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台灣未來的願景》「萬言書」／宋楚瑜（2003年2月12日）

當前臺灣面臨的問題、反省、與展望

【前言】

壹、【先檢討自己─在野力量的自我反省】

貳、【台灣要往何處去？】

參、【當前台灣問題的根源：淺碟型、投機型的思維方式】

肆、【發展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用時間改變空間】

伍、【改變管理模式：從數字上管理事，從價值上領導人】

陸、【政黨政治的警訊與親民黨的改造】

柒、【結語─我們的目標與願景】

【前言】

各位親民黨的朋友們，大家好，新春新希望，楚瑜在此向大家拜個晚年，祝各位身體健康，今年「羊羊」得意。

利用過年這幾天，楚瑜深思了許多事，今天在座的，許多都是楚瑜和親民黨的朋友，有些思考心得，想在此跟各位好朋友分享。

楚瑜知道大家在關心什麼、想問什麼。大家無非是想問：「到底要不要連宋配？」這個是非題，但楚瑜要反問各位三個問題：「連宋純粹是為了打贏阿扁而配嗎？」「連宋配就一定能打贏綠營嗎？」「連宋配完，也打贏阿扁，然後呢？台灣就會更好嗎？」

連主席曾諷刺李前總統與阿扁總統的結合，是一種「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基於利害而結合的權宜式婚姻），楚瑜以此深自警惕。如果國親兩黨的同志們，不能在思想上、行動上取得一致，不能擁有共同的目標與做事方法，不能認清台灣問題的根本而共同提出解決之道，國親的結合，就必然只是一場「marriage of convenience」，2004 年總統大選，就會變成兩組「marriage of convenience」間的戰爭，這必然使2004總統大選，變成一場充滿陰謀詭詐的骯髒選戰，一場對民眾與台灣毫無意義。因為大家的眼中，都只有利益與權力，一切的承諾與支票，都是妥協的產物和文宣的工具。

楚瑜請大家深思一下，在「連宋配、國親合」的呼聲背後，隱藏著的是什麼？藏著的是大家的期望，那種希望台灣更好，希望快點拉下無能政府的急迫感，所以身為當事人的我們，不但揹負打贏總統選戰的任務，更要扛起讓台灣更好的重責大任，因此，我們要思考的首要問題，不能僅止於誰配誰這種權力問題，而應該更進一步，思考台灣的根本問題，找出國親兩黨要一起努力的目標，與改革的方向，並讓兩個黨上上下下所有同志，及廣大的民眾，都能瞭解我們努力的方向與目標，這才能發揮力量，才能符合台灣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大家必須認清，綠色執政三年，有許多事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我們不能老在打上一次戰爭，而忽略了現今的問題與客觀的環境都不同了。我們要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政治權力分配問題，而是台灣的去向問題。阿扁總統用他令全民失望的政績，戳破了他自己所創造的「快樂‧希望」的神話，也戳破了所有的神話和希望。

所以，今天楚瑜要向各位報告、請教、和分享的，就是這些日子以來，對台灣近年種種問題的思考心得，以及對於台灣該往何處去的一些新看法。

壹、【先檢討自己─在野力量的自我反省】

一般人總愛檢討別人，但別忘了，當我們一隻手指頭指著別人，就有三隻手指頭指著自己，另外一隻是天地良心。我們必須問問自己，三年來，在野的我們，做了些什麼？完成了那些對台灣人民有益的工作？或許我們擋下了某些錯誤，但我們有沒有擋住台灣向下沉淪的趨勢？在野陣營有沒有改變任何現狀？我們提出什麼辦法、推動什麼政策、匯集什麼資源，具體、有效地扭轉台灣的經濟危機嗎？我們努力的提出看法、批判、與建言，是否還是無法讓台灣人民享受到甜美的果實。我們抨擊過黑金體制，我們曾努力對抗過黑金勢力，我們可以在真理面前謙卑，但我們絕不向惡勢力低頭。在立法院，我們的委員整體表現獲得第一名的評價，但親民黨全體上下應以高雄市議長賄選案引以為鑑，深刻警惕。

