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產黨書記蔡孝乾：與14歲小姨子同居

蔡孝乾在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黨政軍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在回憶錄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穿越草地是長征最為艱苦的階段之一，黨和紅軍幹部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壯舉，到達陝北。蔡孝乾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培養出革命感情，為其後來成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

蔡孝乾後來曾回憶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長征的情況。他親眼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役：「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

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戰鬥在太行山前線，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後因前線形勢嚴重，在黨中央「保存幹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回延安。

【中共台灣工委的盲目樂觀】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原本作為日共一個支部的台共，在中共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二戰結束後，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台共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台灣工作委員會」，指定台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向組織請調林英傑、洪幼樵和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時在新四軍工作)等人潛返台灣。

1946年5月，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陳澤生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陳澤生和洪幼樵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助手。(抗戰前陳澤生在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台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洪幼樵抗戰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7月，蔡孝乾回到台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台灣工委的工作，地下黨正式在台運作。

由於蔡孝乾離台已有十八載，家鄉人事全非。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於聯絡老台共黨員以發展組織，但成效並不顯著。據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台灣「二二八」起義爆發前夕，台灣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餘人，在起義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後組織發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中共台灣工委一面採用合法的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裡面去，發動工潮和學潮，引起台灣社會秩序的動盪，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想採取游擊戰術，利用台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展組織，藉以壯大隊伍。

隨著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台灣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中共台灣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1949年12月，中共台灣工委又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

【「老鄭」第一次被捕，記事本暴露「吳次長」】

但是局勢很快急轉直下。1949年12月，台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逮捕殺害多名台共地下黨員。

1949年7月，有人撿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報》，轉交國民黨台灣主席陳誠。蔣介石大為震怒，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報》的台大學生，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約談4名學生。學生戴傳李承認，報紙是從妹妹戴芷芳處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線是基隆中學校長、台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傳刊物。谷正文馬上逮捕了鍾浩東，並搜出《光明報》的印刷器材及宣傳資料。鍾浩東被捕後自知一死，慷慨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夜以繼日的訊問，讓鍾浩東瀕臨崩潰，恍惚間，他反問審問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這句話猶如導火索，引發了另外44名地下黨員的被捕。鍾浩東及其夫人蔣碧玉，以及部屬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在台北被槍決。

「老鄭」就是蔡孝乾，但鍾浩東並未透露誰是「老鄭」。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覺，意識到「老鄭」是個大人物。很快，台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特務抓捕。谷正文為了「釣大魚」，故意釋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報。李汾告訴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這樣，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特務在陳澤民身上搜出記事本，裡面又出現了「老鄭」的名字。陳澤民不願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只說他見過老鄭幾面。特務刑訊逼供，陳澤民熬不住，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組人員在屋內外隱秘處輪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

在高雄逮獲陳澤民以後，保密局又把矛頭指向中共台灣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台北萬華區老松公園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鄭」的蔡孝乾被捕。「老鄭」只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餐。被稱為軍統「活閻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寫《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憶第一次審訊：「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裡，總認為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台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谷正文承認：「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肅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谷正文認為，「老鄭」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天天給他買餃子。一周後，「老鄭」終於說出「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的話，並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餐廳買。吃完後，「老鄭」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老鄭」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老鄭」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時，公文包里記事本上的一串名單中有「吳次長」三字，「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直接暴露。由於吳石身居高位，又與保定軍校同學陳誠及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並未輕舉妄動。蔡孝乾叛變後，保密局還在他身上一張拾元的新台幣鈔票上發現了兩個電話號碼，其中一個便是他直接聯繫的華東局特派員朱楓。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務闖進吳石寓所，稱有人指控他是共產黨，請他去隊部問話。吳石當面駁斥，特務搜查後帶走其夫人王碧奎。經訊問，王碧奎承認「老鄭」曾多次到吳家，吳石的地下黨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

吳石是如何潛伏進國民黨高層的呢?1947年至1948年間，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吳石中將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傾向革命。同鄉好友、地下黨員吳仲禧介紹吳石參加進步組織「民聯」，直接受中共地下黨員何遂(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繫。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石親筆寫信給他的學生、「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任時，出來接待的李樹正見信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暗中把部隊駐地、番號、兵種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託病回後方就醫，趕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匯報。

