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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培祖洛（Michael Pezzullo）2024年6月14日
《抗衡全人類首號大敵：澳洲應與國際攜手反擊中共國的超限戰》
處理與對付好戰又好鬥的中共人類共敵國，是當今時代的地緣政治挑戰。其有利的解決將開啟全球友好的大門。另一種選擇是持久的全球不穩定，對抗，以及在太平洋地區發生可能立即使用核武的重大戰爭的風險。
自蘇聯解體後，北京對此進行了仔細研究，中共國開始將美國視為強大的對手，並認為美終將阻礙其崛起。中共國採取了「韜光養晦」政策，優先考慮經濟發展，建立了龐大的工業和技術基礎--這是任何獨裁政權從未成功實現的。同時，中共國也研究了美的軍事實力，以更好地理解美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強大地網絡化其平台和系統。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共國開始在其認為美衰落的背景下更加大膽地行動，增強其在外部關係中的籌碼，加快其軍事建設，並加快其通過國際機構的長征。隨後，面對其認為的美弱點，中共國展開了「民族復興」，既偏執又不安全，同時又過於自信，其好戰性增強。多西（Rush Doshi）的一篇精闢分析在其標題中已言其所有：《長遠遊戲：中共國驅逐美國秩序的大戰略，2021年》（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澳洲的中共國政策一貫地誤判了這一長期趨勢。政策直到2016年才開始硬化。然後，在包括外國干預、間諜活動和網絡攻擊在內的多個方面，澳洲對中共國挑戰「站起來」（見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的回憶錄《更大的視野》【A Bigger Picture】，2020年，第34章）。然而，澳應該從2009年左右開始調整政策。支持2009年國防白皮書的關鍵判斷超越了軍事事務。在正確地構思即將到來的中共國挑戰時，它樹立了戰略模板，應該在其他國安和經濟政策領域中推行。
然而，官方思維並非看到當時的中共國，而更傾向於一種「虛構的中共國」--即1989年6月4日骯髒的大屠殺後，在1990和2000年代初期崛起的「負責任利益相關者」形象。在這種想像中，隨着冷戰結束，人們認為自由秩序可以在整個歐亞大陸擴展，將中共國納入全球貿易、投資和技術發展相互聯繫的系統，同時納入合作的國際機構，這些機構會在某種程度上使其專制傾向得到文明化。然而，中共國的統治者看到了設下的陷阱--共產政權的結束，因經濟自由化必然導致對政治改革的呼籲。
2009年後，政策轉向以中共國為中心的「亞洲世紀」的模式，這一模式自1990年代起已過時，且不適合2010年代初期。它以及2014年的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現在看來已經遙遠。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到「虛構的中共國」已不存在，或者說從未存在的現實。
因此，在2012年後對共匪頭目習近平給予了寬容，這是對中共國的誤解和澳經濟暴露的膽小所導致的，澳浪費了本應更好利用來增強國家的韌性、多元化貿易和建立強硬軍事力量的寶貴時間。
中共國通過自2018年開始的對澳的貿易脅迫行動展示了其真面目。這是政治戰，利用貿易作為攻擊澳主權的武器。中共國的政治戰旨在攻擊政治和社會的弱點（例如在聯邦制度中），制造分裂，瓦解國家的決心，為最終屈從於中共國利益創造條件。