無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面對財政的破產與債臺高築；我們看到金融危機暗伏，而五鬼搬運，掏空銀行的劇碼還在上演；吃相難看的國營事業綠化，藉民營化之名，而將國營事業私人財團化；對媒體經由銀行貸款的掌控，比過去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是的，這是扁政府的問題，這是中央政府官僚的問題、這是我們實力不足的問題。但大家回想一下，我們曾經在短短五年內，讓省政府這頭官僚體制下的大象，一變為人人稱道的跑車，但這三年，我們有讓新政府吸收這項寶貴的經驗？我們有運用這些經驗，逼迫民進黨主政的中央政府，這頭三年來病情愈來愈重的大象乖乖就醫嗎？沒有！

不論是因為我們的技巧不夠、實力不夠、火力不夠，或是戰鬥力不夠，我們沒能減輕台灣人民的痛苦，沒能扭轉錯誤的政策，沒能徹底截斷與黑金的聯結，我們就需要自我檢討，而不是檢討別人。

1993年，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寫過一篇名為「總統的六條守則」的文章，其中第一條就告訴我們，隨時要弄清楚，那些事是必須完成的?(What needs to be done?)注意，是"need"(必須)，不是"neo-"(新的-) ；是"done"(完成)，而不只是"do"(做)。台灣人民當初為什麼那麼支持省府，支持楚瑜？因為我們「完成」了許多大家的期望；這三年來，不論在朝在野，我們幾個政黨，講了很多，做了很多，但真正完成的，能讓人民享受得到的、能讓大家覺得驕傲的政績有多少？

也許有人不服氣，但站在人民的角度－我的生活沒有變好，我的錢卻天天變少，我的工作不見了，我的車子塞滿罰單了，我的房子被拍賣了，我的希望不見了，我一堆朋友都被搶或被偷了，我今天聽到你們政治人物講了，明天卻又聽你在說因為誰誰誰，因為怎樣怎樣，所以昨天講的做不成了，什麼理由都講完了，就來講藍綠對決，來講總統大選，來講族群認同，來講對岸威脅，來講第五縱隊…，你們政治人物畫的餅有「架尼大」 (鐵獅玉玲瓏)，咱小市民真正享受得到的，只有「一蘇拉」 (小手指)，我們的政績就是零，所以，小市民們對政治人物的依賴度和期望值有多少？

所以，國父在民國三年，執政才三年，就重整國民黨，民國八年又重整一次，那是因為當時國民黨的人都在混嗎？不是。是因為當時國民黨的組織方式、思想觀念、與操作方法，都無法因應時代的需要，無法應付一波接一波的危機，所以要改造，要重組，所以中山先生要自己下來演講三民主義，另方面把不適任人員換掉，把陳腐觀念改掉，把老舊的方法與習慣丟掉，一切從頭來過。

所以，今天親民黨與在野陣營只有兩條路，一條，天天跟對手比較，只要做得有一點比別人好，就沾沾自喜一番，最後，被人吃掉，因為他們不是有權，就是有錢，人民已經變聰明了，不會再選一個比較不爛的蘋果，而會選擇一個爛得比較慢。

另一條路，不要管別人，我們自己要求自己，樹立自己的目標，訂出自己的方向，找出自己的核心能力，建立自己的政黨文化，創造親民黨自己的風格，堅定奉行並推展我們的信念，我們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斷鞭策自己，要讓自己的努力成果，不斷帶給人們快樂與希望。我們只注重自己工作的成果，讓別人替我們打成績，如此，親民黨才會找出可長可久的道路，只有當我們找出自己的方向與道路，我們才有資格說，親民黨有足夠的能力領導台灣，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隨著他人起舞，硬生生的看著台灣走上不歸路！

