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皆以"大師"稱之的李敖 特立獨行 一意孤行 雖然時有偏見(以似是而非的邏輯 導論出他要的結論) 實事求是的史學家論事法 大抵可稱"不差 差不多" 以他的自我期許 以致發展出的言行 在"百家爭鳴" "公等皆泛泛..."的世間 絕對可謂為"奇花異草"了

     那樣的人 只有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得以產生 以下是以:文學背景 歷史背景 社會背景 分論之                 

     文學背景:幾千年來 (尤其在中國) 社會的精英份子大多是運用文字所演繹 發展成的文學來展現自我 不論-得時 得志與否 最終都是以文采為時所尚 為世所賞 文采風流常表現在:有運用典故和豐富的詞藻之能力上  民國初年 為普遍教育而有白話文運動 開啟了白話文的濫觴 其實也為古典文學(文言文 詩 詞...)預立了式微的宣言 資訊大量爆發及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資訊傳遞方式 將一個世界斷開為二 未來的人只能知道"曾經有那麼一種文體"而無能閱讀 ( 因為科技 電腦的發展 古典文學可能到西元二千年就普遍被人們束諸高閣了 ) 李敖在這樣一節末班車上 文辭 言論 皆以大量古今中外之典故 名人嘉言為佐 論證其所發言 從而增強他的說服力     超強的記憶力 特殊的治學方法 加上鑽研考據的意志力 使他得以有能力旁徵博引 言詞鋒利而游刃有餘

     歷史背景:歷朝中國 菁英分子在從學的過程中 以及立身行事時 皆標榜崇尚一種以儒家孔孟思想為主所提出之精神價值 諸如濟弱扶傾  民胞物與 仁德忠信 標榜人格獨立 據理正義 不畏權勢等等... 雖然那些精神價值時常被人扭曲運用或在關鍵時刻背棄(對大多數人而言:自私自利畢竟是現實順逆最大之考量權衡重點 人格的崇高常常只是假象)但是總有些人是堅持自我要求-無論境遇順利與否 一貫體現自己的崇高人生態度 而在歷史上留下風範 民國以來 雖然世局紛亂 有知識的菁英仍持-以天下為己任之心者大有人在 李敖以其聰穎力學 持志豪俠 歷史典故 人常義理 嫻熟於心 既自命不凡自然行事就要不凡 於是早早就頭角崢嶸 慨然睥睨當世了

     社會背景:民國以來 除了極少數留洋讀書的有見識之士 廣大的群眾心理上仍停留於帝王專制的世界 或者因教育程度低下仍處於奴性的人格 原來的權力結構瓦解 新時代秩序架構未建立 (這應該是社會陷於更大紛亂的背後主因) 有機會掌握影響力的人仍以"打天下"的心態擴展自己之意志 對權勢的獲取成為那一時代的亂源  知識分子影響力有限 又觀念混亂 莫衷一是 一般群眾就只能在混亂的大環境中蠅營狗苟 隨勢搖擺 ...其時:以"國民黨"蔣中正所領導之中華民國 繼推倒割據軍閥又帶領抗日戰爭之後 已如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之病人 渾身是病 奄奄一息 無能抵禦"共產黨"這一病毒的強勢摧殘  很戲劇性的 卻能苟延殘喘 收聚殘眾退守台灣 當時的台灣驚魂甫定自然以"同心一志"為保命之最後手段  掌控台灣局勢的"國民黨"一眾 鑒於大陸時期的經驗 當然以非我族類即為可能導致燃眉窘境的星星之火 一旦發現 就戮力壓制 但是(在台灣)社會氛圍已進入人權 法治抬頭的時代 任何人不會只是因為口不擇言就受太大責難(這當然要歸功於富有人道思維 有為有守的基督徒-蔣中正和後繼的蔣經國身上)