然而，最初這種攻擊被視為周期性而非結構性問題。政府採取了「戰略耐心」的立場，將每個問題獨立處理，依據其個別的價值。在將問題框定為中共國政治戰方面存在猶豫。2020年11月中共國駐堪培拉大使館發佈的「反華十四宗罪」是轉折點。從那時起，澳正視貿易脅迫的本質，而莫里森總理則將問題從雙邊框架中取出。高潮是他在2021年6國集團會議上引導的關於中共國脅迫和政治戰的討論。他向其他領袖傳遞了「反華十四宗罪」。對澳被脅迫並抵抗的經驗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https://www.rfi.fr/tw/%E4%BA%9E%E6%B4%B2/20201119-%E8%A2%AB%E4%B8%AD%E5%9C%8B%E5%AE%98%E5%93%A1%E6%8B%89%E6%B8%85%E5%96%AE%E6%8C%87%E6%B6%89%E8%8F%AF-14%E5%AE%97%E7%BD%AA-%E6%BE%B3%E7%B8%BD%E7%90%86%E6%8B%92%E7%B5%95%E8%AE%93%E6%AD%A5】
現在有一種新的「虛構中共國」可能出現並深深植根於官方思維中。與其像澳在2021年所做的那樣繼續努力團結志同道合的國家抵制中共國的脅迫，另一種方法是靜默的接觸--假設只要語氣適度，中共國的好戰行為就會消散，關係就會「穩定」--這種方法可能會在官方思維中鞏固一種對中共國挑戰極度樂觀的看法，這是非常危險的。
這種方法意味着挑戰不是結構性的，而是循環性的，並且澳可通過靈活的外交，在「能夠合作的地方」擴大空間，同時將「必須不同意的地方」最小化。
在這種對早期「虛構中共國」的新變體中，中共國的好戰行為被辯解為「所有大國都這樣行事」。這種合理化是錯誤的，也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例如，比斯馬克的德國在1890年之前是一個比帝國德國更加克制和謹慎的大國。世界在1914年為此付出了代價。大國會在如何行事上作出選擇，並應對其選擇負責。
更糟糕的是，把中共國的好戰行為辯解為大國行為的內在功能將導致糟糕的戰略。澳願意在「必須不同意的地方」表達意見的空間將會減少，因為澳對中共國好戰反應的預期--被視為正常並被辯解--將越來越多地導致自我審查和猶豫。這將使澳放棄近年來抵抗中共國所取得的艱難成果。中共國希望澳保持沉默--無論是在人權、臺灣、領土侵略、危險的軍事活動等等。澳不應輕易讓步。
這種新版本的「虛構中共國」還意味着，澳有利於在美中之間「三角化」相對戰略安全位置，好像問題是這些主要大國之間的競爭，而中共國的侵略是競爭張力的功能，或者是對美試圖阻止中共國「擴展空間」（不論這意味着什麼）的回應。然而，澳應該抵制這種等效性。澳在這場競爭中有一個利益，即確保美的主導地位，包括其軍事上的優勢得以維持。
然而，澳的政策似乎是在試圖在該地區「三角化和平」，徒勞地尋求兩個競爭大國之間的「均衡」。這正符合中共國削弱美盟友結構和安全保證的戰略。幸好，澳實際的宏大戰略與宣稱的政策不一致--通過在印太地區貢獻於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整合威懾系統，加強澳作為盟友作戰行動的堡壘，以及將在澳領土上進行的某些戰略功能持續整合進全球美作戰系統。
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深入的戰略專門知識、歷史視角，以及能夠基於爭議性情報推斷中共國挑戰的能力。然而，官方思維不僅僅是不合歷史事實的--它是公式化的。抽象概念（如「穩定的關係」和「必須不同意的地方」）已成為澳中政策的框架參照。這些都只是口號，並未增進公眾的理解。言論是重要的。澳需要強調的語言，需要詳細的公開解釋。中共國深刻理解「言論力量」，在這裏，言論的製造和管理合法化了黨的權威--例如，通過官方框架化中共國歷史中所涉及的「言論力量」。澳應當積極參與這樣的言論--例如，挑戰中共主張的不同但同樣有效的「文明」模型，以確立政治和人權。這需要在廣泛的領域內，反共產黨的思想、政策和實踐。
此外，中共國挑戰被分解為不同的功能組件--包括防務、外交政策、貿易、移民、國際教育、外國投資等--每個由不同的部門或機構主導。要有效應對中共國挑戰，澳需要看到真實的中共國，並接受政權的性格在分析和政策制定上至關重要。基於此，澳需要制定一個國家整合戰略，圍繞着維持與中共國的結構性競爭，由以美為首的西方領導，並在每一個計算中考慮到對抗的可能性。