從今天起，親民黨要轉型成為一個為理想賣命打拼的戰鬥型組織，不是奪權所需的那種戰鬥組織，而是以身作則，有創造性的觀念、學習性的組織、吃苦當吃補的準備，推動政府與社會革命性的改造，引領台灣脫出困境，創造劃時代奇蹟的新世代組織。任何政治權位，對我們而言，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任何現實妥協，都只是過程，而不是結果；任何困難與阻礙，都只是必經的挑戰，而不是卻步的理由。讓台灣人民生活得更好，是我們永遠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退路，只要大家沒有過得比昨天更好，今天，我們就必須好好自我檢討。

親民黨要何去何從？定位要找出來，不能再隨波逐流，以宋某人選總統為唯一存在的理由；不能再缺乏中心價值與信念，連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都搞不太清楚。 人民給了阿扁總統三年，也給了我們三年，我們之所以無法在前幾次選舉中大幅增加支持的選票，根源在於我們對台灣社會政治的根本問題認識不夠清楚，因此，在綠色執政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把這些問題，想清楚，講明白。今天，我們要有心理準備，要有行動準備，一切從零開始。扭轉台灣的工作，建立親民黨新觀念與新體質的工作，都要一切歸零思考，才能找出真正問題，做出真正的成績。

貳、【台灣要往何處去？】

台灣經濟有多壞，人民生活有多苦？不必多講，每個人都身在其中，親身體驗。我們在媒體上見到社會上發生的無數悲劇，也見證了台灣此刻所經歷的苦難-我們看到失業鄉親攜子自殺、看到青壯男子因為沒錢繳健保所以病死在家。三年以前，這是電視劇裡的劇情，但現在，卻在我們的身邊上演。

三年來，僑胞與外國人投資台灣的金額減少了一半；最近兩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下跌，已達到國際上稱為「通貨緊縮」的標準，而一月份油價上升帶動民生物價普遍上漲，在人民失業、收入縮水，而生活成本上升的雙雙夾殺情形下，再下去就是蕭條；現在，每年倒閉的公司是三年前的 1.5 倍 (34708:22681)，失業率居高不下，其中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造成的失業人口，是三年前的2.7倍，如果讓這些非志願失業者一個接一個沿著公路排成一列，足以繞台灣兩圈半 (每人肩寬約一米，並列成排，全台一圈約一千公里)。

現階段台灣失業率高居不下的主因，總的來說就是國家經濟政策不週延-未認清國際經濟大環境，只把對岸當作戰場而忽略市場，導致近年來雖然高喊「根留台灣」，到最後卻是大財團的「債留台灣」。最後反把資金、廠家都往外趕，而長期以來產業策略與轉型準備不足，當勞力密集產業和初級勞力產業大幅衰退後，就業市場自然釋出大量男性勞力和低學歷勞力，形成就業市場上的絕對弱勢。要解決這些問題，靠的絕不是短時間政府出錢聘用失業者，然後因職務排擠（公部門約聘雇人員）、再創造另一批沒頭路的人。而高科技廠商因為投資環境惡化與市場的衰退相繼出走，又造成更多的高科技的白領失業，台灣產業何去何從？如何改善投資環境，讓高科技業能百尺竿頭更創新局？政府責無旁貸。

這些問題存在已久，民間也有很多研究和討論，可惜的是政府通通聽不到，而面對民眾的不滿和苦痛，請問政府做了什麼？扁政府處理經濟問題，一共只有三招：開會、發錢、推給在野黨。天天講拼經濟，實際上卻在拼金而無濟，這個這個金是金錢的金，政府亂花錢財源不足就借債度日，借債還是不足，就絞盡腦汁，在還有一點點錢的老百姓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來。扁政府宣稱絕不加稅，卻一方面巧立名目強迫民眾掏錢，另方面以政府作莊的方式，以娛樂為名引誘民眾掏錢。前者就是規費與罰款，後者就是樂透。