     以上背景 連同家庭成長歷程 一起成就李敖早年形塑他的特異人生姿態

     李敖在此一困窘時期(六零年代)博覽群書 恣意天下 成長而自許為"自由主義"之奉行者 當然有理論上及智識上的條件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 匹夫之志不可奪  就此一意孤行 張揚狂傲 當然抵觸拿了雞毛當令箭的職司思想監管之輩 他們以自己被認可的一點權勢 壓制初出茅廬的張狂小子 也只是工作上之必需而已 畢竟不能過於拿李敖下重手 甚至基於"不打不相識"的江湖義氣 有些還惺惺相惜 日後成了表象的朋友 以李敖那麼聰明的機會主義者 當然懂得"適時務者為俊傑" 但是他把所受壓迫的怨氣於日後集中發洩在當時最高的掌權者-蔣中正及蔣經國身上 (那都是他們身故以後的事了 在精神的意義上 李敖是效法春秋時期的吳子胥 拿逝去的仇家鞭屍)其怨毒之深 實在是超出比例太多 但是在台灣 刻薄寡恩的低下者對強權而過世之人精神上的貶抑 正是他不斷謾罵的潛在支持者 拱托了他惡毒詛咒的合理性 ....                                                               

     金牛座靠近牡羊座的李敖 生命價值是建立在"衝 衝 衝"這一意志上的 衝撞 激昂才能體現"生命"的意義 一旦羽翼豐滿 決定了人生道路 (春天生之人)特質上是沒有足夠穿透力 思考力去判斷大而廣的整體現象與時代限制 {(思想家可以無限制的逞其邏輯能力-以突破自我所處短小時空的拘囿 建立很多前所未有的想法和觀念 但是現實自有其不得不然的條件限制  理論與現實本就存在很大的鴻溝 不能認知這一點 常常造成社會的紛亂及人的痛苦-(共產主義的衍生就是世間最好的例子)-成熟的人格懂得調適出中庸之道以因應之 宋朝時的蘇東坡也是遭受文字獄壓迫一生的有名文人 但是終其一生 蘇東坡從未讓自己心思花在那些壓迫他的得勢小人身上 寫出"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之類開闊胸襟的詩句 並且於平反名譽之後 輕描淡寫的原諒了失勢的那批小人 )} 很多與李敖同時代的智士仁人(如李敖所推崇的胡適) 選擇為他所謂的獨裁者效力共同維護世局 自有他們對時代意義的中肯看法 所謂"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掌理的範圍越大 委曲求全的行事就會越多 尤其亂世的時候 大家都在無可奈何中努力擺盪前行 李敖只是在特定的時空裡 隨機的建立了他終其一生都要詆毀 對抗的(他自己假想出的)敵人 (就像:唐吉軻德挑戰隨處可見的-為生計而運轉的風車 而風車只是無意識的工具 根本不能意識到那個拿它過不去的人之存在)最終這個詆毀成了習慣 而這個習慣以及得以穫得好處的事實鼓勵了他自己 顯現在他日後以損人為樂的行為上

     當一個人認定自己要以衝撞當權者為執志 就置自己於艱困的境地 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 最高層 就像長在高山上的松柏 條件惡劣 風暴雨凌 最終形成一種畸型的體態 扭曲變形 同樣 情勢會給予人格上的摧折 人格也就不自覺的扭曲變形 然而 就如同松柏 扭曲變形也自有一種特立的姿態 風骨錚然 卓爾不群 本就會讓自己感覺良好 一般泛泛之眾面對人生及世局的無力感 也會以英雄崇拜的形式投射在-為自己舒發不滿 反抗權勢的人身上 (對英雄人物的心裏支持 沒事時是精神上之消遣 有難時不會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對於有權 有名 有學識的人 中低階層的人樂於見到有人挖掘這些高高在上人的醜事 樂於見到有人指責詆毀高高在上人的不堪 在心理上 這種阿Q精神 讓自己和高階的人就彷彿處在一個水平上了) 這樣的英雄崇拜也顯現在對女性具有特殊魅力上 使得李敖的女人緣不錯(由於李敖認為兩性在本質上不同 他對於女性比較寬容而專注於女性的觀賞價值上)   以上的好處在李敖經歷年輕時的一點磨難後 (隨著思想越開放 社會越富裕) 連本帶利 源源不絕的回饋於他日後一生中 這樣的鼓勵 當然不會讓人覺得自己有"三省吾身"的需要 逆境使人成長 順境使人墮落 即使聰明如李敖者也是如此:從一個寫出高尚理念小說-"北京法源寺"的有器識之知識青年 轉而為尖酸刻薄 賣弄學術的文藝販子

