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就立刻給我獎學金，我那麼爛的成績，他立刻就給我獎學金，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興啦，那時候收到學校來封正式的信告訴我說：來我們學校你最好會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雙語的國家，那學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講法語的，那我怎麼辦呢？我在臺大學過一學期法語，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強給我六十分的，那我怎麼辦呢？就到新生南路對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兩個禮拜，才學會幾句什麼Bonjour這之類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後，我是被允許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剛好可以看懂題目，多一點都不行，我看懂題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所以就儘快把碩士讀完，花了十二個月就讀完了要轉，就面臨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給了我獎學金，那就我們全部六兄弟就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博士都在同一所學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可是那個時候，我為了另外一個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女朋友，後來變成我的太太 ．她是臺大植物系畢業的，她申請到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個story重要還是到這邊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當然我就去了多倫多，這件事情到現在是不後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這邊我就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認得她，其實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級，她二年級，植物系辦了一個送畢業生晚會，朋友告訴我有個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當天晚上有個營火會，去了以後才發現取消了，所以就變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劇，我從頭到尾看錯一個人，我覺得很漂亮的女生，並不是我同學告訴我的那位，而是錢明賽，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那天我見了她之後，偷偷拍了她一張照片，在照片背後寫了一首短詞：今霄原賞火讌，卻到舞臺盼看，不聞驪歌聲，只恨玉人不見，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燈畔。這是少年情懷。

到了加拿大以後，那時還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飯，整個學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回到學校路上的時候，聽到宿舍擴音機說：「Mr. Liu. Telephone.」我就趕快跑到公共電話去接，那通電話是長途電話，告訴我我父親過世。我受我父親影響非常的深，那時我大哥他們就趕快坐飛機回來奔喪，我是沒有辦法回來，因為沒有錢，就留在哪裡。後來回憶，當時坐在學校的山坡上看著太陽，我找到那個晚上當時所寫的幾句話：

「太平洋電纜傳來的晴天霹靂，波音七零七載走了奔喪孝子，但是還有北原上遺留的孤兒，看著一輪紅日，而那輪紅日終於沉下去了。」這是寫在我實驗報告本上的幾句話，我用這幾句話告別我的少年，寫完那幾句話我跟自己說：「劉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你自己去面對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講到這裡了．

第二章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這段，我自己取個名字，假設我要來寫書或回憶錄的話─從喇叭褲的教授到牛仔褲的校長。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歲回到清華大學做教授，先跟陳校長報告，我有先申請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連信都不回。後來我去了清華，清華很好，一個月就回我信，後來聽我學生跟我講說，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褲的教授．

所以她們就叫我「喇叭褲」。我在學校裡面拼個人的學術、教學，從副教授、教授到理學院院長、校長。這段時間當中，除了自己的學術，我自認為在當時做到了一個高峰以外，我設法把清華的學術拉到一個高點，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清華大學的教授同時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學術獎，所以從那時開始，有人開始說臺灣最有名的大學是臺大，學術最好的搞不好是清華，那時就有這樣的評鑑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把一個學校的學術水準提升。一九九一年剛好是清華大學第八十週年的校慶，我們清華大學是跟中華民國同樣壽命，所以是「與國同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這個時候我請了四位清華大學校友，給同學們一個座談慶祝，這四位是：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碩士是清華大學的)、陳省身數學家)─數學沒有諾貝爾獎，但他對數學的貢獻恐怕比得諾貝爾獎還厲害．

這四個人回來之後，給我們清華大學學生的啟發是不可思議，楊振寧跟李政道已經吵翻了，所以我請他們的時候，李遠哲還跟我說：「劉兆玄你好大膽，你居然敢請他們一道回來。」我說：「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吳大猷寫信給他們，最後是「恩師」加上「母校」的面子，他們兩個不得不來，來了以後同臺演出，居然沒有吵架，只不過稍微爭論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覺重要？還是數學重要？楊振寧認為數學重要，你們都知道楊振寧的數學好得不得了

