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倫理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 - **安清家園**

字體：小中大

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倫理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

2013/05/05 23:46:30瀏覽302｜回應0｜推薦0

倫理治世與宗教的超越

陳韻琳
關於前一陣子我 post 的「中台事件與論文本分析」一文，台面上回應或私底下與我通信的，都有提及對於「倫理」二字的不解或質疑。而我文章中對「倫理治世」的確是一筆帶過，華人世界中的「倫理治世」，又的確是一個很需要好好處理的主題，所以我再用一點篇幅就此議題談起，以做中台事件分析的補充評論。

此外，台文站哲學版與連線社會版，就此議題有更多角度的探討，我預備一一回應。所以這篇應當不是唯一的一篇。尤其台灣，在資本主義擴張，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與傳統之間的斷裂（就倫理而言），又與傳統之間微妙的聯繫（就風水鬼節等），其複雜度已需另起一文。所以此文先暫且處理「華人文化傳承下，倫理治世對超越性宗教的抗拒」，而我由衷希望我能有足夠的時間將其他角度也寫完。

● 什麼叫做華人文化中的「倫理治世」？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句子來說明華人世界的「倫理治世」，那就是：非常的重視「秩序意識」，每一個人的角色隸屬並與他人互動，都是一種「秩序的存在」。這秩序小至家庭，中至家族，大至國家統治，都有明確嚴謹的禮法，而且這秩序專門針對「人」的世界。大致而言，就家庭家族是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幼之序，師徒之倫，就國家而言就是君主為本，「固執其權以正其臣」，君主是天地人之間的樞紐。

我特別要說明的，就是因為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的連帶關係，會導致談華人世界的倫理，是不可能脫離政治單獨談論的。倫理與政治，是一體的兩面。

至於我所謂的宗教必須隸屬於倫理之下，用這個定義講，就是在華人世界，宗教必須「提供和支援秩序意識」，否則會被壓迫。

現在我就來說明此論點。因為有人建議我多談點歷史上的儒家倫理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不要只談中台事件，以免有將特例當成通例的危險，所以我決定簡略的把歷史轉折中，儒家扮演的角色，稍微處理一下，然後就來說明「道教」和「佛教」出現後如何被儒家收編，以及佛教三武之禍產生的真正原因。再延續說及「中台事件」。

若要探究中國的倫理治世思想的源由，其主因說是以儒家為首源的確不公平，其更早的源由，應是「天人合一」中的「天」有至少三種歧異，導致宗教易被倫理政治收編。

● 殷商時代的宗教收編

中國最早出現的宗教是「自然神」，是對山川風雨神等的崇拜。這些自然神有它們自己的階級，高神統領低神，在陳夢家「中國青銅時代」的研究中提及，自然神的階級，其實是完全反應商朝廷的階級的，在最高的「至上神」之下，風雨山川各有其權勢與上下隸屬關係。殷商是個很大支的氐族，可以說氐族的輩份秩序就成為朝廷的階級。他們非常重視祖先崇拜，所以才會有「殷商善事鬼神」的說法。

在這情況下，氐族之最大祖先神與自然界的至上神，應當有某種層度的「制衡」關係的。但是殷商中期以後，王已「不事上帝」，理由是為統一權勢，王漸漸成了「自然神」的祭司，代天發言，代百姓行祭祀。

我特別要說及這個，是因為遠在殷商，宗教就有倫理政治收編的現象產生。就其因，就是政權與祭司體制的合一。

● 周朝「天」含義的歧異與統一方法

周朝興起之初，為要叫人信服其權力超過殷商，便高抬自己所信奉的「天神」到比自然神和祖宗神都高超的地位。

但天之含意其實很分歧。譬如詩經中所提之天顯然有「意志」，但左傳與國語中提及天，就很著重其「自然義」，周初大一統，周公佐政，就已經把天的含意「道德禮法」化，並喊君王「天子」。於是君王不僅是宗教之祭司，政治之統管，而且成為有德之天選出的有德之君。

到東周與春秋戰國時代，天之含意又開始分歧。老莊更是把天的自然義推演到極至，倫語孟子呢，就強調天的「道德義」，所以又說「天道」。孔孟則是在貴族間遊走，所以他們對天的「道德義」，會很自然的走向君臣與家庭倫理的禮法關係。

