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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1 21:13:24瀏覽421｜回應0｜推薦0 | |||||||||||||||
參戰方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一次國共內戰，同時避免對日衝突擴大。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軍大幅擴編。至1945年，國軍共有120個軍、354個師，此外尚有獨立旅、獨立團等。據統計，八年抗戰中，國軍中陸軍傷亡將士三百萬人以上，當中將級軍官陣亡已超過二百名，中下級軍官更大幅傷亡。此外，抗戰期間國軍亦首次離開中國，組成中國遠征軍，到緬甸與印度的英軍共同作戰，且亦屢有勝果。重慶國民政府以中國西南地區為大後方抵抗，利用本身廣大的中國疆域減抵日軍的攻勢，也取得同盟國部分支援，直至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初期以舊軍隊為基礎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人數最多時曾達五十萬人，但在日軍強大兵力的進攻下，缺乏統一領導而又成分複雜的義勇軍，於1933年即大部陷於瓦解。一部退入關內，一部分由蘇聯領導組成東北抗日聯軍，繼續堅持鬥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迎來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115師，紅二方面軍為第120師，紅四方面軍為第129師。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留守南方的紅軍部隊和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5月，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提出抗日戰爭應分為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
華人華僑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做出了很大貢獻。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為中國抗戰捐款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戰鬥機飛行員中華僑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
美國大量援助中國抗日戰爭。抗戰初期，美國不願捲入中日戰爭；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禁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117]。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直到戰爭進行17個月，即1938年12月，中國方行到美國1,500萬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12]:669。還有2,000萬美元錫貸款。外交人員幾經努力，1942之前美國對華提供1.7億美元貸款[117]。 美國在外交上支持中國，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提出抗議併力促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日本石油和鋼鐵來源斷絕，冒險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全力援華，1942年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助，並根據《租借法案》向對華租借大量軍事物資，包括「駝峰空運」[117]。美國以租借法案名義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世界各國介入主要是因為英美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 美國派員到中國參戰，包括「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和第20轟炸機隊，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117]。飛虎隊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因為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而未見過鯊魚之昆明市民稱作「飛老虎」而得名[118]。1937年初，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獲聘為中國空軍顧問；1941年4月，蘇聯撤走航空志願隊，陳納德遂成立以美國機師組成之美國志願航空隊，從租借法案爭取到約100架戰機，並在美國招募約100名後備役軍機機師及200名地勤人員。[118]志願隊員月薪750美元，擊落日機1架，給奬金500美元[12]:685。 1942年6月，根據《中美租借協定》規定，國府分別派遣中國空軍機師赴印度和美國受訓；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隸屬於美國第14航空隊指揮[119]。 1942年1月，日軍大舉進攻緬甸，5月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對外交通線滇緬公路；6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中國正式成為「租借協定」受援國[120]。4月，中美決定開闢「駝峰航線」，為中國抗日戰爭及美國在亞洲戰場補給油桶、彈藥、藥品、食品和黃金等物資；美國空軍第10航空隊和中國航空公司共同承擔「駝峰」空運任務，其中以美國空運為主[120]。1942年末，日軍占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布防，滇緬公路封閉。駝峰航線上600多架運輸機幾乎全天候運轉[120]。為保證中國物資供應，美軍開始空前的大規模空運。自1942年起，駝峰航線開闢，從喜馬拉雅山脈東側（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由印度飛往中國，至二戰結束，中美兩國至少642架飛機失事或失蹤，1,382名機組人員犧牲；向中國運送物資65萬噸，佔外援物資總量八成[120]。駝峰航線不僅地形險峻複雜，氣候堪稱世界上最惡劣，天氣制約著空運數量；經常有暴風雨、湍流猛烈、橫風每小時160至240公里，結冰嚴重[120]。有時氣候急變影響飛行，使貨物甩出飛；結冰把機翼壓變形，令飛急降數千英尺[121]。數據顯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物資81%是透過「駝峰」空運，西起印度阿薩姆邦，向東橫跨喜瑪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麗江白沙機場，進入中國雲南和四川，總航程約800公里[120]。航線經過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於當年飛機設備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機員需要極大耐力[120]。 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中國之援助，空軍方面獲得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燃油，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21]: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計，中國在抗戰中所獲美援總額達16.02億美元，是所有國家中對華援助最多[117]。