李政道認為物理的直覺才重要，他們兩個人各執一端怎麼辦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問陳省身，趕快把這問題解掉，我說：「陳教授這個問題您的意見是什麼？」陳省身說：「數學是沒有什麼用的東西，」我們全都呆了，「可是沒有它什麼都不能做。」這是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我們同時進行改革。我講兩件事情，一個就是大學法修改之前，我們把大學的組織章程先做出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單行法，我覺得那個組織章程比現在的大學法還要好。現在選校長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們那個時候，在一切都強烈要求要校園民主的時候，清華大學通過一本它自己的憲法，裡面居然是校長任期不受限的。因為我們是認為花那麼大力氣去選一個校長的話，必須假設他是很好的校長，應該盡量讓他發揮，給他很大的權，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馬上就可讓他下來，有一條這個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學等的校長一做是十來年的，而不是說你花這麼大力氣去選一位校長，然後假設他是壞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設計防他如防賊，當時我們居然可以通過這樣的條例，我非常的驕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難忘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發生了學潮，我當校長的時候，是每天都在鬧學潮的時候，那時候臺大是龍頭，清華的學生覺得很「鬱卒」，所以有一次他們出頭天了，一個學生被調查局抓去了，就是那個「獨臺案」，調查局人員晚上埋伏在學校裡面，在天亮時抓走一位歷史所學生，我早上七點鐘被電話吵醒告知學生被抓走了．

那個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平撫學生的激情，我們一方面對政府做最大的抗議，你知道那個時候還在戒嚴中，沒有解嚴，所有的校長都是官派的，沒有人會expect清華的校長會准許學生去調查局抗議，我們只是表達意見，我們是教授帶著去的，我說：一個都不准少，要帶回來，你要負責他們的安全，你要讓他們理性，不要讓他們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於這番好意派校車送他們去的，結果校車被拍進新聞片以後 ，變成了是我在指使這件事情，第二天報紙頭條就是「劉兆玄挑起學運」。這件事情對臺灣民主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學校畢竟是學校，我記得當時在中正紀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麼「野百合」是不是？清華的學生就聚在那裡，可是教授還是繼續上課，這些學生好可愛，拿著書包跑來這邊靜坐一下，輪班又回去繼續上課，教育部叫我們校長們去把學生勸回學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紀念堂去跟學生們講，許多校長上去都被噓啊，結果我上去就先跟學生們說：「我不是來勸你們回去的，我是來教你們怎麼下臺的，你去問問旁邊的市民，他們已經對你們很煩了，你們該表達的都表達過了，政府也都做了回應，你們畢竟是學生，已經盡了你們的責任，該回去了。」清華的學生就回去了，那個時候，清華的學生表現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時間，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想法，體制內的改革更需要勇氣，在體制外的話，我反正上街頭去把你打爛，體制內來改革更需要勇氣，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難。

我這一段時間擔任校長、教授，我把當老師的感受寫在兩首詩裡面，「聞道一代三十年，各領風騷憶從前，學與孔莊直對話，思難跨越父子間，卅年教學清華苑，曾歷學潮一代遷，如今一年經數代，反覺代溝細相連，新潮舊浪相對撞，但見飛沫漫長灘，待得千溝連層斷，誰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寫了一首，是我去雲林技術學院演講後寫的。開車回來的晚上，有月亮跟著我走，我把一個做老師的感觸，寫在下面這一首裡面，這叫「北斗南針」，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雲林的地名，我那天開車過去，一下過斗南，一下過北斗：「圓月伴我一刻走，便從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嶺，在天須跨十萬頃，銀光洩地不藏輝，路人皆可載月歸，安得贈言如此月，學子各抱南針回。」我用這兩首詩作一個段落。

我下面一章要講一九九三年到二○○○年這一段

這一段我是從交通部長、國科會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長，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去做官。你看我這樣子去做官實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請新竹縣長跟新竹市長，我是要他們把一塊地給清華，清華後面有塊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縣，拿了最上等的金門高梁，就在那邊應酬，這時接到一個電話，「你今晚有沒有空？連戰先生想跟你談。」我說我今晚沒有空，對方就掛掉了．

過了一下又打電話來：「連先生說你可不可以飯局完以後再過來。」，我說：「好。」就去了，九點鐘才碰到他，他劈頭就跟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劉先生做。」我說：「什麼事情？」他說：「我想請您來負責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從早一直會客，頭昏掉了一點，才會請我做交通部長，然後他就說交通部是跟科技相關的事情，像是：電信、鐵路、民航這些，都是跟科技有關的，你來做非常的適合，

我心裡想：「他是玩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說：「這不太恰當吧，我沒有搞過這些東西啊。」我就告訴他不行，他問說：「你不是附中畢業的嗎？」我說：「是啊。」「那你記不記得校歌裡面有句話？」他說：「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附中『中』年應該也不怕艱難。」

我說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畢業的，長我六、七屆吧，就這樣子我後來就去了交通部。

