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楠北京報導)1989年，中國發生的以大學生為主導的愛國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20年過後，那場舉世震驚的事件，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已經十分遙遠了。北京大學是八九民運的重要策源地。可是三天前在這所中國最高學府裡進行的採訪顯示，很多學生已經不知道「六四」為何物。

記者問一些北大的學生：「你知道6月4號發生了甚麼事情，二十年以前？」學生們回答說：「六月四號？沒聽說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知道，不知道。」「不會是奧林匹克吧。」「是五四嗎？大學生運動思潮的那個，是吧？應該還會知道一些，但是可能不會關注太多吧。」

資料缺乏學生無從瞭解真實歷史

觀察家認為，今天大學生對政治的關心遠不如天安門一代；同時，相關資料的缺乏也讓學生們無從瞭解歷史，因為「六四」這個詞絕少出現在公開讀物中，在網絡上也是一個敏感詞彙，往往會被「和諧」掉。一名大學生告訴記者說：「這個東西在高中的歷史書上就只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就說有一場政治風波還是學潮之類的。我問了好多老師，沒人說清楚。很奇怪，一段時間就空掉了。我特別好奇，但是沒有這方面的資訊讓我瞭解。」

一些瞭解六四的學生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討論六四，當年參與者的悲慘命運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鑒。有學生對記者說：「你說89年呀，89年可是很敏感的一個東西，我們不方便講。89年嘛，多特殊的一年啊！我們不方便講。」「經歷過六四事件的那些老師，當時畢業的時候，就不准他們進縣城吶，發展很受限制，好多都回家了。挺嚴重！」

當代年輕人更追求物質缺乏使命感

政治的禁錮，加上20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物質生活的大幅提高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中國青年的人生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搖滾歌手崔健1989年曾經去天安門廣場對示威學生表示支持。他的歌《一無所有》在學生中廣為傳唱。20年後，崔健對兩代年輕人進行了比較，他說：「那個時候的年輕人沒有像現在的年輕人有這麼多的選擇，主要是尋找自己的方向，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呀。他在尋找一種意義，生存的一種行為的意義。現在恐怕有很多的年輕人會覺得上網是一種娛樂，遊戲、旅遊，可以去很多的娛樂場所。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呢，會比較懶惰地去尋找他們自己最內心的那種衝動，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沒有太多的問題。」

談到他們跟天安門一代人的區別，一名北京大學生表示：「可能沒有那麼大的使命感吧，說關心國家方向會怎樣。關注能掙多少錢呀這些實際的東西，可能更多一些。還有其他的一些比較關心現在的韓劇和流行文化，明星、追星。還有一些可能就沉浸在學習當中。大四要就業嘛，(就業)是最關心的呀！」官方人民網的調查顯示，當前許多大學生功利主義傾向明顯，一切都以對我有用為基準。在選擇工作單位時，多數人把「經濟收入」放在考慮因素的首位，把「有利於貢獻社會」放在首位的僅佔百分之十幾。

缺乏信仰 入黨只為得到更好的工作

與此同時，74.5%的大學生「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名大學生告訴記者，她所在班級的26人中，申請入黨者達到23或24個。不過，他們的入黨動機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她說：「因為入黨會就業優先，比如說，進外交部呀或國家部委就必須要黨員優先。所以說是入黨的話，對他們以後就業比較有幫助。」人民網的調查說，接近85%的大學生要求入黨是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僅把入黨當成榮譽標誌，只有15%的人是為了「信仰共產主義」。

天安門運動的參加者周舵認為，六四鎮壓造成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巨變。他說：「沒有人再關心甚麼國家呀，天下呀，理想主義呀。每人就看自己眼前一點個人利益。於是中國就變成了一個極其庸俗的、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尤其是大學生。」旅英作家馬建說，天安門一代，雖然被打敗了，但是他們的精神並沒有死亡。他說：「真正的犧牲品是六四之後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在理想上，基本上都已經死亡了。」

一個民族如不面對歷史就沒有前途

《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認為，應該向年輕人講歷史。他說：「現在年輕人，很多人不知道六四。趙紫陽是誰，都不知道。要向年輕人講歷史怎麼過來的，中國是怎麼前進的。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前途啊。」不過，仍有教師不顧高壓把自己所經歷的六四講給學生聽。一名北大學生說，他就是從老師口裡瞭解六四的，並且對當年學生的觀點和做法表示認同。這位學生說：「我覺得，當時六四事件，學生，首先來說，想法是對的，而且做的事情也是對的，但是好像有哪兒出了一點問題吧。但總體來說，應該大方向還是對的。」一些大學生告訴記者，他們私下裡或者關起門來有時還是會討論六四等敏感話題。他們說，他們對政府當年以及後來的某些做法並不贊同，也知道中國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是他們認為，中國從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十分不易，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向基本上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