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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11/01 12:58:00瀏覽16|回應0|推薦0 | |
民國一百一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午,台北市長候選人電視辯論會登場,整整兩個小時。 聽完之後,我記住最多的不是政見。 是一個問題。 被問的人,到底有沒有回答被問的問題? 很多人說,這場辯論是蔣萬安一直在問A答B。 我一開始也這麼覺得。 沈伯洋問一棵被誤砍的茄苳樹,蔣萬安回答一萬六千棵新種的樹。 沈伯洋問百分之七的會議出席率,蔣萬安反問他在立法院開了幾次會。 「你的回答,跟我的問題有搭嗎?」 這句話,辯論還沒結束,就已經在網路上傳開了。 可是,我後來把每一題重新聽、重新查,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茄苳樹這題,其實有答案。 而且是一個很具體、有法源、有金額的答案。 只是它出現的時間點,讓人很難不多想。 另一邊,沈伯洋也不是每一題都接得住。 被問到臨托的保母從哪裡來,他說會滾動修正。 被問到立場為什麼前後不一,他用一句「你回來當立委,換我當市長」,贏得了全場最大的笑聲,卻也把題目帶走了。 那一刻,他做的事,跟他整場批評對手的,好像是同一件事。 所以這篇文章,我不想說誰贏誰輸。 我想做的,是用同一把尺,把每一題攤開來看。 蔣萬安的強項是什麼?他熟悉市政,數字信手拈來,問題設計得很有策略,甚至用對手最擅長的「挑細節」反過來考對手。 他的弱點呢?被問到責任的時候,常常轉向政績。 沈伯洋的強項是什麼?他問得準,數字具體,也確實提出幾項說得出做法的政見。 他的弱點呢?被問到怎麼執行的時候,常常轉向方向。 一個被問細節,就談方向。 一個被問方向,就談細節。 兩個人都很會把球丟回對方的半場,卻很少接住對方真正丟過來的那一顆。 辯論進行的時候,我正從劍南路往山上走,戴著耳機,一邊爬一邊聽完大半場。 看不到表情,只剩聲音,反而更聽得出來,哪一句是回答,哪一句是在繞路。 茄苳樹的答案藏在哪裡? 公館圓環那題,為什麼好像消失了? 營養午餐裡,誰說對了一半? 「問A答B」,到底是不是一種好的辯論技巧? 以下是我一題一題聽下來、查下來的心得。 東門市場那棵茄苳樹沈伯洋問: 蔣萬安答: 沈伯洋追問: 蔣萬安在結論時補充: 聽到這一題的時候,我在山路上停了一下腳步。 問的是一棵樹,答的是一萬六千棵樹。 身邊剛好都是樹,我忍不住抬頭看了一眼。 數字很漂亮,可是那棵茄苳樹,還是沒有人告訴我們它是怎麼倒下的。 回家後,我去查了新聞。 原來市府早就處理了,公園處對廠商裁罰加求償,一共三十二萬五千兩百一十元,法源是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 那為什麼不在被問的當下說? 我想了很久。 也許是怕一承認疏失,對手就會追問下去。也許是準備好的稿子裡,這一題本來就寫著「種樹政績」。 可是我聽著耳機,心裡想的是: 如果他當時第一句就說「廠商已經罰了三十二萬」,這題不就結束了嗎? 答案明明在手上,卻留到結論才拿出來。 那時候,對方已經不能再問了。 做帳的人都知道,傳票對得上,就不怕查。怕的是明明對得上,卻選擇不拿出來。 只是,我也不想只看一邊。 沈伯洋在申論時說,上任百日要把樹種回來,用專法、專款、專業。 方向是有的。 但專法要管什麼?專款要編多少? 辯論會上,他也沒有說。 所以這一題,一個人有答案卻沒在該說的時候說,一個人有方向卻還沒說到細節。 那棵茄苳樹已經回不來了。 我比較想知道的是,下一棵,會不會也這樣。 