在硬安全方面，這樣一個整合的國家戰略將包括：迅速建設澳在太平洋戰爭中需要的軍事力量以保衛國家；將ANZUS轉變為澳美作戰聯盟，並更快實現AUKUS的技術利益；在印太地區建立旨在抵抗中共國區域霸權的安全網絡；加強針對中共國核威脅的擴展核威懾力量；改善國家的網絡安全防禦；加強反間諜和反外國干涉行動；以及加強社會凝聚力。
在經濟方面，這樣一個戰略將包括新的工業和貿易政策，旨在增強應對中共國未來經濟脅迫的韌性；增強供應鏈的安全性（例如在電信領域，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於5G的情況）；多元化貿易，降低對中共國市場的依賴風險；建立工業實力，包括高端製造業；進一步加強監管環境，特別是在外國投資和出口管制方面。
為制定這樣一個戰略，政府結構需要進行重新設計。將需要專門的政策規劃團隊來制定上述國家戰略。一旦制定完成，應該通過總理在眾議院的黃金時段演講，作為國安聲明的核心內容向澳社會介紹（類似於每年預算案的方式）。
中共國的挑戰無法有效地由外交官管理，他們更傾向於使用「外交重啟」、「關係解凍」或「穩定化」等概念。這些都是循環性的概念。然而，中共國的挑戰是結構性的。因此，只有通過結構性回應才能有效應對，這種回應能夠創造新的條件。西方首次在500年來受到中共國這樣一個歐亞陸地大國的挑戰，後者還擁有顯著且日益增長的海上力量。這在帝國德國、納粹德國或蘇聯身上並不顯著。帝國日本是海上大國，但無法維持陸地力量。與早期的挑戰者不同，中共國還是一個經濟強國，是許多國家（包括澳）的主要貿易伙伴，在依然相互連接的世界中地位重要。戰後秩序在崩潰，因為結構性力量撕裂它。只要這些力量存在，這個秩序就無法長期「平衡」。
必須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中共國的挑戰--這個概念對辯證法學生來說會很熟悉，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黨校的畢業生。美在1980年代對蘇聯的戰略具有結構性、「世界歷史」的特徵。由當時的總統里根、國務卿喬治舒茲和國防部長溫伯格設計，旨在在冷戰期間經歷數十年的對抗和共存後創造新的條件。西方國家可再次通過合作，塑造其國內和外部政策（在必要時為了維持與中共國的結構性競爭），通過集體防禦來嚇阻敵對的中共國行動。中共國無法超過美、歐、日、印、澳、韓及其他國家的總和力量。從長遠來看，它將在這樣一個民主力量的組合面前失敗，特別是考慮到其長期存在的劣勢，如人口下降、中等收入陷阱、重大債務負擔、缺乏自然盟友、政治僵化和對進口能源、資源和食品的依賴。
提及蘇聯解體並非意味着中共國也必須陷入混亂之中。然而，這意味着西方必須做的不僅僅是與中共國共存於一種緊張的緩和狀態中。與一個同時是黨和國家、着迷於政權安全和國內控制、動員經濟和人口以服務於不斷進行的激烈國內外鬥爭的政權共存，這種狀態既不穩定也不持久。中共國對西方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永久鬥爭策略--在這裏可以畫出一條從列寧、斯大林、毛魔一直到現在習匪的連線--不會改變。在無限期的僵局中，摩擦點最終將升級為對抗、衝突甚至戰爭。對於如何最好地應對全球戰爭風險的生活經驗已不足--上次面臨這樣風險是在1980年代中期--接受這種僵局將意味着引發永久的不穩定和更糟的後果。
與溫和和克制的中共國共存--或許是趙紫陽在位時期可能會出現的中共國--反而更為可持續。不過，並不要過度預設具體的終點狀態，西方必須對中共國施加足夠的結構性壓力，以影響其選擇並調節其行為--理想情況下是在不引發衝突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後者，兩邊必須就管理潛在誤判點的原則和程序達成共識--特別是在海上、空中、網絡和太空事故方面。這在冷戰期間已經做到。同樣地，冷戰期間也沒有阻止美蘇在裁軍和軍控上的合作。
西方戰略應該設定比僅僅避免衝突和共存更高的目標。它的目標應該是創造新條件和不同未來的結構性建立。在這樣的未來中，中共國將成為受尊敬的、領先的參與者，參與到重振的自由經濟和安全秩序中，戰爭風險回到自2000年初以來未曾見過的水平。全球注意力將轉向關鍵的全球問題，如氣候變化、AI、貧困、全球金融穩定和防疫等等。因此，應對中共國的挑戰意味着改變未來。不這樣做將增加對抗、衝突甚至戰爭的風險，因為在不穩定的均衡中共存只是推遲了災難的發生。另一方面，結構性競爭和對中共國侵略的遏制將代表更安全的長期押注，並導致更好、更穩定的均衡。