隨著納粹德國崛起，蘇聯希望將戰略中心轉移到東歐而不是遠東。因此，蘇聯希望援助中華民國抗日戰爭來牽制日軍，從而減輕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1937年4月，國共和解已成，蘇聯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12]:669。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17]，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聯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聯允3個至6個月內，實行參戰[12]:669。 蘇聯對華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國，並先後分別對華貸款3筆，共計2.5億美元[117]，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主要來源。據統計，抗戰開始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購買飛機904架（包括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16輛、自動牽引車602輛、各種火砲1140門、機槍9720挺、步槍6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 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砲彈187萬多發[122]:486-491。 1937年9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率蘇聯顧問團到中國[12]:669。10月，第一批蘇聯航空部隊與500名蘇軍專家一同到達漢口空軍基地，他們開始向中國飛行員教授駕機技術。蘇聯在戰爭期間，協助培養了部分飛行員、領航員及地勤人員[123]。11月，蘇聯給予中國以5,000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聯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12]:669。12月1日，蘇聯航空志願隊首次參戰。 1938年1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蘇同盟不成，蘇聯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12]:669。1938年冬，第二批志願隊來華，其中有當時被授予蘇聯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漢和台北給予日軍重創[123]。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先後來華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華犧牲；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毀日機1,049架[117]。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蘇日在張鼓峰（今中朝俄邊境）發生衝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蘇日在中國領土諾門坎發生衝突，兩次衝突都以蘇軍重創日軍結束。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蘇聯對中國援助全面停止[117]。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史達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國民政府對於蘇日中立條約表達了嚴厲的批評，中國共產黨則發動輿論，全面支持蘇聯與日本的中立合約，並認為雙方相互尊重對華領土主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124]。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則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蘇1945年2月在雅爾達會議中劃分戰後在華利益，中國政府並不知情。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蘇日中立條約》失效。而中國方面在1945年6月由繼任杜魯門總統於接獲賀浦金斯報告後，於6月9日在白宮會同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約晤宋子文舉行商談方才得知，而美方則對中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由施壓，要求對俄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向滿洲東、西及北三個方向，發動八月風暴攻勢，一個星期以後，從日本手中奪取了中國東北地區（當時滿洲國）與內蒙古。由於此時的中國新疆與外蒙古早已被蘇聯軍隊入侵佔領，並干涉其內政 ( 補充說明 : 1930年代和1940年代，蘇聯多次試圖吞併新疆地區，將其改為「東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並積極尋找在新疆的代理人；1921年5月蘇俄軍隊開進外蒙古，與蒙古人民革命黨軍一道於7月6日進入庫倫，擊敗了恩琴的白俄軍隊，同年也將中國軍隊逐出外蒙古。此後，蘇聯將唐努烏梁海改組為獨立的唐努-圖瓦人民共和國；1944年直接併入蘇聯，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個自治共和國。) 迫使1945年8月14日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王世傑只好勉強和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直到1945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才出兵中國東北；但中國卻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獨立、允許蘇聯在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權益，整個東北工業設備被蘇軍洗劫一空，損失20億美元慘重代價。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由於軍紀敗壞，對戰敗日本人及中國東北人搶劫、施暴及強姦等，在當地造成巨大恐慌，使中國損失巨大。
中德軍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開，中國國民政府聘用德國顧問團；「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隊等專業化部隊。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開始時，中央軍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其中最精銳部清一色是德式裝備；國軍從武器到兵工廠幾乎全部來自德國，甚至連防禦計劃也是德軍顧問制定。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德國協助中國整訓30萬精銳部隊，並出售大量軍火物資；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特別是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不但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125]。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德國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阿道夫·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26]。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125]。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將正式承認「滿洲國」；4月德國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隨後更召回駐華大使[125]。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125]。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英勇智謀，亦再三贊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裝備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能抵抗十週[12]:664。