百分之七的出席率,和公館圓環沈伯洋問: 蔣萬安答: 沈伯洋追問: 「有搭嗎?」 這三個字,後來在網路上被轉了好多次。 我能理解為什麼。 百分之七,是一個很難反駁的數字。 公館圓環的事故排名,也是一個很難反駁的數字。 可是回答裡,沒有出現這兩個數字。 出現的是專案會議,是立法院,是選舉動機。 我必須說,專案會議這件事,不是沒有道理。 重大事件另外開會處理,在任何組織都很常見。我們事務所遇到急件,也不會等到月會才討論。 但問題是,法定的委員會,為什麼幾乎不去? 這個,沒有被回答。 至於公館圓環,好像就這樣被跳過了。 我在想,如果市府手上有拆除後的改善數據,這不正是最好的反擊時機嗎? 沒拿出來,是因為沒有,還是因為沒想到? 另一邊,沈伯洋問得很準。 可是公館圓環該怎麼改,他這一輪也沒有說。 兩個人在這一題,好像各自站在河的兩岸。 一個在喊「你沒回答」,一個在喊「你不懂」。 中間那座橋,沒有人去搭。 都更、臨托,和那些細節蔣萬安問: 沈伯洋答: 這一輪,我聽得最有趣。 因為角色好像對調了。 平常挑細節的人,這次被細節考了。 蔣萬安出的題目,一題比一題小。限高、停車格、巷子裡能不能放腳踏車架。 他想讓聽的人感覺到的,是「你懂口號,但不懂實作」。 用對方最擅長的方式,打對方。 說真的,這招很聰明。 沈伯洋的回應,前半段接得不錯。 「既然有航高限制,市府為什麼不早說?」 一句話,把「我不懂」變成「你沒講清楚」。 可是後半段,我就有點替他著急了。 臨托的人力從哪裡來? 「滾動修正、逐步推行」。 這是方向,不是答案。 就像客戶問我,明年的稅要繳多少,我總不能回答「我們會滾動調整」吧。 至於抱怨對手「浪費」問題,我覺得聽眾不太會買單。 被問了,就答。題目好不好,不是答題的人能決定的。 這一輪讓我明白一件事。 問A答B,不是哪一個人的專利。 被問到不熟的地方,兩個人都會轉彎。 營養午餐裡的那杯牛奶沈伯洋的質疑: 蔣萬安的反擊: 這題我是用媽媽的身分在聽的。 孩子每天吃學校的午餐,我們當然在意。 先說蔣萬安這邊。 「大規模食物中毒」這幾個字,我記得當時在家長群組裡傳得很快。 後來檢驗結果出來,是合格的,沒有中毒。 所以他要求對手為用詞負責,我覺得合理。 謠言跑得比更正快,這是每個家長都體會過的事。 可是,找不到供應商這件事呢? 流標的原因是什麼? 這一題,他沒有說。 再看沈伯洋。 他提的「費用隨物價調整」、「取消廚餘秤重」,是整場辯論裡少數說得出具體做法的政見。 這點我要給他分數。 但對於「大規模中毒」的用詞,他沒有正面回應。 如果他願意先說一句「那個說法確實過頭了」,再談制度,我會更願意聽下去。 一個在糾正名詞,一個在檢討制度。 都對,也都只對了一半。 至於孩子的午餐有沒有變好? 整場辯論下來,還是沒有人回答我。 你回來當立委,換我當市長蔣萬安問: 沈伯洋答: 這句話從耳機傳出來,我在山路上笑出聲。 說得真好。 一句話,就把「你以前說過什麼」,轉成「你現在該做的是市長的事」。 這是整場最有記憶點的回擊之一。 可是笑完之後,我繼續往上走,回頭想。 蔣萬安問的是,你的立場為什麼前後不一樣? 這個問題,有被回答嗎? 好像沒有。 他用一句漂亮的反諷,把題目帶走了。 這不就是,他整場一直在批評對手的那件事嗎? 我不是在說這樣不對。 辯論本來就是攻防,用框架化解攻擊,是很正常的技巧。 只是,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兩個人身上,我想用同一把尺去看。 蔣萬安問A答B的時候,我們說他閃躲。 沈伯洋用金句帶過的時候,我們說他機智。 這把尺,好像不太公平。 毒駕修法那一票蔣萬安問: 沈伯洋答: 這一題,蔣萬安問得很具體。 三讀,辯論前一天,沒投票。 都是可以查證的事。 沈伯洋的回答,是他的經歷。 