那個時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設施不敷使用，但是趕快趕工的時候，又會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爛掉，臺北市開始建捷運了，二高、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鐵，所有東西都是那時規劃要開始動，原有的擁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

我記得很有趣，那時是三月，我離開清華大學，三月新竹有個大事─梅竹賽，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這件事情出來以後，清華校園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條、紅布條，上面寫的是：「清華校長整頓交通」，把交大氣死了，這個很好笑喔。我去的時候是交通黑暗期，國營事業進入谷底，為什麼？那時國營事業全都是所謂的獨占事業，民間的力量已經大到一個程度進軍這些事業，國營事業已經是懷璧其罪，你還在那邊獨占？

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沒有弊案也會弄幾個案子出來跟你鬧。交通事業是黑暗期，國營事業是谷底，飛安亮起紅燈，為什麼呢？因為我前一任部長，突然之間「開放天空」，臺灣這麼小一塊地方，突然間出現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嗎？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現在有兩家，臺灣這麼彈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飛機，為了促銷，它曾經賣過一張從臺北到高雄的一塊錢的機票，就這麼幹的，所以飛安當然亮起紅燈。交通部有八大行業，我們還有一個行業─觀光，觀光客開始下降，觀光客到臺北來連路都不會走．

每條路都是挖爛的；還有一個行業─氣象，剛好那時天氣也特別壞。八大行業通通很糟糕，我的辦公室曾經被民眾打電話進來抱怨說：「為什麼今年來了六個颱風都是去日本，沒有一個到臺灣來？我們乾旱得這樣子，一滴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跟他說：「最近颱風不好管啊。」所以來訪的外賓問我：「你坐在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麼？」我說：「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這就舉幾個例子，從這裡面我怎麼學著來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們不是只說不怕艱難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專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國、張家祝他們，因為我們做過教授，做過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曉得解決難題要靠學問、要靠研究，我們遇到一個真正實際上的困難，要先去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把問題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獻一樣的嘛，那麼你要想一個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它，別人都試過而無效的東西當然不行嘛．

所以你要想個別人都沒想過的東西，這是要有創意，要試這創意，要小規模的去試，有不對的話，你要去修正，這不是跟做研究一樣嗎？最後做成功以後，還要寫個報告，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樣嗎？我是具有這樣的背景，用這樣的精神，把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用到實務上面去，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動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比如我舉個例子。我上任後遇到的第一次質詢，就是現在的內政部長余政憲．

那時他剛選上立法委員，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從高雄回臺北用了多少時間？」我說：「多少時間？」他說：「十五個半鐘頭。你這是高速公路，還是低速公路？」我說：「這個對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訴我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正在興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後，就可以很快了。」這是標準答案，但是這樣的答案是負責任的答案嗎？我就跟他們講：「不行，我們要從管理面來著手，現在有的道路有沒有用到最佳的狀況？」他們就搬出從前研究過的匝道儀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試，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話，可以改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說：「Of course.」

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們要告訴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訴老百姓這不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雖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樣去拼，那麼人民會覺得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條公路修好了，問題就解決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現在塞十五個鐘頭的話，人家頂多罵一句：『怎麼這麼糟糕！』又不是你搞壞掉的，對不對？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沒搞好的話，那全部都是你的責任。你還要不要做？」我說：「我還是要做。」

你要好好規劃，在一個節日開始試做，那個時候沒有電子儀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報，是我們的志工、同學們在匝道測車速，回報到指揮中心來，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還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輸入，動用一、兩百人來做這件事情，結果很順暢，因為在匝道上被Q幾秒你不會太氣，因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後可以六個小時到高雄，。所以，這個連續假日完了以後，第二天報紙上就出現：劉兆玄真「行」！那我就覺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說一個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載，就是高速公路上劃一條單獨的線讓高承載車走，可是我們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雙線的，只有兩個lane，有一條拿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結果我們還是要試，就想出用時間換取空間的辦法，就是在過年的時候，全線用高承載，但是時段只有六個鐘頭，別國是空間上分出一條走高承載，我們是時間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載，這件事情全世界都沒有試過，我們在試做的時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還全程錄影，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訴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沒有坐滿四個人要硬闖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記下他的車牌，讓他上去，因為你這樣跟他爭執，就耽誤到大家，因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一輛車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個人，他說：「我這是四個人，一個在後面。」後面是棺材，你碰到這種硬拗是四個人，你就讓他過嘛，因為你沒有細節規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這是他們回報給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處理這些公眾事務的時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該緊，哪些地方該鬆，現在高承載管理已經變成每年的慣例。