英國在19世紀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抗戰初期中國多次向英國求助都被拒，蔣甚至親自向英國大使卡爾表示，中國政府可以提供20萬人替英國保衛香港，依舊被英國拒絕[117]。 1938年10月，中國華南、華中相繼失守，英國在華勢力範圍基本為日本控制，英國開始援華；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對華提供財政援助貨款共1,550萬英鎊，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後提供[117]。英國對中國抗戰支援基本上只限於道義，對中國的幫助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英國對華軍援微乎其微[117]。 日本帝國[編輯]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參與侵略中國的日本軍各部隊包括中國駐屯軍、關東軍、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上海派遣軍、華中方面軍（中支那方面軍）、駐蒙軍、華南方面軍（南支那方面軍）、中國派遣軍（支那派遣軍）、參加攻擊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的大日本帝國海軍部分軍隊。日本占領中國本土大片精華地帶，並繼續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傀儡政權。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為為解決前綫作戰兵力不足的現象，招募當地人民來負責佔領區治安。根據日本佔領區的傀儡政權的管轄範圍，設立如「南京和平建國軍」、「華北治安軍」等，各佔領區政權沒有干預其他政權轄下偽軍活動的權利，但日本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地區的偽軍。 1938年時，皇協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萬8千人，隨著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在華皇協軍數量急劇上昇至14萬5千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龐炳勛、孫殿英兩人聯名通電投日，所率領的軍隊數量為龐大。對於東北方面，1940年時的滿洲國軍人數正規軍約10萬餘人（30個旅）；武裝較好的警察隊約5萬名以上，『興安軍』約1萬名以上[127]。 1945年初，僅汪精衛政權統治區就有皇協軍40萬餘人[128]。 戰爭終止[編輯]戰後及戰爭影響[編輯]戰後統計[編輯]
重慶大轟炸中的受難者
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129]:32，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另外有統計，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至少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4,100萬人以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人數，戰爭直接使中國人死亡、傷殘及失蹤共計超過4,500萬；中國人口總損失應在5,000萬人以上[130]。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131]:8287。
中國抗日戰爭時任國軍參謀總長之何應欽在《開戰之前敵我兵力比較》中，對比「七七事變」中日軍力，開戰之初，日本兵員總數為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後備役兵、預備役兵為戰鬥兵，數量199.7萬人，補充兵人數248.2萬[132]。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210萬）。[來源請求]陸軍常備師團17個，海軍艦艇190萬噸位，空軍飛機2,700多架[132]。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55,700人[133]。（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 中國抗日戰爭中開始之初，國軍陸軍現役兵170多萬，補充兵約50萬；海軍艦艇11萬噸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軍僅有戰機305架，各式飛機加起來共600架[132]；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門，其中重炮只有48門[134]。中國國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1937年，中國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年產量為零；而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設備能力為年產3萬輛）[134]。據台北中央日報社出版《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122頁載：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135]:64。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136]:243[137]。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損失戰機2468架[138]:36-37[21]:253[137]。據日本統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總兵力212萬人，中國派遣軍有62萬人；到日本投降，日軍總兵力約700萬人，中國派遣軍有105萬人[139]:222。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陣亡177萬9774人[21]:253。根據日本統計，日本軍在整個二戰死亡約185萬至186萬人，其中中國戰場死亡約40萬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裝打死3萬多人；蘇軍打死關東軍約8萬多人，太平洋戰爭南方軍約死亡125萬人[139]:221-222。至於1983年讀賣新聞社所出版的《戰爭：中國侵略》所給出的數據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為止，總共有七十多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6]。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4,880億美元[12]:715。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為13,922,859人[140]:114。據蔣緯國《抗日禦侮》一書記載：「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徵兵近1,400萬，至於游擊區、淪陷區、壯丁，則由戰區司令長官自己設法招募」。此外「凡屬軍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機場，均由民工以義務勞動方式，參加土工作業。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築，軍用道路之開闢，被炸橋樑之搶修，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先後所發動之民工，當在10,000,000人以上。」[141]:120 據1943年7月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餘倍云云。」[142]:118據何成濬日記記錄，薛岳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後由於虛報戰績過於誇大，被同儕將領「笑斥」[143]:59。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國軍將領普遍虛報戰績的現象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於極點。」