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6年3月，台北地院宣判太陽花學運的被告黃國昌、林飛帆等22人無罪，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執法的警察，包括時任中正一分局長的方仰寧等多名官警，因為被控執法過當等因素，還在跑法院打官司，法界近年來只要是有關政治抗爭，對被移送的被告多半從寬從輕，卻苦了第一線的執勤員警，司法不支持，導致公權力不斷地被踐踏，警察更是動輒得咎。

背景新聞告訴我們，「執法過當」這個緊箍咒就是讓基層員警動輒得咎的最大問題，其實不管有沒有扯上政治，警察使用武力的時機永遠被用顯微鏡檢視，這一來，警察投鼠忌器，縱使手裏有槍，依然發生25歲鐵路警察李承翰空手奪白刃被刺殉職的憾事。

蘇貞昌指示撥補260位員警，徐國勇說，依據「警械使用條例」可採購電擊槍供員警使用。說實在話，這兩項又是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隔靴搔癢的措施，就好像蔡英文去慰問家屬，轉述李母「希望承翰是最後一個」的幹話。個人認為，法律如果不能成為基層員警後盾；如果不能去除他們「使用武力恐懼症」的話，「最後一個」永遠沒完沒了，所有員警都有可能成為蔡英文口中的「最後一個」，而最無辜的善良民眾，永遠要活在無知的恐懼當中，成為執政不利、政策錯誤的犧牲品。

試想，今天嫌犯拿的如果不是刀械而是槍枝或炸彈呢？如果是多人犯案呢？再多的員警和電擊槍有用嗎？當員警心態上害怕被告而不敢使用武力；當法律對使用槍械多所限制，這些治標不治本的行政措施絕對無法解決問題。唯有國家和人民產生共識，讓基層員警在情理法範圍內使用槍械而不會遭到秋後算帳，這樣才是治標又治本的最佳方法，讓「執法過當」這疑慮不再綁手綁腳，基層員警才有大施拳腳的空間；讓「白牌流氓」無所遁形、盡責警察得到保障，這才是造福而非造孽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