下面我要再舉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電信自由化，這跟你們現在每個人打手機這麼方便是非常有關係的，那時全國經常有兩萬多人在排隊等門號，你說好不好笑？電信局只要賣出一個門號，就能賺一個門號的錢，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為什麼呢？因為來不及建設。為什麼來不及建設呢？它每一次建設都要招標，都會被立法委員干涉，得不到標的就說，這邊有弊案，那邊有弊案，所以來不及建設。所以民間就有很大壓力要求開放，但是要怎麼開放呢？第一要修法，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郵政、電信是由國家為之，民間不可以做的．

第二個就是要開放市場；第三個在市場開放後有夠多競爭的時候，市場機制就會出現，那時品質就會提高─因為競爭，價錢會下降─因為競爭。可是我很快就學會這件事情跟牛肉麵館可以自由開放是兩回事，開電信局跟開牛肉麵完全不一樣，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又要開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訊的品質下降，就算再便宜，價錢再低廉，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開放以後，就沒人去服務偏遠地區了，因為那些不是黃金路線。電信開放後，我們不能夠說偏遠地區一分鐘，就比臺北的人打一分鐘來得貴幾倍，這些都要先想好．

所以定好開放政策，決心要開放了，電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國營事業的模範生，這麼多年來建設了臺灣，讓人人家裡都有電話，我沒用國家一毛錢，我都用營收來的錢，再繼續投資下去建設，每年上繳給國庫三百到四百億，這樣的模範生有什麼不好？」我就跟她們說：「大勢所趨的事情，與其花力氣去擋，不如花力氣好好規範開放以後的事情。」剛剛我說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開放，第三要有市場機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國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華民國第一痛苦，第一個就走不通，那怎麼辦呢？當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倒過來做。

所以我們就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幫我們做一個虛擬的市場。我們的電話費非常不合理，我們有全世界最貴的長途電話費，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話，市話只要一塊錢可以打三分鐘，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但是我們長途電話這麼貴，我們又要搞亞太營運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到我們這裡來營運，你的長途電話比全世界貴三倍的話，怎麼去吸引人家來？所以有的要調高，有的要調低，我們要建立一個虛擬的市場，做出來之後，一個一個族群來分析，每個月交五十塊到一百塊的人，他是損失多少錢？

還是賺到多少錢？用新制跟舊制的差別有多大？全部這樣做過一次以後，再增增補補。比方說九月份開始實施新制，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因為你改變了全國每個人的電話費帳單，做不好的話，馬上就要下臺，我要讓絕大多數的用戶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帳單的時候，覺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計算的方式去模擬虛擬市場，把當時最適的價錢先弄出來，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幾月幾號開放大哥大，幾月幾號開放固網，然後形成電信法非在這之前通過不可的形勢，因為已經要開放了，民間已經要投資下去了，最後逼得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還可以講個有趣的故事，這個立法最後要通過的時候，還是有三千個電信員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輝總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在選總統？」我說：「知道。」他說：「那你為什麼給我搞這東西？你搞得這三千人揚言要把什麼切斷什麼的。」那時民進黨是在野黨，我說：「我已經把兩邊所有有意見的立法委員，一個、一個通通都說服了，現在你要我收兵，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總統講一句話：「It’s now or never.」因為你選完之後馬上選立法委員，全部都改選了，第一我部長不再幹了，我講好部長只幹三年，我不幹了，又換了所有立法委員，你再重頭來吧。他很生氣說：「好，那你負責讓三千人回家去。」我說：「今天晚上修法通過後，他們就回去了。」結果我們搞到晚上一點鐘，我在立法院站在門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是出來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數夠才行，所以通過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提的是，有時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幾個管理學者談這問題的時候，他們都說要把它寫成管理學的案例。後來我做了國科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到二○○○年的時候，選舉失敗，下臺一鞠躬，回到學校裡面，不好意思佔個教授缺，所以擔任講座教授，追隨我們黃教授搞通識教育，其實今天我為什麼會跑來演講，是因為通識教育的緣故 ．