[144]:242日軍和中共軍隊一般會將內部報告和對外宣傳區別對待，內部報告較為真實，而國軍則內部報告亦不可靠。國軍的抗日戰績其實是經過注水而來的[145]。不過日軍官方戰報同樣往往也偏離事實極遠，其"大本營發表"的內容都是經過軍部言論統制機關加工的，此詞語在日本現在已成為"說謊"的代名詞[146]。例如棗宜會戰日軍資料聲稱僅傷亡一萬一千多人，然而根據日軍內部極機密檔案統計，1940年5月與6月的中國派遣軍死傷多達四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應該傷亡於棗宜會戰[147]。又如在日本陸軍高層的報告當中，日本第21軍在1939年4月所發動的四月作戰僅陣亡14名，受傷39名[148]。然第21軍所送交的戰時旬報當中，就自承僅參戰的第104師團至4月20日就陣亡105人，受傷253人。而另一參戰的第18師團則僅在4月15~20日就陣亡36人，受傷142人[149]。然四月作戰在4月28日才告終止[150]，由此可見日軍實際傷亡遠遠超出陸軍高層之報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以及其他抗日組織，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占區進行游擊戰。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463人、偽軍49萬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偽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偽軍反正18萬3632人。繳獲長短槍68萬2831支、輕重機槍1萬1895挺、各種炮1,852門[151]。繳獲和摧毀的輜重統計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頭[152][153]。 根據解放軍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隊發展史略》之〈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統計〉，中共軍隊八年損失統計為：傷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共計584,267人[154]。2015年7月1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成果作介紹[154]。李忠杰稱，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各國傷亡人數總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154]。 國際方面[編輯]戰後審判[編輯]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對已經逮捕的其他數十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155]（當時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則表示「應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156]:147。戰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終使裕仁逃過一劫[157]。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處第一名日本戰犯野間賢之助死刑[131]:8295。1948年4月20日，中國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對法庭表示：中國政府要求對凡在對華戰爭中發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戰犯﹐予以「嚴厲與公正」之處罰，這種處罰並非在報復，而實在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131]:8578。12月23日，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131]:8759。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2月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和漢奸進行審判。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1945年10月3日，南京軍事法庭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58]。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南京大屠殺主謀、華南派遣軍司令官，中將軍銜）死刑；判決書宣布：「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壽夫部駐京之期間。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寳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及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131]:8308，4月26日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殺日本主犯之一田中軍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131]:8357。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59]。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21]:258。12月22日，經過多方求證之後，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上海被國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宣布無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60]。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61]。1月31日，南京政府遵從東京麥克阿瑟命令，將日本侵華戰犯260名連同岡村寧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東京[131]:8798。 1950年，蘇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戰犯969人、溥儀等偽滿戰犯約300人。這批日本戰犯和此前在國共內戰中俘獲的140名日本戰犯，分別被集中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集中關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6年4月宣布，對在押的日本戰犯從寬處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審判無一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認為罪行較輕、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被免予起訴釋放回國[162][163]。1964年3月，在中國服刑的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共3人被特赦釋放。 和平條約[編輯]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需要消歧義]宣布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也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164]。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約）。