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中國國民黨的秘書長張寶樹，對台灣學者陳少廷先生說：「你們台灣人沒有什麼人才。」陳少廷先生不假思索，立刻回答：「台灣不是沒有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事件時都快被你們殺光了！」

談起上面的對話，我不禁聯想起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一句話─「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悲哀」。而說到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的台灣人才，前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博士的影子，也會立刻浮上我的腦海。

林茂生教授，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他於1927(日本昭和2年)初，接受台灣總督府之遴選，成為「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留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 Teacher's College，投入當時著名的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和門羅(Paul Monroe)門下。翌年(1928年)4月，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繼而攻讀博士學位。於1929年11月，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人獲文科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林茂生博士出生於1887年，八年後，台灣被清國出賣給日本，註定了林茂生往後的生命史，脫離不了台灣人的生存與尊嚴的課題。1904年林茂生進入長老教會中學﹔1908年赴日本同志社中學﹔1910年入京都第三高校﹔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1915年被推選為「高砂青年會」(台灣留學生組織)的首屆會長﹔1916年從東京帝大畢業，成為台灣第一位文學士。

林茂生教授在赴美深造之前，早就有相當的成就和表現。他擔任過長老教中學的教務主任、理事長﹔兼任台南師範學校的教授﹔1920年轉任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只有三個，一是醫學專門學校，一是師範學校，另一個就是商業專門學校。此時台南商業專門學校裡的教員有二、三十名，但只有兩名台灣人教員，林茂生為其中之一。曾經就讀過台南商業專門學校的著名的醫師作家吳新榮曾經這樣回憶說：「學生們對這兩位台灣人的教師特別愛戴，...林茂生教授，他是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出身的，當然是台灣人獲得日本文學士的最初一個人。日本人為懷柔策，隨時﹝立即﹞任命他為高等文官，來擔任這個學校的英語科。當時世人以「北有杜聰明，南有林茂生」並稱，但杜聰明是一位純粹的科學者，而林茂生是一位多才的思想家。」

20年代初，林獻堂等人所推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積極展開，為二○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與自治運動拉起序幕﹔「台灣文化協會」也掀起文化啟蒙運動與民族運動。林茂生受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推荐，擔任文化協會的評議員，並於1924年起連續三年擔任台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哲學、論理哲學，西洋文明史的課程。以林茂生一介知識精英，側身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台灣文化協會陣營，自然引起日政當局相當的矚目，官方的報紙，甚至以明褒暗貶的文章來諷刺他參加文化協會的活動。但八年後，林茂生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不諱言地指出一九二○年代台灣人民族意識的甦醒，更對二○年代台灣的社會與政治運動加以肯定，他說：「他們（按指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台灣知識份子）不滿意田總督(按：田健治郎)新政府的結果，因為它沒有帶給台灣人民與日本人平等的立足點。他們不滿意田總督努力設置的地方議會，因為其議員不是由人民普選出來的，所謂『自治』只是徒有其名而已。因此，他們開始政治平等運動。」

有了一番成就與聲望的林茂生教授，以四十歲之年，更上層樓，負笈美國深造。雖然他拿總督府的公費赴美留學，但其所學所思所言，卻不以阿諛統治當局為尚。相反的，他的博士論文卻是對日本在台的殖民地教育提出不客氣的檢討。我在拙著《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寫作過程中，即閱讀過林博士的博士論文原文，當時閱讀到他批判日本在台殖民教育的言論時，真是心有戚戚焉。此次，林茂生的博士論文的漢文譯本正式出版，我得有機會再拜讀一次，更是既欣慰又感慨。

林博士的論文題目是："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 "(《日本統治下台灣的一般教育：發展與文化問題之歷史與分析的研究》)林茂生在論文的研究宗旨中說：「本研究之宗旨，首先在調查教育制本身的歷史、其發展的過程，以及決定其發展的原則；其次，在分析教育活動中的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因素及影響，並找出改進的結構性之方。」論文全書共分九章，除了在導論中介紹了台灣這個島嶼的自然位置與人文景觀之外，繼而敘述自荷蘭據台以降，歷經鄭氏王朝與大清帝國，一直到1920年代日本統治下的教育理念與制度的發展過程。特別在最後兩章分為理論與實際兩部分，提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教育理念，檢討日本同化教育的謬誤，指出其違反人類學習與成長所必須遵守的個體自由與社會進化原理。

林茂生的論文完成於1929年，從台灣教育史的立場來說，此時的台灣教育，已經歷兩次「台灣教育令」的頒布─1919年1月4日，台灣總督府以敕令第1號頒布「台灣教育令」，在台灣的一切教育設施，以此為根據，各級教育機關的系統，至此乃告確立﹔1922年2月，總督府另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實施所謂的「內台共學」。這是為了配合此時期的所謂「同化政策」，認為「內台共學」為同化最佳途徑。形式上，台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然而實際上，「共學」的結果，只是提供在台日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台灣子弟因為在起跑點上仍佔劣勢，難以和日人子弟競爭。再者，在所謂「內地延長主義」與「同化」政策之下，台灣的語言與歷史遭到抹煞摧殘。所以，誠如林茂生博士說的，「共學的理想基於兩個民族接受教育機會之平等為假設的前提﹔然而在真正操作中，共學的結果，此種假設並沒有實現。」