在這裡面一再鼓勵我的，是我從小的想法。我小時候的想法是什麼？年輕的時候會問自己：我想做什麼？我喜歡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兩件事，一個是Do what you like─做你喜歡的事情，另外一個是Like what you do─喜歡你做的事情，而我認為喜歡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歡的事情更重要。因為你不見得知道你喜歡什麼，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歡什麼，我好像什麼都很喜歡，但又有點不太喜歡，包括寫武俠小說、畫畫、作詩、做化學。其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假如你從小就知道你要變成鋼琴家，那我祝你幸運，你是屬於極少數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麼，絕大多數的人不是這樣，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真實的人生中，開始是你做該做的事情，後來那個事情變成你真正喜歡的事情，因為你做得好，就會有成就感，本來是該做的事情會變成喜歡的事情，所以你一輩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 ，但最後你會發現你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過來講，如果你堅持一開始要找一個最愛，你找不到，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wondering：我到底喜歡什麼？從讀書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務，我更相信這句話，我年輕的時候思考這句話，還有點半信半疑，因為覺得說不定是因為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幹嘛，只是給自己安慰的話，後來發現更多的人，跟我的情況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快樂，因為他沒有想通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這樣說，年輕的時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長大之後，事實上你只能做該做的事情，然後你學著去喜歡你該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歡它的時候，回想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無奈，可是別人都會說：你成熟了。That’s life.

我下面一章要講的是二○○○年以後。這段時間我回到清華去了，清華對我很好，三級三審，把我重審一遍，然後全體通過，讓我做化學系教授，因為我學術還可以，還沒太落伍，可是我後來想了一想，這個位置應該給年輕人，那我就接受一個榮譽講座，幫清華化學系教普化，同時，我從事一些通識教育。這段時間，其實我覺得收穫非常的大，比較靜下來，沉澱了我過去一段時間的得失，我體驗跟領悟更多的事情，我先給你看另外一首詩，這是一首七言絕句，你們都記得李商隱講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這首的題目是：「夕陽無限好，尤其近黃昏。」「山鎖奇麗雲不開，何時展顏費神猜，驚心最是黃昏近，絕色盡出故人來。」這是我在陽明山開車的時候寫下的，我每次去那個地方，沒有一次讓我失望的，有時開始好像不好，過了一陣我不斷地approach它，它會用絕色來報答我，我們在一生當中很多事情你在追求，到了最後─黃昏的時候，你會得到最大的迴響，最美麗的東西在那時候會突然對你呈現，正如辛棄疾講的：「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追求什麼，現在我知道那只是一種圓融的喜悅，卻是驚心動魄啊，講到這邊就好了，不要再繼續自我陶醉了。

那麼回到通識教育，因為我看到現在從五、六十個大學變成一百六十個大學，好像每次我們黃榮村部長說：「我們要有退場機制，不能再這樣了。」第二天我們的總統就宣布再新增加三個，這樣子搞下去的話，整個大學的素質低落，整個大學資源也沒有成比例的增加，除了臺大、清華、交大這些研究型大學，其他那些大學是不是就算了？就算將來五年五百億都給陳校長拿去，我們把臺大弄得非常棒，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臺大全部的教授已經都無晝無夜的在搶那五百億，不止臺大如此，全國都這樣，那種絕對不可能拿得到的也在拼。但是，不管怎麼說，其他的一百多所學校怎麼辦？

 比方說：ＸＸ工專變成的ＸＸ技術學院，那些大學生要的是通識教育，比以前更需要了，但是通識教育真的不好做，臺大是全國首善之學府，由最有通識素養的黃教授領導這麼多年，其實還不是那麼理想，原因是什麼？有通識素養的教授比專業素養的教授難求，通識教材難求，三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但是還有一線希望，就是多媒體的遠距教學，我們如果能夠製作非常棒的多媒體通識教育素材，

一般大學當中即使只有一、兩位教授具有通識教育的素養，他們可以透過些很棒的教材來推動，也可以做得有聲有色所以我跟黃教授最近花了很多力氣在推動，我們找一些大師級的人來製作這個多媒體教材，我寫信給每名大師說：在我們還沒有感到遺憾前，趕快把你們這一代的精華，用最好的、最美的多媒體方式，製作成最寶貴的資產，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希望能感動他們，自動請纓來參加這個program，效果還不錯。共有十六位名師參加了這個計畫。