     高度強調的"自我" 令李敖需要自覺高人一等 不可一世 彷如西班牙的鬥牛士 在周圍群眾的目光中 擺開架式 見大牛而邈之 旁若無牛的逗弄牠 偶而插兩支劍在牛背上 看牠暴怒而拿他無可如何 再轉身接受喝采 拾取女士們讚賞的花束..... 回到人生中 當那隻象徵權勢的牛不見了 可不行 只索找那有展頭露角的人 隨機的在他們的弱點上 人生的瑕疵上點擊一下 也是可以顯示自己身段的高明 一旦打擊面多了 處處為敵 也一樣可以烘托出-雖天下人吾往也-的感覺 佐以李敖自己引以為傲的"著作等身"(其中包含挖掘仇人蔣中正的各種不堪情事六大本?) 自封"上下五百年第一人"的"李敖"功成名就了 完成了他自己的"三不朽" 不需要拋頭顱 灑熱血 不需要舞刀弄槍 隨著世界漸趨富裕 和平 中年以後的李敖隨意地打打官司 隨意地選選立委 隨意地選選總統 好像努力著做什麼 其實並沒有做什麼 就跟大家一樣的享受和平盛世的紅利 偶而的表現一下江湖道義 施行一下非常人的義舉 ("義舉"畢竟是可以拿來做為演講的材料 並顯示-自己"非常人"的證明) 偶而拿出如蘇東坡 司馬遷等的千古文章 刪改幾個字 以示自己文學之"更佳"... 在世俗與脫俗之間 李敖表現了一個弔詭的現象:既然當世檯面上的人如-馬英九 龍應台等...沒有一個是好樣的 都是李敖奚落的對象 他滔滔不絕發表言論的對象卻是鏡頭後千萬個幾乎不與李敖交集的泛泛之輩 這些泛泛之輩之所以未遭李敖看不起而為之開講 只因為大家是泛泛之輩 如此說來 身為泛泛之輩倒可以自豪了?.....

     無往不利的李敖之榮光 直至中國大陸幾乎以國賓之尊邀請至各大學演講而達最炫目的頂峰 幾場演講下來 就像是說相聲的重複穿插著幾個老梗 演講術當然沒話說 講詞中對於共產黨的寬容(極技巧的小貶損繼以極大的讚賞 佐以對祖國的孺慕) 與曾經對國民黨的苛刻 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讓人不禁要想:若是當初他爸爸沒有千辛萬苦地帶著家人逃離大陸 留在大陸的李敖 是會聰明的鬥臭別人? 還是雖千萬人吾往也的堅持自由主義 很快的死而不悔? 確切來講:在那個時空 不會造就李敖這樣的人!"自由主義"的思維不能在那裏生根

     李敖在北京大學演講的同時自豪地宣布:他個人捐款 希望鑄胡適銅像立於北大校園 照他的說法 此舉是以幾千倍回報於他的恩人胡適 這是-似是而非的邏輯 冤有頭 債有主 他欠胡適的人情 若要回報 該報給胡適的家人後代 雖然胡適當過北大校長 不見得願意後人給他立銅像 何況是以還人情債的名義立...至今 北京大學都沒有以這筆捐款鑄胡適銅像(庖人雖不治庖 豈能越俎而代庖?) 最終 可能是以"師出無名"帳做了結

     總之 李敖在對的時間來到對的空間是他的命好 新的時代 崇尚的不是學問人格 而是金錢娛樂(困窘的時代 追索精神的價值 可以彌補人生的匱乏 寬裕的時代 精神價值就太無謂了 享受 娛樂才是王道)李敖在這新舊時代間都有佔到  "上下五百年第一人"在某些地方(寫了很多書...)可能是真的! 但是以一個熟讀經史 自命不凡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 他應該有更高尚的表現 只能說:可惜了他的聰明 把自己做小了 或者說:這個社會太逼仄了 菁英份子很難不扭曲應世... 同於世間其它的無奈事 令人欲說還休!欲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