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
⋯⋯ 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淺談《莊子》的“坐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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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子》的許多篇章里，都經常提及一個“忘”字，對此，究竟應該怎樣正確理解？該忘掉什麼？怎麼忘？此中大有深意。在《大宗師》篇里，莊子假托孔子與顏回的對話，談及“坐忘”的問題，對我們這些后學頗具啟示意義。其中說到顏回去見孔子，說自己已經忘掉了“仁義”，忘掉了“禮樂”，自以為有了長進，但孔子卻認為還不夠。過了些日子，顏回又去見孔子，說自己已經達到了“坐忘”的境界。孔子吃驚地問：“什麼叫‘坐忘’？”顏回回答說：“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意思是說，不知四肢形體的存在，棄卻耳聰和目明，分離身形，去掉智慧，和同于大通之道，這就達到了默坐忘我的境地。孔子大為贊嘆：“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意謂和同就不會偏執于個人的好惡，順化則不會拘泥于世俗的常理。你果真成為賢人了！我孔丘願跟隨你的后面學習。
      我們認為，“坐忘”的精髓在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只有擺脫了“形”（自我的形體）和“知”（真偽混淆的所謂知識）的羈絆，才能臻于明道。司馬承禎在《坐忘論》里，作了進一步的詮釋：“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合，萬慮皆遺。”即要內不感覺到身形的所有，外不知道宇宙萬物的存在，唯有與“道”冥冥相合，遺忘掉一切思慮。
      但問題在于既然有了“形”的存在，自然也少不了“形”所帶來的種種物欲。對此，司馬承禎在《坐忘論》里作了這樣的論述：修道的人，也必須要有衣食；事情有不可不做的，物有不能不得到的，就應該坦然地接受它，明明白白地得到它，不要以為會妨礙心智而生煩惱。雖然營求衣食，卻沒有患得患失之心，這樣，有事也成了無事，心態也就平靜泰然了。雖有對物的需求，卻沒有貪欲之心。不貪就沒有憂患。形跡似乎同常人一樣，心態卻不同于流俗。這樣的論述，也就把正當的需求與貪欲作了徑渭分明的劃分。司馬承禎還進一步認為，修道的人應該對“物”作出判斷，明白它的需要與不需要，比較它的輕重，知道該放棄與該取得，不是非要不可的，都應該放棄它。這與莊子《達生》篇所說的“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確實完全吻合。承認對物的基本需求的合理性，但卻摒棄物欲而臻于大道，當是道家的一貫主張。把身外之物看得淡些，讓自己的心靈活得輕松、自在些，即使對常人而言，也該如此。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去知”的問題。所謂“去知”，我們的理解是拋開塵世間所有那些真偽難辨的“知”和一切固執與偏見而臻于大道。即讓自己的心智始終處于安寧虛靜狀態。司馬承禎在《坐忘論》里這樣指出：“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意思是說，心不受外來干擾，就叫作虛心。心不追逐外物，就叫作安心。心靈既安定又虛靜，那麼，“道”就自然會栖止于你的心間。道教歷來認為修真養性的關鍵，在于保持內心的安適與虛靜。塵世中人，自有生以來受到外界的各種影響、干擾，乃至誘惑，就有了所謂的主觀意識和形形色色的欲望、追求，此中相當一部分是有悖于“道”的，它往往會形成人的心理扭曲，給人們帶來無盡的煩惱。《莊子•大宗師》篇里所雲的“坐忘”，“離形去知”，也就是要求我們忘卻包括形體和心靈在內的“小我”，融人“道”的“大我”，解脫形體和心智所造成的心理障礙以及由“聰明”所造成的諸多煩惱，真正進人“道”的不受拘限、擺脫束縳的“游于無有”（《應帝王》），“人于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在宥》）的逍遙境界。