在中日《台北和約》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聲明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165]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166]:153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學者認為中日和約並沒有指明台灣主權歸屬於任何特定國家（參見臺海現狀與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中日和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主權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而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債權之內的財產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67]。然而在《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中，日本只聲明「放棄」臺灣、澎湖，沒有聲明將臺灣、澎湖的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以前日本承認的中國政府是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中，於第一條第二款宣布「出於對日本國民的寬厚和善意」，自動放棄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時，日本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廢止中日和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放棄要求日本國家賠償的權利，但沒有放棄民間要求賠償的權利。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來援助中國發展。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兩國代表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1979年開始，日本對華ODA貸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68]，2008年日本停止了對華ODA貸款項目。 領土變更[編輯]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並接管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台灣地位未定論者認為台灣、澎湖的主權地位問題存在爭議。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不支持新疆獨立及出兵消滅東北日軍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占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中東鐵路和旅順港使用權，後歸還中國。 國際關係[編輯]抗日戰爭是自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全面勝利戰爭，中國軍民犧牲2200萬人，傷亡3500萬人以上，拖住60至80萬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隊，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區之壓力，[169]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170]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很重要。中國抗日的貢獻也使中國成為五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171][172] 中國方面[編輯]抗日戰爭對中國影響很大[173][174]。隨著中國領土被日本佔領，中國金融、軍事、教育、工業、人口等都有很大改變[175] 經濟[編輯]人口減少及難民[編輯]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176]:114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其中有的隨國民政府遷都而調整與移動[177]，也有的不願轉移而被日本佔領[178]。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179] 金錢損失[編輯]1947年6月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損失統計，中國抗戰直接損失達310億美元。[131]:8367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 國共兩黨軍事實力[編輯]經歷八年抗戰後，國共兩黨軍事實力對比大變，中國共產黨軍隊由戰前約9.2萬人[180]:12猛增至約127萬人[181]，另有268萬民兵[182]。「解放區」面積達104.8萬平方公里，擁有1.255億「解放區」人民[183]。國軍則由抗戰初期的170萬[184]:89增加到524萬陸軍[185]，海空軍另計。抗戰結束後，國軍改編150萬日、「偽」軍，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國大部分地區，大多數工業城市、鐵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內戰初期武器裝備也優於中國共產黨軍隊但是戰後則情勢大變。因此抗日戰爭對國共內戰結果有關鍵影響[186]。國民革命軍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長江沿岸，從而影響後來到國軍敗於中國共產黨[187]:169-170。 抗日戰爭中最具轉折點的是日軍一號作戰，該次作戰可以看做日軍集結了大陸上所有殘存力量進行一次數千公里大衝鋒，取得戰術勝利。但由於日軍兵力較少、戰線拉長，導致華北日軍兵力空虛。共軍在即早獲知情報[188]的同時也發動全方面反攻，八路軍各軍區共作戰11000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俘日、偽軍6萬多人，爭取偽軍反正3萬多人。共軍晉察冀軍區部隊解放村莊9900多個，擴大了北嶽區，收復了冀中區。晉冀魯豫軍區軍民收復縣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萬，改變了中共佔領區被分割的局面。晉綏解放區軍民解放村莊3100多個，綏西、綏南恢復到1942年前的局面。而山東軍區共軍則攻克縣城八座解放人口500餘萬，形成了渤海、膠東、魯中、魯南、濱海五個鞏固的根據地，鋪陳了後續山東軍區1945年對日大反攻。此外，華中解放區和華南解放區亦收復大片國土。[189]。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更是在1945年8月抵達廣東省北部地區，開闢了「湘鄂贛邊抗日根據地」[190]這些巨大戰果使得中共獲得巨大無形戰略利益，並與國軍同一時期的大舉敗象醜態和軍閥爭相搜刮逃命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導致廣大南方富裕區的人民眼中，國民黨形象盡毀，其持有美式裝備天下無敵的概念開始在群眾心中破滅，甚至美國都開始有態度轉變。與此同時，由於中共廣泛佔據了華北地區，導致國共在日後對東北的爭奪中，共軍佔盡優勢，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此後國共內戰的戰局。 在國共內戰後的兩岸武力對峙時期，隨著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為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較少提及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而多強調中共在敵後作戰的戰績，並將共軍的地位形容為「中流砥柱」，並在各個宣傳途徑上斥責中國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日國軍後人、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堅持抗日是主流，過份強調支流，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大業沒有好處。」[191]隨著兩岸關係的回暖，中國大陸對於抗戰的歷史認知也有很大改變，官方也開始提及和讚賞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貢獻。