大家想想看，經濟活動靠的就是民間消費能力，當政府用各種方式，從人民手上拿走愈來愈多的錢，加上建構式數學等錯誤政策，逼人民掏更多的錢來支付固定成本，那還有能力去消費，大家都不消費，請問經濟活動怎麼會興旺？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主張輕傜薄賦的皇帝，反能創出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這種盛世，而強徵暴斂的秦皇與隋煬會迅速亡國的道理。

經濟不好，政府再橫徵暴斂，治安當然不會好，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去年一年的搶案數字，是三年前的2倍 (7297:3563)，是十年前，民國81年的8.8倍；去年一年，全台灣平均每22戶就有一戶發生過竊盜案，平均每502人。治安不好，在台灣的有錢人不敢招搖，消費力就會減弱，其他人也不敢在台灣投資，我們的經濟以等差級數下滑時，治安卻以等比級數變壞，這又加速了經濟下滑的速度，於是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經濟是台灣的命脈，西進不行，南進沒路，北邊一個自顧不暇，一個是現在最大的競爭者，東邊那個最大的呢？一下軟著陸，一下重落地，起起伏伏，自己也拿不住個準，那邊進都有問題，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的經濟該往何處去？

在貧富差愈距愈來愈大的今天，以金錢為導向的教育政策，勢將造成社會階級的進一步分化。我們實在擔心凡事講錢的教育改革，會拉大貧富之間的知識差距、文憑差距，這將會進一步造成貧富階級的固定化、世襲化，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台灣不能再和以前一樣，在公平的教育制度下，只要你夠努力，三級貧戶也可以唸臺大、做律師、當總統，一個孩子的未來，必須建構在父母的財富和血統之上，如此向階級世襲化走去的台灣，哪有進步、公平可言？我們的下一代，又有何希望可言？

政治與司法混成一片，公領域與私領域模糊不清，台灣的民主政治，愈來愈往威權靠攏，國家愈來愈強調控制人民，人權觀念愈來愈從實務中退卻成為口號，請問，這就是未來台灣民主所要前進的方向嗎？

為斬除黑金，也許非常時期需要用非常手段，不公而無效率的司法，正是黑金得以生存，基層人民寧信黑金而不信政府與司法的主因，當司法與道德，不再是一條公正的準繩，而變成了一種打擊對手的武器，人民自然不信政府與司法，黑金自然就變成弱勢者依賴的城堡。如果反黑金的結果，只是讓綠金接收了黑金的地盤，承襲了他們的惡形惡狀，甚至更加囂張，請問，人民會接受嗎？當司法與政府的公信力蕩然無存，政治與強權強暴了人權時，這將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

黑金是一只魔戒，戴上它威力無窮，但它有自己的意識，會反過來控制它的主人，任何人都難逃它的誘惑，曾經與他接觸而受過傷的人，才會清楚的知道它碰不得，而唯一清除黑金的方法，就是培養並集結光明的力量，將他它丟進原始的地底，才能消滅這種黑暗的誘惑。但回顧過去十幾年，經國先生那一代之後，那一個政黨與執政者，真正與黑金劃清過界線？台灣必須務實的找出一條路來，讓政治與社會脫離黑金的控制，才能迎向光明，把黑金甩在身後，讓他們變成無關痛癢的影子。

因此，台灣的政治人物必須重新思考，沒有黑金的參與，如何得到廣泛的支持？如何讓台灣的政治，排除黑金、綠金、藍金的不當影響？這從來就不是一個Yes或no的問題，而是一個How與How much的問題。

當然，有些政治人物比較聰明，他們至少在表面上，企圖切斷與黑金的關聯，但為了穩固支持群眾，於是投向另一個更危險的勢力─族群議題。如果黑金是只魔戒，那族群便是那只至尊魔戒，黑金也許能傷害個人，傷害一個政策、傷害政府的若干單位。但族群卻能導致全面性的災難，使全民陷於歇斯底理而無法認清事實。

族群問題向來是無能的統治者最方便而廉價的動員工具。看看歷史，誰最會挑動族群議題？希特勒。除了殺猶太人和征服其他國家，他解決了什麼問題？為德國奠立了什麼可長可久的基礎？元朝把統治人民分為四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 (金人)、南人，結果九十年就崩解了。

