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何许人？上了年纪的台湾民众没有不知晓的，雷震是中国人，出生于浙江长兴，集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是中华民国时期与胡适同样崇尚自由与热爱中华民族的著名的中国人！

现在，蔡英文借纪念雷震时刻发表题为《以新本土捍卫台湾》的纪念文章，称台湾的统独由“我们”决定，这是蔡英文在贩卖陈水扁新中间路线的愚民鬼把戏，是在以糊涂概念愚弄台湾人民特别是善良的台南民众！

其实细查起来，雷震先生之所以被民进党扯上，是因为1970年雷先生曾向当时国民党当局作过以下未被接受的将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的建议罢了！

可是你细看雷先生的生平事迹，你就知道，他于1970年的建议是居于其“1971年12月中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的主张，是出于忧国忧民！

并且，蔡英文及民进党是否已经告诉台湾民众，雷震在其提出“十大建议”之后五年后的1976年4月曾经给香港明报月刊写过一封极力澄清自己绝对是反对搞‘台湾独立’”的信！？

雷震在那封信里说：“一搞台独，台湾内部必然出现分裂之局，什么大陆人、台湾人的界线都呈现出来而明争暗斗……今日在台的大陆人和原住的台湾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China民族’，都是由‘方块字’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先来后到’之别耳”。

雷震在那封信中还特别强调：“再不要白费精神去搞“台独”，“那是劳而无功的”，“今后大陆人和台湾人，两者要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才能确保台湾免于灾难”。

请问，蔡英文及民进党你们有雷震先生这种胸怀吗！

雷震在那封信的末了，雷震以其淡然的语气谈及自己不多的来日：“不佞明年将届八十春秋，出狱后已不作任何活动，只盼稳稳静静的度过残年，平平安安的寿终正寝”，雷震先生的台独的主张何在？！

所以，我说，当蔡英文讲统独由“我们”决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我们”只不过是指民进党的“陈水扁们”罢了，那绝对不会是指台湾全体人民的我们，否则，台湾60%以上人同意与大陆签订经济协议时，“我们”怎么反对得如此来劲呢！

其实，斯人已逝，后人敬之，无可厚非！但断章取义，把一个受人仰爱的忧国忧民、反对台独的历史伟人作为台独分子的“教父”，民进党确实称得上为“是是非”、“黑是白”的硬拗高手了！

利用纪念雷震先生时刻，发表统独文章，蔡英文是有点神经错乱了。但是，这个集“暴力小英”、“陈水扁影子”和“孤独者”一身的民进党街头政治利益最大既得者之新本土权贵，若这时再不提出些迷惑人心的口号，等吕社长走访了大陆归来，她就没有戏唱了！

这就是一心图谋把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在野党的、“欲言又止派”极独分子代表的蔡英文！

附：台独流派整理的雷震先生生平（1970后没有利用价值，民进党们不提了）

雷震先生生平事迹

字儆寰（1897年6月25日出生于浙江长兴，1979年3月7日逝世于台北）是一位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

雷震青年时赴日本留学，并于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3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旋即进入大学院攻读宪法。1926年他回到中国，曾任中学校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为王世杰之部属，1932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1934年7月起担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在抗日战争中他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等职。1946年1月他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1946年11月中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他负责协商青年党与民主同盟中的民社党参与制宪国大，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同年4月出任张群组阁之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1948年底离职。

1949年他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筹备在上海建立一份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并曾赴溪口向蒋报告，取得其赞同，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渡过长江威逼上海而未成。雷震协助汤恩伯忙于上海、厦门守备工作，并参与国民党改造工作。1949年10月雷震赴台湾，并再次与杭立武讨论办刊事物，受到杭的支持。杭当时是教育部部长，由他出面资助《自由中国》的成立。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职。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纷获见用，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他曾于1950年、1951年年两度代表蒋介石赴港宣慰反共人士，并探听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发展情形。

《自由中国》初期站在「拥蒋反共」立场发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自从1951年6月初《自由中国》刊登夏道平执笔之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发第一次言论风波。在获得美援後，自由派人士重要性减弱，雷震与蒋介石关系也渐行渐远，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国策顾问等职。1954年底由于《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引发国民党不满，雷震被注销国民党籍。

《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论，以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检视政府施政，对蒋的威权统治有所批评，与蒋的关系日益紧张。1956年该刊出版「祝寿专号」为自由派人士向蒋总统建言之总集，言人所不敢言者，引发党政军媒体之围剿。1957年《制宪述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首篇由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触动政治禁忌，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

他从1958年起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该组织无法取得行政机构之许可而无法成立。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5月4日他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5月18日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7至8月间举行四次分区座谈会，情治单位进行密切监控。同年9月4日他、刘子英、马之骕、傅正被逮捕，并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在美国的胡适返台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不予理睬。1961年雷震的六十五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馈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唐德刚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著实可怜。後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适对这件事，始终内疚弥深。」在蒋介石的威权下，甚至後来也不便探监。

1970年9月4日十年徒刑期满出狱。1971年12月中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次年1月10日呈送〈救亡图存献议〉至总统府、行政院，未获回音。

2002年9月4日台湾政府正式平反雷震案为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