    我心目中的通識教育是什麼？是「五識」的教育─知識、常識、見識、膽識、賞識。知識我不用再講了，但創造力常常不見得來自於知識，而是來自常識的觸類旁通，你們看看英國皇家學院、劍橋大學等等地方，他們下午的tea time就是他們最能刺激創造力的交換意見時間，常常一位生物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物理學家 物理學家可以刺激一位社會學家，這是非常精采的交往。見識是什麼呢？在英文來說最少有兩個字：insight、vision，有vision的話可以看得遠，insight可以看進去，中文非常棒，用一個「見識」就夠了，我們先不要講別的，我們就講做學問好了，我有一個朋友，他有vision，但是沒有insight，所以天天換題目，每個題目pretend都可以得諾貝爾奬，天天換偉大的題目，但是就是得不到諾貝爾獎，因為他進不去；但是也有人緊抱insight，越看越深，驀然回首，發現全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還在做這個題目，這種教授我們也認得。所以「見識」不只是「見」，還要「識」。「膽識」是什麼？「膽」不只是勇氣，假如「勇」的話，我們街上多得很，你每天打開社會新聞，臺灣第一勇、第二勇、第四勇、第七勇等等，可是我們講的「膽識」是有個「識」在後面，這個「膽識」就是說：你敢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情，你敢去嘗試一些失敗機率相當大的創新事情，我們社會其實是對於有膽識敢去創新的人不是很friendly。你只要比比我們的破產法與海洋國家的破產法就知道，西方海洋國家破產法裡面，經過合理的計算之後，對於你的失敗可以write off掉，讓你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我們則不然，對於失敗的人是不太同情的 。我們以前出國去讀書的時候，敢不敢讀不好？你不敢的，因為你「無顏面對江東父老」，somehow這個社會給你一種感覺，你能出去讀書是社會上很多人的犧牲，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可是好像每個人都犧牲了一點你才能出去。我們的少棒出去打棒球，如果打不好的話，無顏對「國人」，我那時候在想「國人」是誰？怎麼這麼厲害？每個人都無顏對它。我們這個社會其實對於創新者，並不那麼鼓勵他去嘗試，也不容許或同情他的失敗，更吝於給他再次衝刺的機會，所以不但是個人要培養，整個社會都要培養「膽識」，當你對創新的東西不是這麼鼓勵的，不是這麼同情、friendly的時候，你扼殺了這個社會的年輕人的膽識─創新的動力。我從小時候讀書成長開始，家庭的培養，學校的訓練，良師益友給我的幫助，社會給我的機會，我從知識到膽識，慢慢地培養起來，一直到最近幾年，我終於具備了一部分的「賞識」。「賞識」是更難的，是一種sense of appreciation，我小時候喜歡文學與藝術，我認為我應該有sense of appreciation，但這只是屬於美育的部分，我今天講的有超過美育的部分，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當中，你要有胸襟去欣賞你的競爭者，甚至你的敵人，欣賞你從失敗當中好不容易得來的教訓，所以這是非常廣義的「賞識」，普通人恐怕要有幾十年的功力才能慢慢體會。

    這「五識」加在一起，我們就灌輸在通識教育裡面來做，我們需要的是serious的通識教育，不是營養學分的通識教育，這一頓好的dinner，不是讓你全部都去選dessert，你選甜點一、甜點二、甜點三，不是這樣子的。創造力的源泉就在這個地方。

 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去大陸安徽省的黃山，我在中國時報副刊上寫過一篇文章，也許有人讀過，我去黃山發現那裡最漂亮的是：樹、雲、石頭。尤其是松樹，實在是太漂亮了，他們有十大名松，都是一千年以上的，什麼黑虎松、迎客松等等一大堆，但是我最喜歡的是那些小松，還小，還沒有長到那麼大，可是擠在那一大堆名松當中，它長得顧盼生姿，完全不甩周圍，就照自己的樣子好好的長，因為它知道過了一千年它也會是這樣子，甚至還要更棒，有那樣子的豪氣，每一棵小松都是這樣子，大家都在欣賞大松、古松、神木，而我看到的每一棵小松都是極盡姿態，漂亮！那橫出來的松，都是一兩丈長，我問當地的挑夫：這種松怎麼可以這麼厲害？完全沒有土壤的石頭縫裡長出來。他說：我們這種松的根會分泌一種東西（連我學化學都被他弄糊塗了），就把石頭溶化了一些，吸進去變成他的養分，所以久而久之石頭與根已經變成了一體，所以可以橫生出這樣一、兩丈長的巨木。那些小樹還會繼續的長，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詩，正好送給你們：「小樹昂立神木中，仙姿逸氣擬不同，既生黃山巨石上，敢傲夢筆方是松。」夢筆就是剛剛提過的名松之一「夢筆生花」，黃山的巨石就是你們的大學，你們就是小松，既然生在黃山巨石上，你們要敢傲「夢筆」方是松，謝謝各位。

