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
我那時的立場，自己不會去爭取這個案件
畢竟那時候確實是有「白色恐怖」
如果去辯護這個案件，一定會捲進去政治的旋風裡面
不過那時候我也有跟太太說，如果家屬來找我們，我也沒有理由拒絕他們
因為做律師也有在幫小偷、搶徒、殺人辯護的
說不要辯護這個案件，你說不出來理由
其實就是怕死，其實就是明哲保身，以外，其實沒有什麼理由

我回憶當時，在仁愛路的那個律師事務所
周清玉(姚嘉文太太)拿委任狀，推那個門進來
我看周清玉進來，我那時候真的跟自己說
啊我的人生，會很大的改變，可能我會走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因為以前也想說，要做一個安定的律師，好好的過日子
我那時候很年輕，已經很有名了，律師業務也做得很好
但是當周清玉推門進來
我跟她說，你也不用悲傷，我不會拒絕
姚嘉文不是為了個人，偷人家東西、侵佔、詐欺被起訴
他是代表「民主運動」被起訴，在法院審判的，不是姚嘉文
是台灣的民主運動
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分擔，大家分擔一部份
他們已經盡力了，做到被人家抓去了，已經不能動彈了
現在外面的人，應該幫忙辯護
讓外面的人知道，他們沒有什麼不對
讓他們所做的事情，變成有價值
如果說，我們不敢辯護，大家就會覺得說
他們這些人的下場就是這麼淒慘啊
所以我不但幫他們辯護，我也成立「關懷夏令營」
照顧這些受難者的子女
也讓這些孩子旁邊的人覺得，他們的父母沒有不對
不然怎麼這麼多人幫他們，在照顧這些孩子
這就是我常常在說的，「命運共同體」的分擔
一個社會要進步，大家就是要分擔一些責任、盡一些義務

美麗島事件判決之後，為什麼會去從政呢
我覺得這些人應該無罪，怎麼會判有罪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一句話，永遠不停止的辯護
就是說這個辯護法庭是結束了，但是這個社會的辯護才開始
那時候的社會是很封閉的
電視是一面倒，認為這些人是暴徒、洪水、猛獸一樣
所以打死這些人，關這些人，就好像打死一條蛇一樣
有人說這些人有美國可以靠，所以形式上要審判他們
要不然這些人打死也是應該的，很多人的心態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有接到恐嚇的電話
那時候也想說，今天出去，可能就不能回來了
或是說今天出去，可能回來家裡就已經發生什麼事情
我看不是只有我，每個人都有這樣想
但是就要表現很堅強
我常常在說，勇敢不是不怕，勇敢是戰勝恐懼
雖然會怕，但是還有一個更大的力量
讓你還是要做這樣辯護的事

我們就問，為什麼去遊行、拿火把，會變成叛亂
我們就一直講，講給外國記者聽，為什麼他們會變成叛亂
所以那時候有一句名言
不是他們「叛亂」，是你「亂判」
我們當場 就這樣講

228那天是比較感性的一天，最後的辯護
每個被告都說出，他為什麼要從事這個運動，台灣為什麼需要「解除戒嚴」
再加上發生林義雄的滅門血案
很多人也都豁出去，說怎麼判都沒關係
但是台灣的未來呢
說到最後
其實，也有被告說到哭，家屬也哭
最後連那個刑警、憲兵、女的警察，也都哭了
整個法庭都在哭
那是很感動的
在那個時候，都是真的在奉獻
有的提供錄音，跟我們說這個聲音是什麼聲音
那時候也有公務員，晚上跑來律師事務所，來介紹「軍事審判」的狀況
所以每一段，其實都很感動，大家都分別冒一些險
為了更加開放的社會，可以享受真正做人的基本權利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我是覺得
台灣有很大的這個能量，跟這個力量，在推動這個「民主運動」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其實更加需要知道
我們的歷史、我們過去，先人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走過的腳步，我們不要再走錯一遍
走錯一遍，有可能是「忠厚」啦
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那就是有問題了
那是笨，沒有反省能力
那這個民族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