在《在宥》篇里，莊子還假借鴻蒙之口這樣說：“墮爾形體，黜爾聰明，倫于物忘，大同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意即鄙棄你的形體，拋卻你的那些機巧與聰慧，連同那些真偽難辯的倫理與身外之物，一並忘卻，同那混沌蒼茫的自然之氣混同一體，解除所有的心結，釋放你的精神，使自己渾然處于連魂魄也不知所在的境地。細細品讀，覺得這似乎是莊子對“坐忘”的進一步詮釋。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坐忘”，具體地說究竟應該在默坐中忘掉些什麼。莊子在《讓王》篇里這樣說：“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在這里，莊子明白地指出，養護心志、形體和對“道”的追求，都應該注重一個“忘”字，不僅要忘掉對名利的追逐，甚至要忘掉自身形體的存在和內心的一切妄念雜想，進人一種恍惚、縹緲的空忘狀態和致靜境界。在《天地》篇里，莊子還曾這樣說：“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人于天。”大意是說，忘卻身外的萬物，忘卻自身賴以存在的天地（即大自然），這也就是忘掉了自己。能忘卻自身存在的人，就可以稱之為真正進入大自然了。我們認為，所謂“忘己”，也就是莊子在《逍遙游》里所提出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中的“無己”。試想，如果連自身的存在都能忘卻，哪還有什麼丟不下的事物？自然也更不會為塵世間的那些“是非”、“功過”、“善惡”、“榮辱”所累，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地間，作逍遙游了。在《庚桑楚》章里，對該忘卻些什麼，莊子就談得更具體、周全了。他這樣說：“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意、氣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意思是說，貫通心志的異變，解除心靈的謬誤，排除德行的累贅，疏通“道”的閉塞。高貴的地位、財富、顯達、尊嚴、名譽、利益，這六者都會導致心志的異變；音容、躁動、色欲、辭理、意緒、心氣，這六者都會使心態產生謬誤；憎惡、欲望、喜悅、憤怒、悲哀、歡樂，這六者都會成為德行的累贅；離去、歸就、取得、施與、心智、機巧，這六者往往會堵塞道的途徑。在莊子看來，上述二十四類相關的心態，都影響著對“道”的領悟、追求、向往與實踐，真心向道者都應該把它們置之腦后，即都屬于“忘”之列。而司馬承禎在《坐忘論》里則這樣說：“學道之初，要須安坐，修心離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人虛無，心乃合道。”很顯然，這里所提及的“離境”、“虛無”、“不著一物”，事實上也正是“忘”，忘卻莊子在《庚桑楚》里所提及的二十四種相關的欲念、心態。
      至于在《大宗師》篇里，莊子則用寓言的形式，把“忘”與“游”的關系作了具體、曉暢、明白的表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互結交成了朋友。說：“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意思是說，“誰能夠相交往于無心交往之中，有所作為于無心作為之中？誰能夠登天遨游于縹緲的雲霧，環繞著升上無窮的太空，相互忘卻生命的存在，沒有終結與窮盡呢？”說畢，相互注視著笑了，由于心靈的相互契舍，成了知心的好友。從中不難看出，在莊子的思想體系中，“忘”與“游”（自在無礙的“逍遙游”），是切切相關的，沒有了“忘”，舍棄了諸多妄念雜想，就不可能掙脫塵俗的羈絆，也就不可能有心靈的自由與超脫，當然也不可能作“逍遙游”！從這個意義上說，“坐忘”當是進人“逍遙”境界的必由之途，也可以說是必須具備的思想前提。
       綜上所述，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坐忘”的深層次內涵，在于通過“坐”的沉思默想，進人“忘”的境界，達到“解心釋神”與“致道”的終極目標。所謂“解心釋神”，我們的理解是要求世人從自我的內心深處自覺地解脫與自然本性無關的諸多精神上的煩惱；而“致道”則是懷著一顆透明澄澈的心，以求道德上的升華，最終達到“逍遙”的至高境界。
      《坐忘論》中，司馬承禎這樣說：“且身與道同，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讓我們的“身”與“心”，都能與“道”相同吧！（來源:《中國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