一段時間開放給大家，歡迎同學與其他貴賓來發問。哪位要先開始？

我想請問劉教授剛才您說到的：「事情做得好，所以有成就感，然後就會喜歡它。」教授大學成績不太好吧？既然成績不好的話，應該是漸漸對所學的東西失去興趣才對，那不知道教授是否能夠講解一下中間是否有什麼因緣際會讓您繼續撐下去？第二個問題：如果對一件事情已經失去興趣，要如何再從中培養出興趣？我說你把手上該做事情做好之後，有成就感就會喜歡它，但是反過來並不成立，並不是說沒有做好就一定不喜歡。可你做得很好的事情，會很有成就感，那你自己原來不這麼喜歡，就會變得更喜歡它。比如說：我在大學的時候並沒有很用功，及格就好，是這樣的態度，並不表示我不喜歡，因素很多，除了自己很多外務以外，這個不好意思講，那時候上課興趣比較差，當時很多老師也不怎麼教我們，比如說我記得那時學量子力學，二年級老師說三年級還會再教，現在意思意思就好了，等到三年級，老師說你們二年級就學過了，所以我們就變成了失落的一班，這些事情都有關係的，不過問題不嚴重，因為到後來，既然要出國唸化學，你就會很認真的通通把它弄懂，那就會很高興。

學習過程中，現在大家講要快樂學習，其實這樣講太膚淺了，那可能是小朋友可以一面唱歌、一面跳舞還可以學習，到了大學如果還用這麼快樂的方式去學習，我的朋友李家同說：「你有很快樂的少年的話，一定有很悲慘的中年。」所以我是要講，真正的快樂來自於什麼？到了一定程度以後，不要去強調那個快樂學習，因為快樂自然會來，最快樂的事就是你弄懂的時候，而不是用快樂方式去學習，而是學習給你獲得的快樂，有程度之差；我想年紀小的時候。幼稚園、小學可以是這樣，幼稚園尤其是這樣，可以一面跳舞，一面學習，我很贊成，可是到了比較深度的問題時，一面跳舞一面解釋是很困難的。

第二個，你說失去興趣怎麼辦？那就換個東西做嘛，不要那麼死心眼，世界上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有的時候興趣又會回來，我舉個例子─我的小孩，小時候媽媽要他彈鋼琴，一面彈一面已經睡著了，他會老師一面還在教，一面已經睡著了，就像我們在成功嶺當兵，行軍可以睡著繼續走一樣，那個老師很生氣就不太願意教他了 。就說：為什麼每次教你都睡著？那我們就說不要教了，不要學鋼琴了，就停了好幾年。到了高三，為了考大學，他想做一件事情，他不想唸書，可是想做一件不唸書但是媽媽不會罵的事情，他就忽然跟他媽媽說：我又想練鋼琴了。這次他就非常認真，現在他就彈得非常的好，興趣就很奇怪的，因為有時又會回來，所以不要太死心眼，那時候要是我們硬逼他練鋼琴，現在他全世界最恨的就是鋼琴了，對不對？但是有天他發現了全世界更恨的事，那時就是聯考，他又回來練鋼琴了。

我問他他並不承認，但就我的觀察是這樣，他想做一件不是唸書的，但是媽媽不會罵的事情。

我是化學系大四學生，即將畢業面臨要當兵或是唸研究所，我想請問您當初大學畢業是怎麼決定去出國深造？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風氣都是比較傾向出國？您覺得過內與國外的研究所落差是否有那麼大？如果是國外比較好的話，那我們應該去國外學習什麼？