我相信他真的在被害者保護協會工作過。 可是,那一票為什麼沒投? 這個問題,從報導裡,我沒有看到答案。 我突然覺得,這一題和公館圓環很像。 一個被問事故排名,跳過了。 一個被問沒投那一票,用經歷回應了。 具體的事實題,兩個人都選擇不正面接。 問A答B,到底是不是好技巧?聽完整場,這是我最想問的問題。 以前記者聯訪,市長只有幾秒鐘可以回答,答得不完整,我覺得情有可原。 可是這次是辯論。 每一次回答,有一分鐘以上。 時間是夠的。 但我聽到的是,很多時候,回答的時間被拿來反問、反擊、講自己準備好的政績。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一邊爬坡,一邊試著站在候選人的角度想。 不正面回答,就不會在直播裡說錯話。 把話題拉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就不會被牽著走。 交叉詰問一輪只有四題,答非所問,等於讓對手浪費一題。 支持者聽了,會覺得「我們的人很強勢」。 這樣想,好像很划算。 可是,代價呢? 代價是對手可以說出「有搭嗎」這種一句話就被轉傳的金句。 代價是那些還沒決定要投誰的人,聽到的是迴避。 代價是交叉詰問本來要逼出答案,結果什麼都沒逼出來。 會後,有學者說這場辯論平順、沒有亮點,很難改變中間選民。 也有學者說,蔣萬安清楚提出數據、闡述市政,表現大加分。 還有評論者認為,沈伯洋題目太發散,沒有鎖定一兩題追到底,攻擊力道反而變弱。 你看,同一場辯論,可以有這麼多種讀法。 那我自己的答案是什麼? 我覺得,問A答B是一種守勢。 短期有效,長期有代價。 真正厲害的回答,應該是先答,再轉。 先用一兩句話,正面回答問題。 然後,再接上自己想說的。 如果茄苳樹那題,蔣萬安先說「廠商已經罰了三十二萬,流程檢討了」,再說種樹的政績,那一題會從失分變成得分。 如果臨托那題,沈伯洋先說出一個人力數字或來源,再說滾動修正,聽起來就不會那麼空。 先答,再轉。 這不難。 只是需要一點勇氣,承認問題存在。 寫在最後從銘傳大學那頭走下山的時候,我把耳機拿下來。 腦子裡還在轉著剛剛聽到的那些話。 我最大的感覺是: 這不是一個人問A答B的辯論。 是兩個人,都有問A答B的時候。 差別只在什麼時候。 蔣萬安,多半是在被問責任的時候轉彎。 沈伯洋,多半是在被問怎麼做的時候轉彎。 一個被問細節,就談方向。 一個被問方向,就談細節,或談權責。 兩個人都很會把球丟回對方的半場。 卻很少,接住對方真正丟過來的那一顆。 我也明白,這有一部分是角色造成的。 現任的人,手上有成績,承認疏失的代價很高。 挑戰的人,沒有執政紀錄要守,挖細節本來就是他的位置。 所以,誰比較會辯論,和誰比較適合當市長,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談方向的人,要告訴我們,方向底下的細節怎麼補。 挑細節的人,要告訴我們,挑出來之後怎麼修。 這一場,兩個人都只給了一半。 市民要的,不是最漂亮的願景,也不是最尖銳的提問。 我們要的,是聽完之後知道: 這件事,誰負責? 什麼時候會變好? 要花多少錢? 山路走完了,這場辯論的答案,卻好像還在半山腰。 我希望下一場,兩個人都能在被問的那一刻,就把答案帶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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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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