因此，林茂生的論文及時而生，針對這種殖民地教育提出批判與檢討，他的評論，主要有以下數點：
一、近代教育的目的在於從個人內部去發展，而不是從外在給與強制性的灌輸，因為擔心這可能損害受教者的創造能力。同化的出發點，在於以它自己的標準，從外部強加於人，那是不為人所渴望的，因為同化是不必要也不為人所認知的。同化教育與日本國語教育，正是一種無視於台灣人文化差異而強制執行的教育；二、近代教育的特質，在於把教育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以實現另一個和被教育者關係遙遠的目的。而同化教育正好違背了這個原理，它只是要求受教者去接受一個自己從來不曾經驗到的異質文化；三、近代教育強調尊重學習者的個性與天賦能力，而這種教育理念源自民主主義的精神。所以，他引用他的老師杜威的觀點：「學校教育的首要工作，在於它必須肯定心智自由的原理；四、進代教育的重點，在於將正確的而且對學習者的生活有直接必要的知識傳受出來。然而，同化教育卻在於引導學習者偏離生活，進而吸收一些完全沒有必要的內容。在此種教育下，學習者的生活，和那個原來與他息息相關，並且是他在群體生活中時時刻刻經驗得到的真實世界，變得愈來愈疏離。

總之，林茂生的教育哲學，是建立在具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人本教育上，這種人本精神，使得他發現殖民統治者所揭櫫的「同化」政策，雖然標榜一視同仁，實則是對被殖民的民族(台灣和朝鮮)的一種傷害，這是有違人本精神的。因此，身為殖民統治下的知識份子，林茂生發出良心的聲音，他在論文中不給情面地批評說：「以同化為目的的坦率聲明，使得這兩方人民（指台灣與朝鮮）在心理上都同樣地感受到民族尊嚴受傷害。」「對一個擁有文化自尊的民族如台灣人，教育的缺失是如此明顯，…當一個有心智與文化的個人或民族，對自己努力範圍被強迫設限，必定會振作而超越限制，或至少向設限者要求發展的機會。」「喪失一個人的文化是很不利的，因為這預示著性格的粉碎與損傷個人生存的根基，尤其是受到外來的逼迫。….」

閱讀林茂生批判日本在台殖民教育的論述，最令我感慨係之的是，他舉出台灣的母語與歷史受到摧殘的例子。林茂生對於「利用國語做為日本化的工具」，提出批判，他說：「相信語言同化表示種族同化是謬見」「完全放棄使用台灣語言的協助以輔助它自己的機會，只會減弱而不會助長它的立場；它只會損害而不會改善教育的結果；倒頭來，這將引起語言意識的情感，即對屈從立場的反感。」「沒有人會否認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都需要在全島傳播國語。當地人民並不反對日語在島上成為官方與教學語言。問題在於當地語言是否應當如現在一樣，從所有的教育活動中完全消除。」林茂生不客氣地指出：「三百五十萬台灣人，或可以說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並不感到缺乏一共同語言…如果他們不懂日語，在社會上與經濟上也不會產生嚴重的不便。」「雖然新語言在很多方面很有用，但是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實際上在家裡不需要它，個人通信也不需要它，反而，教授當地語言是有需要的，使當地語言精緻化將具有社會價值。以同樣客觀態度看待日本母國歷史，而忽略當地歷史的學習。這種對語言與歷史的態度，不僅隱含強迫性，也隱含文化自卑感。」

林茂生再三強調：「在學校使用當地語言，將有助於對固有文化尊重的感情。」「台灣語與日本語只應互相提攜」，因此，林茂生在論文中建議，在公學校的課程中，漢文應成為必修科，不應只是選修科。透過漢文，可以精練台灣語言。
看了林茂生當年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為台灣的語言文化請命呼號的言論，我忍不住感慨萬千，因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固然對台灣的語言歷史文化採取歧視政策，可是林茂生萬萬沒想到，日本人走後，號稱「祖國」的中國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對台灣的語言文化歷史，所採取的歧視態度，卻比日本殖民統治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人換了一個新的統治者，也立刻又被換上一套新的「國語」。在國民黨政權的「國語政策」之下，台灣的本地語言受到比日本時代更嚴厲更無情的摧殘。直到今天，我們的下一代，能用自已本地母語流利交談的，已經不多了。可悲的是，許多本地子女，甚至以講自己的母語感到羞恥，應驗了林茂生博士在論文中所提出的警訊：這種對語言與歷史的歧視態度，「不僅隱含強迫性，也隱含文化自卑感。」

更可歎的是，林茂生於心目中的「祖國」─中國政府來臨的一年四個月後，卻在二二八事件中喪命於「祖國」的槍下。

在林茂生博士屈死的五十三年後的今天、在他獲得博士學位的七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博士論文的漢文譯本才在台灣正式問世，我想，它不僅是一位教育家思想的吉光片羽，也是台灣知識精英的良知呼喚，更是台灣人苦難歷史的顯影。讀完它，我們該發個願─不要再做悲哀的台灣人！要做有尊嚴的台灣人！

（本文作者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