現代的社會，進步的國家，能力是大家選擇領導者的唯一標準，血統、語言、出身背景，幾乎連參考價值都沒有。美國的國務卿鮑爾，是黑人，一百五十年前他們還只能在田裡當農奴；前一個國務卿歐布萊特和最著名的季辛吉，是歐洲來的難民；最受歡迎的甘迺迪，在當選總統時，他的家族搬到美國才只有三代。在一個進步的國家，誰能做什麼？永遠比那個族的人坐到什麼位子，重要得多。

現在台灣的政客們所謂的「外省人」，大多是民國35年至38年間到台灣定居的，現在多半都已經有三代人口在台灣生活，我家就已經有四代了，前些日子我去主持婚禮，這一家是民國35年搬來的，在台灣已經有了五代。在美國落地三代就能當選總統，我們已有五代人了，還在講族群分化和血統純正，甚至「外省原罪」，不是很荒謬嗎？

族群問題，直接衝擊每個人的歸屬感，碰到任何議題解決不了，他們就去不同族群中找代罪羔羊，這使得每個人都活在不安全感之中。其實，三年來，台灣基層，不論外來或本土，不論客家或是原住民，早就融合出一個最大的族群，就叫作「存款不族 (足)」，那些有錢有權有地位，卻還在天天炒作本土化議題，以求掌握更多資源，以便永遠掌握資源的人，就變成另一個族，就叫作「不能滿族 (足)」，現在台灣的族群問題，就只有上面的「不能滿族」，天天壓榨下面「存款不族」的問題，使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經濟問題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他們的財產卻愈來愈多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認識這種族群切割的變化趨勢，繼續讓「不能滿族」藉傳統族群口號，掩飾自己的錯誤，掠奪人民的血汗，台灣人的苦日子，將永遠過不完。

當我談到這裡，我相信各位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樣沈重，因為我們提到那麼多經濟、財政、司法、教育、族群等等的病象，對策呢？楚瑜將會擇期陸續地再向各位一一報告。當我們更深入分析這些問題的根源，就會發現，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運作，那隻手不是那個人或那個黨，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文化與習慣，如果我們不能找出這隻手並改變它，以後不論誰執政，還是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總體而言，台灣的種種問題，都根源三個核心問題：沒有核心價值 (Value)、沒有國家戰略 (Strategy)、沒有管理方法 (Management)。因為整個社會習於淺碟式、投機型的思維，所以行銷掛帥、現金掛帥，缺乏長遠的策略性思考，缺乏整體的共識與方向，大家推崇舒緩危機感的明星，卻忽視早已預防危機、甚至化危機為轉機的智者，在這種思想下，政府與社會，發展出一種特有的領導管理模式，那就是口號式領導與應變式管理，只要能讓外面人看不出來錯誤，什麼假帳都可以做，只要能唬過今天，什麼口號都可以說，如果都被戳破，就把對手一起拉下水，讓大家變得一樣黑。而人民也習於這種模式，結果呢？大家愈來愈覺得明天不知道在那裡，卻愈來愈依賴虛假的口號和希望來讓自己入睡。 台灣需要的不再是口號與希望，希望的口號已經變成一個吸血鬼，將我們所有資源吸乾之後，就棄你而去。我們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理由，是成績而不是計劃，是像棒球拿冠軍一樣的共同光榮，而不是內鬥內耗的互相仇恨。如果我們沒有掌握這三樣東西，沒有認清它們在台灣社會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就無法有效的、快速的指出台灣與我們應走的方向。

台灣要往哪裡去？最重要的在於我們必須先站穩腳步，同時讓台灣跨出去，建構所有台灣子民更寬廣的生存空間和環境！我們不自我設限，不做井底之蛙，在新世紀所有人，都要有「凡我所在之處，就是台灣」的認知和氣魄。