在李強訪問澳的時刻，澳政府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大膽地為未來設定這個更好的願景--不僅僅是在雙邊關係上，更重要的是在印太地區和世界秩序上。以下是中方可能希望考慮的一些觀點，這些都是中共國如何幫助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建議。中共國應該：
▲放棄使用武力和「灰色地帶」手段來達到與臺灣有關的政治目標。應停止實施對台攻擊、封鎖以及其他戰爭準備，並致力於和平且無強迫的兩岸對話。
▲放棄使用武力和「灰色地帶」措施解決其海上周邊地區（特別是南海，應停止對礁湖及海域的軍事化）和陸地邊界（特別是與印度的邊界）的領土爭端。如果這樣做，中共國將顯著增進印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停止支持俄入侵烏。中共國應限制其與俄羅斯的「無限制」聯盟，否則將進一步威脅歐大西洋地區的和平。
▲指導解放軍停止在海上、空中及其他地方的不安全和不專業行動，並參與開發有意義的風險減少和信任建設機制。
▲提高解脫軍火箭部隊的透明度，特別是在中共國核計劃和教義、戰略核穩定性以及火箭部隊的治理方面，考慮到腐敗問題，這些問題損害了國際對中共國核武器管理的信心。
▲停止將其網絡武器戰時部署至美和其他關鍵網絡，以預期在衝突期間進行破壞性的網絡攻擊，這種行為不符合國際比例原則和軍事必要性。應停止支持或使惡意網絡行為者，特別是涉及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盜竊的領域（中共國曾在2017年承諾這樣做），並更真誠地合作解決網絡犯罪。
▲停止干預外國的民主過程、大學及外國社區，以及通過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媒體平台進行的外國干預。應停止在境外對中共國公民（尤其是他們成為其他國家的公民或居民時）的跨國壓迫。應停止向專制政權（例如大規模監控系統）傳播壓制技術和技術。
▲回應有關人權和政治自由的關切，包括對香港、新疆、西藏、內蒙古、宗教自由和媒體自由的問題。中共國應釋放所有政治和任意拘留的囚犯（包括澳的楊恆均），並解散其拘留營和強迫勞動計劃。改革還應包括建立獨立司法和法治的發展，作為對執政權任意行使權力和人權侵犯的制約和檢驗。
▲就造成全球經濟和社會災難性破壞的新冠起源問題負責，並承認任何危險生物研究的行為。
▲擴大習匪的建議來源，增加該建議的可爭辯性，作為對抗「群體思維」的溶劑，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中。應允許外國智庫（如澳戰略政策研究所）、記者和學者在中共國自由運作。
▲改善中共國的商業環境，使外國企業能夠在中共國的經濟轉型中提供幫助，尤其是在脫碳、清潔能源、數字服務、健康和老齡化領域。這將需要嚴格執行國際知識產權法律，改善外國企業在中共國的法律保護，並將中共從中共國經濟生活的大部份領域中去除。
▲相關地，減少高科技供應鏈（例如在電信領域）的風險，並撤銷要求企業支持中共國情報利益的安全法律，以便民主國家更容易信任和利用中共國的技術和創新。
▲停止將貿易用作強制政治武器，正如中共國對澳、韓、立陶宛等國所做的，這增加了對中共國作為願意將經濟聯繫轉化為政治武器的大國的不信任。中共國應遵守國際貿易規則，根據其2001年加入的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資格，這是國際社會根據中共國將從開放貿易中受益並不會從事強制和掠奪性行為的好意所給予的。
▲改善「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他發展和投資計劃的透明度，這些計劃標誌着糟糕的結果，通常破壞主權，包括在太平洋地區。