孔孟對「秩序意識」的建立，是不遺餘力。道德訴諸內心，禮法表明於其外，禮法與道德，是一體之兩面，所以格物致的講究學問，誠意正心修身的訴諸內省，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講究家族的禮法與君臣的禮法，並華夷之變，是「君子」整全的人格風範。

東周以後對「天」概念最特別的是墨家，他們相信天是位格神，天兼愛天下，所以墨家弟子都講「非戰」，並在普羅百姓間生活，最有人人平等的「民主含意」。但墨家在當時盛行周遊諸王之間，求官以施展抱負的春秋戰國文化中，根本孤掌難鳴，所以漸漸就失傳了。

● 漢朝奠定權威政治，與政治倫常二合一結構

其實光看論語孟子，會覺得儒家很無辜。但從中國歷史來看，儒家修身的道德倫理被政治收編的確是事實。這也部份說明了，儒家思想中的確是有被統治單位收編的思想瑕疵。

儒家第一次被收編，是在漢朝。我們都知道「漢武帝封禪」的故事。這故事背後的含意是，「天子」透過一個近似宗教的事件，來證明自己的有德與得天支持。而後這樣的以宗教證明政治的事件屢見不鮮。很明顯的，會走上這一步，是因沿襲天的「自然義」與「德行義」。漢朝不是最純正的儒家治世，因為漢朝參雜陰陽五行五德終始與災異說天命說。但儒家竟會與這些神話結合，當然也是因為其「天道」的含意，不是僅有道德義，也有自然義。誠意正心修身是極其的自由心證，只好以秩序禮法來講究於外，天命神話來證諸合法。

權威政治穩定需要有三要素：1. 君主決策的不受干預，2. 社會階層的穩定與平衡，3. 社會角色的安分守制。透過仁與禮法結合，華人文化變得傾向內自省以謹守其份。個人奮鬥，多元與自主性，都被視為「爭則亂」。社會與個人全都傾向被動，他制，與他律。這種種文化，在漢朝大一統後差不多全數定型。甚至到宋朝理學，儒家經歷一次大復興，卻仍是走向更嚴格的綱常禮教。

這種文化，如何面對最有可能帶來破壞力的宗教體系呢？

● 道教的受壓迫與收編

我們先來看道教。

道教是華人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宗教，其遠始背景當然是自然神與天的自然義的融合。道教產生於亂世，產生於普羅百姓間，強調社會平權，其自我合法化，就是透過神仙與靈異的顯靈，諸如符水治病祈福禳災等。但是到東晉，葛洪把道教轉折化，也就是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與儒結合，促成官方道教，跟內修外王經學混合了，於是官方開始鎮壓民間道教。

在中國歷史上，起於民間的宗教團體或起義，少有善終。一因領袖與起事者多不識字，難以智取，一為「學而優則仕」的觀點會造成知識份子以政治為唯一的出路，倫理治世的政治觀下，「爭則亂」，「作亂者必無德」知識份子根本只有被收編一途。

而道教本身，卻有「自我解構」的內涵。因為這宗教的本質是跟據「自然」，與曲解的老莊，傾向自由心證的自由神仙逍遙觀，亂世下若有魅力領導者還易凝結，領袖一死或亂世結束，馬上各自為正不再統一了。

所以當葛洪將道教轉成官方宗教，便詮釋道教為「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甚至葛洪對民間反官方道教信徒斥之為「召集奸黨，稱合逆亂，威傾邦君，聲凌有司，犯上作亂」，應採嚴刑峻罰。

雖然到此為止我一直是在交代歷史，但書寫過程其實很難受，因為網路宗教版上，類似這樣的以倫理治世收編宗教的言論，真的屢見不鮮。

道教到了南宋王重陽──就是金庸據本的全真道，已經完全的儒釋道合一了。全真派為出家道士，蓄髮鬚，頭頂挽髻，素食，重清修，講明心見性，養氣煉丹，含恥忍辱，清心寡慾，視之為「真功」，傳道濟世則視之為「真行」。其實是融合道教內丹，禪與儒家理學了。