因此，要扭轉台灣的困境，我們現在就必須抓緊這三個問題，全力改變大家的觀念與習性。問題是，要從那裡開始呢？

參、【當前台灣問題的根源：淺碟型、投機型的思維方式】

我們就從思想問題開始吧！不妨拿經濟問題來剖析這種思維方式，以及這種思維方式的危害。

經濟是台灣生存的根本，這點大家有共識；但台灣的經濟問題有多嚴重，意見就多了；造成台灣經濟的根本問題何在？經濟引發的連鎖骨牌效應何在？那根本就雞同鴨講了，甚至連族群意識都扯進來了。大多數人，包括我們自己，為了讓民眾聽得懂，或特殊的宣傳目的，過去都將經濟的根本問題過度簡化，有人說是因為兩岸關係不好所以經濟不好，也有人就說是有人不愛台灣，錢進大陸而債留台灣，這些都是浮面的問題。對問題的瞭解不夠透徹，當然不可能有長遠的策略性思考，結果當然就是過一天算一天，根本打造不出世界級的企業。

現在談經濟問題，首先就要認清全球化浪潮下的經濟型態，是現實而激烈的，我們再也不能只看見台灣、看不到世界，而必須做到「我們所到的地方，就是台灣」。你體質好，全世界都來找你做生意，體質不好，成本太高，價格太貴，全世界都打包落跑。前些日子，AIT(美國在台協會)的主任包道格先生告訴我，去年一年，台灣美僑商會的美商就走了近200家，因為在台灣活不下去，他引述新聞評論，形容這些美商就像黑面琵鷺，「遠渡重洋跑來台灣過冬，卻在這裡掛了」。

前年 (2001)，美國歷史最悠久、紀錄最光榮、由卡內基創立，曾經號稱美國甚至全球最大鋼鐵廠，蘊育出現代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的伯利恆鋼鐵廠，宣告倒閉。許多人曾想挽救它，小布希甚至曾企圖以高關稅來妨礙外國鋼鐵進入美國市場，但它還是倒了，它倒閉的原因不是不好，而僅僅是與國際上其他鋼鐵廠相比，它不夠好。

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過程，從來就不是資本問題，而是策略問題。剛來台灣，大家都在吃蕃薯簽，那來的資本？那時尹仲容、李國鼎等前輩，訂下了「雁行理論」的政策，跟著美國、日本走，現實上要搭上全球經濟復甦的順風車，並且要超前一步，為下一波搭車做好準備。所以我們的紡織、塑膠等勞力密集型工業製品，在全球通行；下一個階段，台灣生活水準提高，勞力成本上升，教育水準提高，產業重心開始轉型移向重工業、精密工業，李國鼎先生與經國先生全力培養扶植電子業與半導體人才，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電腦才剛剛起步而已，他們就看到了未來，並採取了步驟，台積電就是在那時萌芽的。接下來呢？沒有了。對，就是沒有了，最近兩位總統執政十幾年來，台灣經濟政策突然轉向，變成以股市、房地產等投機性金融遊戲為主，講求速效、講求現賺，沒有培養十年、二十年後的明星產業人才，也沒有訂定穩健長期的產業政策，沒有決心投入資源發展下一代的重點產業。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成果，是二十年前戰略性眼光的結晶，而未來二十年，我們能看到的，只有這二十年製造的黃金泡沫，一個個破裂的後果。

如果我們當年看出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勢必在我們這間代工小廠的隔壁，創造一個超級的大賣場兼工業區，那我們的產業政策該怎麼走？1994年左右，美國的Foreign Affairs( 外交季刊)便有過一篇文章，預言全球經濟將產生劇變，使得國界變得沒有意義。當國際經濟的趨勢向全球化挺進，錢的流動變成絕對自由化，我們無法以政府力量阻擋金錢流動，甚至這麼做之後，只會讓國際上的熱錢不再向台灣流動，而錢的無國界，必將造成人才的無國界，請問，我們該怎麼辦？順勢還是逆勢？不幸的是，我們選擇的是逆勢，不但逆勢，而且引用在十九世紀末就被證明無效的「鎖國政策」，來因應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變局，這個政策就是戒急用忍。