通過解決這些問題，並與全球社會友好合作，中共國將對世界局勢產生決定性和有益的影響，並增強其在其中的地位。它將成為受尊敬的、引領的國家。全球經濟一體化將加強，造福全人類，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也將減少。這將是值得憧憬的中共國和世界。
成功的結構性競爭將使世界秩序得以轉變。和平與穩定將隨之而來。在應對中共國時，澳不應縮小意見分歧的空間，更不應保持沉默，而應與志同道合的國家聯合，共同參與與中共國的史詩級競爭，以勝利為目標。
但是，想要中共變好是不可能的，除非共產黨倒台，否則人類永遠遭殃。
伊莉莎白·巴查南（Elizabeth Buchanan）2024年6月14日
《中共染指南極的程度促使澳洲不得不認真起來》
澳洲對於南極地緣政治的國內討論顯得非常膚淺且令人羞恥。態度依然是「這裏沒什麼好看的」。澳的重要利益包括保衛主權領土，正受到威脅，但每個人似乎都樂意將問題推給下一屆政府。
堪培拉（澳首都）對南極擁有國家利益，聲稱擁有該凍結大陸百份之四十二的主權。然而，歷屆政府都忽略南極，甚至制定一部國家防務戰略，卻沒有提到主權南極領土。
南極的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實時測試中。本月初，南極條約協商會議在印度悄然結束。未能就新的環境保護區域達成共識，或新增投票方進行討論。自2022年以來，首次未在會議公報中提及俄烏戰爭。
南極條約體系陷入僵局。它在幾乎所有旨在完成的事項上未能達成共識。然而，這個體系未顯示即將崩潰的跡象。該條約依然完整，因為它促進了戰略競爭。
南極條約體系沒有崩潰並不表明它的成功。這個條約體系的維持更多地展示了它在履行各種國家利益（對於各種行動者而言）上的靈活性。澳洲、美國、俄羅斯、烏克蘭和中共國等國家均以平等身份坐在南極的同一談判桌旁。
澳在處理南極問題上持續採取一種雜亂無章的方式。堪培拉理所當然地認為南極條約體系長存不衰，並且政府對當代政治中的國際法保持樂觀的看法。國際法是關於解釋的。各國已創造性地解釋南極條約的協議，只需看看南極上雙重用途能力的增加即可。
中共國在南極擁有5個研究站，其中3個位於澳的南極領土。這些站點配備有衛星地面站和北京方面堅稱是用於支持其南極科學活動。這些能力都屬於中共的軍民融合法，該法規定所有研究平台必須具有軍事戰略意義。中共國對於在南極被認為是「科學研究」的解釋完全在條約範圍內。
堪培拉未能增強澳監控或與中共在鄰近大陸上的互動能力，卻仍然缺席。澳既缺乏戰略，也缺乏足夠的能力來適當保護重要的國家利益。最近對澳南極部資金充足性的國會審查揭示了承諾的悲慘狀況。由於預算壓力，許多科學計劃已被削減。
澳已無法保證在偏遠站點的探險者提供關鍵食品和藥品的補給。外交與貿易部擁有一支極為有限的南極能力團隊，僅有4人，其中一些人還是兼職，他們負責代表與相當於澳大小的主張相關聯的國際外交和法律利益。
那麼，政府能做些什麼？首先要效仿競爭行為：重新投資於研究站，並認真對待戰略科學，透過適當的資金支持它。培養一種國家南極利益和身份認同--讓澳的南極領土值得捍衛。
澳政府必須承認，戰略意圖可在一夜之間改變，但能力卻不能。澳海軍未來的艦隊中沒有任何冰強化的船隻。唯一的破冰船《努伊納號》（Nuyina）負擔過重，並且遭遇麻煩。由於在霍巴特塔斯曼大橋下的通行限制，努伊納號無法在其母港補給燃料。
持續的工業行動進一步削弱了努伊納號的可靠運作能力，船員因薪酬條件問題經常罷工。澳在破冰船能力方面缺乏冗餘。全球破冰船租賃市場形勢嚴峻，澳的備用選擇；美國的《艾維號》（Aiviq）破冰船，在可預見的未來被美海岸警衛隊確保使用。
澳在南極的缺席是由於對戰略競爭狹隘的定性。南極顯然是「有序的」，因為條約存在。這與現實相去甚遠。儘管近期可能不需要實地行動，但一些國家正積極破壞和改變南極的現狀。
在南極地緣政治問題上，國家戰略上的討論仍反覆無常，重複了過去政府的疏忽假設。也許這並不是壞事。畢竟，澳根本沒有必要的能力來真正促進或確保南極的重要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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