1948年秋，白崇禧、陳誠指示將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運送台灣，吳石對此表示反對，建議暫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之利。吳石當時已知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動起義，將這批絕密資料悉數獻給新中國。於是吳石派隨從參謀王強等人押送，於1948年12月下旬將機要檔案運抵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1949年5月吳石正式到任後，國民黨高層又電促速將福州存放的軍事機要檔案運台。吳石以「軍運緊，調船難」為藉口，僅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充數運台交差。同時，他又下達緊急命令，將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藏匿。

1949年6月，蔣介石親自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固守福州、協防台灣。吳石成功阻止了蔣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築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勞役之苦。他通過謝筱廼送出許多重要情報。1949年7月，吳石經廣州輾轉香港，找到吳仲禧，告知：他已被調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隱蔽戰線的大忌。作為老資格台共領導人的蔡孝乾，是不應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的——他的這一低級錯誤讓壯志未酬的吳石付出了血的代價。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便在鄉間路上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特務一看，正是「老鄭」。原來蔡孝乾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1950年3月中旬，蔡乾第二次被捕，馬上叛變，願交代所有地下組織。他只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16歲的妻妹馬雯娟來監獄同住。谷正文滿口答應。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後，供出了分布島內各地的地下黨員名單，其中包括華東局特派員朱楓。那麼，朱楓是如何來台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攻擊金門古寧頭，由於情報失准，戰鬥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布島，也因情報失准而嚴重受挫。連續兩次失利，使中共高層領導決定，儘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台灣做好準備。華東局社會部對於派誰去台灣執行這一任務頗費心思。女情報員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朱楓忠誠、機警、成熟，她的繼女陳蓮芳和女婿王昌誠住在台灣，而且王昌誠又是保密局電訊處處長，他們一直不知道朱楓的真實身份。但華東局社會部有關領導卻對此猶豫了好一會兒。因為他們深深了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的經歷——在她即將從香港調回上海，實現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於心不忍。但也確實沒有別的合適人選。組織經過慎重考慮，終於找她談話，並徵求她的意見。朱楓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1949年10月，朱楓給丈夫朱曉光寫信：「我常想念你們，只要腦子一有空，無論在船上、車裡，或在夜深人靜時，都念念不已……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去台灣執行潛伏任務前，她以「兄」的口吻寫信向朱曉光告別：「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

朱楓到台灣後，住在女兒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與朱楓見面。幾天後，朱楓又見到了吳石。在台期間，朱楓與吳石前後7次秘密會面，吳石將《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捲交給朱楓。朱楓又按約定把這些情報交到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順利轉到了華東局社會部和總參作戰部。40多天後，任務完成了。此時，朱楓接到上級指示，命她速回。她買好了回香港的船票，還托好友給上海的家人帶去一封即將返回的信。不料，這封信竟成了朱楓的絕筆。

蔡孝乾被捕後，供出朱楓特派員的身份。這時，朱楓已憑藉吳石簽署的特別通行證，潛回舟山。毛人鳳立刻致電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立即逮捕朱諶之，押解回台灣。保密局對朱楓實行「生活上優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勸降方針，但朱楓始終不曾屈服。保密局的報告在提及朱楓時這樣寫道：「……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400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灣工委成立以來的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灣工委重要幹部幾乎被一網打盡。蔡孝乾、張志忠、林英傑、計梅真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此後，中共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

1952年4月25日，重整後的台灣共產黨在苗栗山遭到破壞，400餘人被捕。從此，中共在台灣的活動轉入低潮。同時，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建立的武裝基地也遭到破壞。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

【監獄裡對蔡孝乾展開「批判」，為時已晚】

中共台灣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於樂觀和島上迴旋餘地小等客觀因素，但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夠，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台灣當地的經濟水平遠高於大陸，他開始痴迷於生活享樂，熱衷於聯絡台灣當地上層工商人士。妻子去世後，蔡孝乾便同14歲的妻妹馬雯娟同居，錢不夠花時便挪用組織經費。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讚助經費的話台灣解放後必予關照。谷正文在回憶中還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後的情況。他說，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責他生活腐敗，引誘14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

谷正文在評論蔡孝乾時說：「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谷正文在評價台共失敗原因時說：「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

from: https://read01.com/zh-tw/oEAkaL.html#.WtSryi5ub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