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治世三法

所以太平盛世，法家之說只能做為最後防線，上策是道家的不爭與節欲，降低欲望，追求心靈的闊達，中策才是用儒家的仁義道德去約束，在名的方面給予獎勵，已降低犯罪．

法家強調的是用利來誘人，商鞅立竿見影，有效而快速，適用於戰亂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

儒家追求的是用名去束縛人，孔子說立功立德立言，用人的虛榮心，講究淺移默化，需要時間，適用於物質豐沛的太平盛世．

道家寄託在虛無的德行上自我約束，老子說順天應人，既沒有實質的利，也沒有虛假的名，全靠人的自覺，似乎有點天命的味道，當然它也是強者的哲學，既不受利誘，又要求立功立德立言後，功成而弗居，就像老天下雨，上帝不會來跟人們邀功一樣．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朝代的興衰基本上是先用道家的無為而治，在一個朝代的開始，因為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經濟活動在停滯狀態，所有農工商業都需要休養生息，執政者只能採取道家的無為（對人民賦稅，對歷史功名無所求），這時農業生產迅速恢復，三五年就能溫飽，十到二十年就能倉稟足，新一代人口急速增加，生活衣食住行都需要改善，這時工商業開始發展，可耕地不會無限制擴大，而新增的工商業剛好吸納了這些人口，再經過二三十年，工商業達到鼎盛時期，太平盛世到來，開始追求精緻生活，奢侈品，藝術品，寵物進入日常生活；也可以這麼說在統治著採用道家的無為哲學治世，社會在五到十年的努力進入小康，再經過三四十年進入富裕奢華社會．這個時期滿足了人們與統治者的物質慾望．

在達到太平盛世之後，豐沛的物質已經滿足不了人們的慾望，統治者開始用儒家的功名來安撫人們的慾望，而統治者自己也開始有了文治武功的開拓思想，而太平盛世的豐沛物質也吸引了外國異族人羨慕與嚮往，開始與異族的經貿交往，又觸成了進一步的繁榮，這也隱藏了小規模的衝突與戰爭的種子，一方面是統治者欲開疆括土，以表彰自己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豐沛奢華的物質吸引了落後民族的覬覦．於是在太平盛世若干年後，邊境的衝突戰爭以不免，修築長城也阻絕不了人心的慾望．

在對內的方面，採用儒家的學說，在君臣，父子方面確實能夠穩定一部份社會關係，但是在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下，又給了有為者進取的企圖心，然而治國平天下是統治者說了算，縱使有通天的本事，也無地實行，於是科舉成名之後，經世濟民無望，利祿的追求成了主要的目標，而利益的驅使，讓不同理想與企圖者結成了不同的利益團體（可以是為名，經世濟民，也可以是為利，實際的財務與奇珍珠寶等），於是黨同伐異，既使是同樣為了經世濟民，也可以因為主張與施行想法不一樣而纏鬥不休．

一個國家在經過其採用道家的思想使經濟有了初期積累，又加上儒家的穩定社會（君臣父子）政策，國家達到空前的繁榮，物質生產過剩，造成穀賤傷農，商業的發達與過剩的物質，形成貧富不均與土地的集中，在這個過程的後期，由於長期的太平盛世，人口近一步擴增，在此情況下，統治者被迫開將擴土，如果無法達成，那麼由於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財富的過於集中，使得沒有特殊才能的人，其勞力價值更形降低，全憑其勞力所得不足以養家活口，於是出賣人口為奴是無能力的善良百姓的生存法則之一，另外一小部分人開始作奸犯科以維生，這已經是太平盛世的強弩之末了．

統治者到了此一時期，為了阻止作奸犯科，開始採用法家的嚴刑峻罰，來作為統治的手段，這種無視病因的起源，而採用亂世用重典的猛藥，這種捨本逐末的辦法只會加重病情，因為這時候人心已經腐敗，為求名的清官可能自以為是的剛愎自用，誤判亂判百姓的訴訟，而貪官更以此斂財，這時國家已病入膏肓，縱使有治國平天下的能臣，也回天乏術了，最多也只是略為延長壽命而已．

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中，這個現象不斷的重複上演，就像萬物的生與死，似乎無法避免，再回頭看更久遠的恐龍時代，由於沒有天敵，恐龍之間不斷的自由競爭與物競天擇的演化，形成了巨無霸似的梁龍體長可達斯四十公尺（人類吸取了教訓，身材不往大的方向演化，而腦力的演化形成財富的集中，更甚於單純的身體演化），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還是得回到道家的本質精神，順天應人，降低人類的慾望，降低人口與經濟成長的速率，也就是降低人類智慧的發展．老子說，有機事必有機心，智慧出有大偽，就是告訴我們，只有降低過度的發展進化腦力，人類才會有長遠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