這個問題非常好。第一個，我們兩人的年代差太多了，現在一年就是好幾個代溝了，我那時候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件事情，因為不出國的話，就無顏對家人，出國讀不好的話，就無顏對國人，所以那時好像有隻無形的手在後面推，推到什麼時候呢？那時我非常反叛，推到我回國做教授的時候，我變成是清華的紅衛兵，因為我終於可以停下來，背後那隻無形的手終於不在我背後了。你們現在是很寫意，可以好好規劃自己怎想，其實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的話，更傷腦筋了對不對？後面的問題很有趣，要不要出國？我會建議你出國。但我建議你學成還是要回來，為什麼建議你出國？我不是說國內研究所不好，你可以先唸研究所，然後再出國也可以，你未必要馬上出國，可是我的學生跟我做，做了博士，我還是勸他出國，這什麼原因呢？我說你這一輩子碰到過最好的化學家，如果只是你的老闆，這是不夠的，你需要的是exposure，你需要跑到一個地方去，比方說到哈佛大學化學系，假如你在那邊做有機的話、假如你在Berkeley做物化的話，那種地方往來無白丁。每天在那邊進進出出的人都是Top notch第一流的人，他會把你帶向上，你心嚮往之，你不一定能夠做得這麼像他們這麼厲害。但是你會覺得看看第一流的人在想什麼，第一流的人怎麼處理事情，怎麼去approach一個問題，這些是你要學的。第二個，語文要學的，去了解另外一個文化很重要，我的學生出國以前來問我，我都勸他們這件事情，你千萬不要一天到晚關起門來跟自己人講國語、講閩南話，既然出去這幾年，就每天去講英文，你每天去參加人家的discussion，不要只是在學校裡， 你知道你的英文到實驗室裡面要夠用的話，兩、三個禮拜就夠用了，那些專業的用語，加上比比手就可以了，以後就不進步了，因為你沒有需要，人沒有壓力的時候就進步很慢，可是現在忽然加入他們去喝咖啡，去酒館坐坐，去pub聽聽，談的事情就是從政治到社會、文化等等每樣事情，那就是你出去這幾年當中最大的收穫，因為這些理由，做一個有國際觀的二十一世紀臺灣人，你應該出去。但是，假使你覺得國內還有發展的話，你應該優先考慮回來做，因為臺灣現在非常需要這些人才，我們的發展現在遇到瓶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人才斷層，我們從前在搞勞力密集工業的時候，我們有國中與職業學校學生畢業的充沛人力，搞高科技的時候，有充沛的大學畢業、碩士，最重要的是加上歸國學人，科學園區裡面三分之二的公司是這樣搞起來的，現在大家都不出國，怎麼「歸國」？在臺灣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更需要高層人力，但高層人力漸漸斷層了。

我是臺大醫科畢業，比校長高兩屆 ，我大概走過一百多個國家，暑假去非洲，已經去過非洲四十多個國家，前年我帶我兒子－他也是醫生，所有美國的大型Medical Center都跑去，最後跑到NIH，它有四百個大陸人，一個月薪才三百塊美金，但是都沒有臺灣人，一個都沒有，因為臺灣人都不想去，錢太少了，以後大陸人會來教臺灣人，因為斷層了，所以我主張跟劉教授一樣，一畢業就趕快出國，我一九六三就在哈佛，然後就是紐約，我的妹夫也是伊利諾大學教授，後來又回哈佛當教授，我就說越早出去越好，然後你有世界觀、國際觀。凡是臺灣所缺少的，你都可以去創造、去領導。我去大陸二十五次了，上週是浙江省政府招待我去參觀科學園區，電視就一直拍我了，我想我們的科學園區，硬體設備大同小異，如何保障臺商利益？很多臺商投資都泡湯了。我們要出去不要堅持什麼立場，不要太泛政治化了，互助互利，要有世界觀，出去之後學什麼，對自己國家有什麼好處最重要，要早出去。因為你的創造力就是在你年輕的時候，你老了就沒辦法了，我遇過諾貝爾獎得主十幾位，也都採訪過，他們都是三十歲左右就發明了，這是我對劉教授的一點感想 。

是，謝謝。

劉教授您好，突然間看到您手指頭點到我這邊來了，好像有一種心電感應，非常的謝謝你，我是哲學系郭文夫，聽了你的演講，也看了你的詩跟絕句，我非常地深刻，也產生了一種感激之意，你的演講讓我感覺你像是一棵「敢傲松」，就站在講台上面替我們開講。

謝謝您！

這也讓我想起上個世紀，我到英國劍橋三一學院，跟_______學哲學的時候，有一種感受，他在生前就說過：「一個人如果要學哲學的話，他必須要閱歷數學、科學、宗教到哲學，要不然沒有辦法學哲學。」然後在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德國的波昂大學跟北京大學哲學系，為了要檢討二十世紀中國是否有真的產生真正的美學家的時候，他們選擇的地點就在黃山舉行盛會，當時我也湊巧躬逢盛會，我很好奇的問他們為什麼會議地點選在黃山？他們說：「只有在黃山這麼美的地方，我們才能夠思想問題。」

後來我也參加了臺大通識課程的教學，我當然是非常的興奮也非常的高興學校給我這個機會。你剛提到的「五識」，不是佛家說的「五識」，而是你自己提出的「五識」，我非常的欣賞，在這當中也嘗試使用了「膽識」，我在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年的時候，我就開放給全校各院系的學生來選課，當時很意外地，一班竟然有九百二十三位選這門課，但是，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犯了校規，不過我還是教下去。教得時候感覺，通識課程可能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