而中華民國方面，對抗戰研究有戒嚴時期的一黨制的單一研究發展到戒嚴後及民主化呈現多樣性，對抗日戰爭觀點亦是多樣化。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與台灣學生交流中，聽到「我們台灣，你們中國」之說法[193]。 蔣介石於1950年6月11日在圓山軍官團演講時提到，
中華民國政府也在2008年《中華民國年鑑》中評論抗日戰爭：
史學研究[編輯]西方現代史歷史研究曾因冷戰和意識形態，加上中共建政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國家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忽視抗日戰爭對世界戰場之作用。隨著冷戰結束和東西方文化不斷交流，西方學者開始重視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漸增加。美國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作者布賴恩·克羅澤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他認蔣以大撤退爭取時間之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但政治後果卻對蔣長遠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國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英雄主義氣概[194]:6。 日本方面[編輯]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21]:244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只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21]:244-245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21]:245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21]:245中國為遺返日軍及日僑，曾調配船舶30萬噸。[195]:169中國政府緊縮一般交通，為日軍及日僑動員火車輪船。[196]: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蘆島遣返日僑合共158批，計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計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197]。 儘管日軍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致使日軍順利獲得遺返。[198]:201日軍及日僑從中國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礙日本鐵路運輸。[199]:169中國也曾給日軍及日僑增配火車。[200]:169 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131]:82602月4日，中國向日本追還善本古籍首批10箱運返，尚有108箱待運。[131]:8280 2月24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授權麥克阿瑟將已指定之日本工業設備，先行分配30%與中國及菲律賓，作為初步賠償，由日本負擔所有拆卸、搬運費用；中國及菲律賓則負擔運輸船隻及其他費用。2月25日，中國、美國、蘇聯等國商討日本賠償問題。[131]:8295 3月7日，日本賠償物資約達1000萬噸，中國可獲得30%。[131]:83054月3日，美國政府發言人宣稱：美國政府已訓令麥克阿瑟於短期內依照臨時計劃，提前將30%日本賠償品給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與馬來聯邦各國，中國可得15%。[131]:8327-8328 4月5日，據《大公報》南京電：美國政府授權麥克阿瑟以日本賠償物資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國應得之5%，將達130餘萬噸；駐日盟軍總部已將65家機器廠及12家火力發電廠之名單公布，為先行拆遷之賠償物資之一部分，供中國、美國、荷蘭、菲律賓之選擇。中國之運輸計劃已擬就，第一批賠償物資將分兩次運回，所需費用將達8,000餘億元；須俟遠東賠委員會之通知到達，即可派員前往拆運。[131]:83294月7日，中國海軍總部副參謀長高如峰談稱：關於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蘇四國一事，海軍總部已接獲通知，刻正遴選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131]:83304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日本驅逐艦級軍艦140艘，將立即平均分配與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是為根據1943年四國宣言，對239艘軍艦之首次分配。[131]:83324月18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日本應保留足以使其維持1930年至1934年間生活水準之工業動力。」[131]:8337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131]:83374月22日，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派馬德建、姚璵赴日接收日本賠償中國之軍艦。[131]:83386月27日，首批日艦抽籤分配：中、美、英、蘇各得8艘，下月將由日本分駛各國。[131]:8375根據美、英、蘇、中四國協議，解散日本海軍所得戰艦92艘，四國平分，中國獲23艘；7月3日，日本賠償中國首批軍艦8艘抵達上海。[131]:83787月17日，日本賠償艦隻第二次抽籤，中國共得8艘8,000餘噸；7月26日自日本啟碇，7月28日到達上海。[131]:8384 4月，因中、美、英、蘇、法、荷、澳、加、印、紐西蘭對日要求賠款數目超過日本資產之總額，麥克阿瑟宣稱，必須堅持二原則：一、充許日本留存維持最低國民生活水準之產業；二、水準以上之資產，由各國分配。[131]:8345 5月1日，國民政府派秦汾為賠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決定將日本賠償物資分上海、南京、塘沽、漢口、廣州、青島、廣州灣、葫蘆島、馬尾、廈門、營口、石灰窰、基隆、高雄14地起卸；賠償物資包括工具機、造船器材、鋼鐵、化工原料、電力以及輕金屬等。[131]:83465月5日，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賠償組長吳半農與其他7國賠償代表赴日本南部視察掠奪物品。[131]:83495月12日，中國賠償及歸還代表團組成，吳半農為團長，負責處理日本賠償事宜，和盟軍總部賠償執行處及民間物資保管組聯繫，執行賠償事宜。[131]:8353 6月2日，上海各報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標題下刊載法國通訊社東京消息，日本希望獲得「跟美國共同託管琉球群島，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外有捕魚權及在台灣有特別移民權」等項權利。[131]:83676月7日，台灣省議員、國大代表聯席會議，電請蔣妥籌對策，堅決反對日、美共管琉球群島及台灣特別移民權等無理要求；同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代表旅滬同胞發表通電，請政府採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復活。[131]:83686月21日，中國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中央信託局、資源委員會、僑務委員會等，共同組成赴日商務考察團，潘序倫任團長。[131]: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中共軍中之原日軍官兵總數約6萬人[131]: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歸還戰時掠奪中國最後一批銅幣、鎳幣700餘噸，由「海遼」輪裝運回中國[131]:8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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