卻把民間機構視為社會福利的後備軍，並把不斷從學校畢業的社工人員視為源源不絕的兵員，折損了，不怕沒有替補人力。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方案委託預算中的人事經費，更是極度不友善。民間單位為了機構生存，在聘僱社工時，受限於經費不足，只能將對象鎖定在年紀輕、年資少的新手社工。只要到公益資訊中心或社工專協等社工求才網瀏覽，便可看到，多數機構將應徵對象的年齡限定在30歲以下，標準稍寬鬆的則在35以下。試想，一個從小可能在相對平順的環境中長大，獲得社工學士獲碩士學位的孩子，在面對最黑暗的社會現象與最弱勢的族群時，單只訴諸專業訓練，都可能迫使這些新手社工提前出局。這也是每年全國可培養出2300多位社工新鮮人，但全國各機構依舊缺人的可能原因。 地方自治條例原旨在於尊重地方政府的權力，卻成為中央與地方在福利政策與社工人力政策相互推託的藉口。中央因為首長更迭不斷，福利政策的新陳代謝隨之增加。而因為新政策實施所聘用的社工人力，便得面臨上半年可能有工作，下半年工作可能就不見了的不確定性。大溫暖和弱勢兒保社工的聘任便是例子。大溫暖的社工被告知，計畫沒了，工作也就結束。弱勢兒保社工在第一年還有中央政府挹注地方政府70％的人事費，第二年之後，地方政府就自行想辦法。社工的前途維繫在政府搖擺不定的政策中，影響所及，便是如黎小弟弟這些出自高風險家庭的婦孺老弱。 傳統上，社會福利被定義為慈善事業，早年由志願工作者起家，因此愛心、耐心遂成為輸送社會福利之社會工作者的重要特質，其重要性甚至凌駕專業知能。然而，家庭組織出現結構性的大轉變，傳統鄰里守望、家族互助（或者可以說是社會控制）的功能不再，濟貧不再是社會福利的主要工作內涵，後工業社會與後資本主義不確定性，風險社會的來臨，社會問題的多元與複雜程度等，讓社工不再只是一相情願的有著耐心、愛心和專業知能即可被演維持社會公義的角色，如果各級政府仍舊推諉塞責，民眾只能自求多福。社會大眾可以在走了一個邱小妹妹或黎小弟弟或任何一個叫得出、叫不出的人之後，對社工的良心與專業發出質疑和指責；可是，若這個現象對社工而言如果是非戰之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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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