● 佛教的受壓迫與被收編

最後來談佛教的迫害與收編。

在「中台事件輿論文本分析」一文發表後，psycho接著述及佛教的三武之禍。這背後的原因究竟為何呢？

佛教初始入主中國時，是相當傾向印度佛教教義的。它與政治完全的疏離，其教義根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入世，完全獨立自主，所以其對立面根本不應是政治，而是他種宗教。

在亂世時代的東晉，曾出現一則「沙門是否應向帝王禮敬」的爭議，這是記載下來的第一次「政教之爭」，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沙門與君王誰更有權？（明末清初，基督教傳教士一樣碰到類似的爭議。）慧遠的回答明顯表露涇渭分明的二元世界觀：「佛教徒分出家與在家兩種，在家者需履踐臣子與親師之道，出家人則斷一切世俗，與禮俗傳統背道而馳，對父母並無不孝，對君主並無不敬。」

也就是說，出家根本不需被倫理之治收編，但因與政治不涉，也不會危及君王的統御大權。

既然這樣，為何還會有三武之禍？主因是財富問題。佛教興盛後，結集了民間大量財富，致使政府可以動員的經濟力量大幅減少。但滅佛的理由，卻仍是儒家最容易扣上的帽子，魏書中說：「政教不行，禮儀大壞。」韓愈論佛骨表則直接從財富抨擊佛教。三武之禍再一次證明，即或不直接施壓政治，僅僅出於經濟因素，政治一樣會徹底擊毀宗教，而與政治無涉但求自我修身與世無爭的出世教義，也不可能出來制衡政治的無理。

經三武之禍，到宋朝，我們經由理學，一樣看見佛教與道教的同一結果：跟上層知識份子結合，跟儒家思想結合，儒釋道合一。儒家思想變成超超穩定結構。

● 能批判「秩序意識」的，必須有足夠的教理內涵

談到這裡，我稍稍作一個總結：中國倫理治世的結構下，一切學理必須支援「秩序意識」，唯一能提供制衡可能的，必須是能超越政治倫常，看到另一「真理」的學理或信仰，但這樣的學理或信仰勢必會受到很大的壓迫，所以要能持續在壓迫中生存，它還必須有可以面對壓迫，並持之以恆的入世教理。

此外，在這超穩定結構下，內倫外政，倫政合一，其制衡不能僅憑藉倫理觀念，還需要有政治入世的觀念。

歷史上宗教被壓迫的事件屢見不鮮，最後結合收編進「秩序意識」的，也屢見不鮮。若超越倫理治世的宗教不能被收編，政治一定壓迫宗教，若宗教根本與倫理治世不相違背，政治就會對宗教採寬容政策。

這可以部份說明為什麼台灣民主過程，基督教長老會受迫害最多，功績也最大，而至今大陸仍視基督教為仇讎，迫害不曾稍緩。原因就是基督教相信必有一超越上帝擁有絕對真理，真理中的「公義」「平等」法則，根本不會是與「政治」合一的「公義」與「平等」，歷史上所有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事件，都是墮落腐敗的結果。此外，基督教的正義觀平等觀，絕對要求一種入世的實踐，近似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實踐本身，是對正義的體會的門逕之一。這必然造成基督教的批判與堅不妥協教理。

中台事件，不過是歷史上違反「秩序意識」的倫理觀點其中之一件，輿論對此事的反抗，也不出倫理治世的範疇。因為佛教講究出世，對政治沒有危害，所以其倫理治世文化下的反抗，就完全對準了家庭親情孝道倫理。

對一個以倫理治世為主導原則的社會，自由抉擇信仰一超越者，並對之委身的宗教行動，不僅是讓人大惑不解，萬一其委身觸碰到倫理政治的核心，更會是批判的首要目標。

這就是對「中台事件輿論文本分析」中，關於倫理治世角度的補充。

● 參考資料 ●

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第一章：
中國政教關係的傳統桂冠1992
張榮明道儒佛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大陸中華書局編輯道教與傳統文化中華書局1992
蕭功秦論文：儒學的三種歷史型態
朱學勤論文：老內聖開不出新外王
李杜西哲學中的天道與上帝聯經1978

( 不分類｜不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