戒急用忍對台灣的危害，已不是「嚴重」兩字可以形容，根本就是「腰斬」。台灣提過「亞太金融中心」，結果呢？不對大陸開放，人家當然不願意把這裡當成轉換平台，因為不方便；「全球運籌中心」，講求的就是迅速方便，及時到位，結果一樣的問題，要進出大陸的貨物，走香港，走上海，甚至走釜山，就是不能走台灣，公元2000年，釜山貨櫃裝運量首次超過高雄，使高雄港從全球第三大港退位變成第四，而在2001年，上海港成長了1%，急追高雄；但高雄與釜山的營運差距卻一年間擴大五倍，從11萬個TEU擴大到53萬個TU 。換句話說，從戒急用忍那時起，台灣的經濟榮景，就只有靠股市與房地產，靠金錢的流動速度，來撐起華麗的外殼，一旦有一天停止轉動，就完了。

所以，真正殺傷台灣產業結構，真正造成台灣失業關廠的主要原因，不是資金外移，而是只想炒作近利，不願長遠紮根的「投機型經濟政策」，這不但使企業主無心於企業的長期經營，也使有心轉型的企業主、經理人、與員工被視為笨蛋。當金錢遊戲玩不下去時，企業主根本無法挽救公司，因為那些苦幹實幹又能幹的人才走了，公司裡只剩下精通投機炒作的經理人，或所謂的乖乖牌，甚至連最寶貴的資金，都套牢在金錢遊戲之中，完全沒有因應危機所需的資源。在美國與日本，同樣的事件也在發生，安隆案就是這麼發生的，現在美國人覺醒了，美國人回頭支持那些穩健經營的公司了，那台灣呢？

台灣不但沒有覺醒，還由政府帶頭沉迷在這些金錢遊戲之中，有不同意見的、提出警訊的，就被扣個「唱衰台灣」的大帽子，因為這種消息會影響股市。如果股市還是跌了，政府就投進大筆資金去救，結果當足以影響全部產業的匯市波動，政府沒錢去頂了；銀根緊俏，央行就降息，結果金融機構賺了錢，還是不願放貸，甚至在中央銀行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時候，基層農會貸給農民的利息依舊高達7%~8%；失業嚴重，政府就發錢，貸款，弄個就業安定基金，而不是投資在交通、工業、技職教育、輔導創業等有前景的、創造性的公共建設上，你說他錯嗎？也不全錯，只能說他沒有遠見，沒有根本解決問題，這種政策的結局，一定是每年都要救急，而且愈救愈多，愈救愈急，總有一天政府會週轉不靈。

92年度，政府債務已達三兆多，兩代人都還不完，債務還本卻只有465億，又新欠債務2350億，等於欠了一百塊錢，只還本一塊五毛錢，還了這一塊錢舊債，卻又再欠五塊錢新債，現在還要再欠七百億來發失業貸款，欠的債拿來發放救急，不是拿來投資生財，請問這樣的欠法，政府還能撐多久？標準普爾公司，兩年來已經連續多次調降台灣政府的債信評等，這表示國際上愈來愈少金主會購買台灣政府發的公債，請問，連敢借債給台灣的金主都愈來愈少，還有人願意投資台灣嗎？照財經學者們的看法，再這樣下去，台灣勢將面臨三個破產：(1)借公債使政府財政破產，(2)銀行呆帳造成金融破產，還有 (3)連調高保費都救不了的健保破產，請問，這還不是既立即而又明顯的危機嗎？

再看現在的政府怎麼面對這些危機，會更令人寒心。為搶救失業，要各級政府搞救業分發，居然有縣政府報了幾百個人去清理公墓一般人一年到清明節，才為祖墳除一次草，請問那個墳是要每天割草的？將有用的人力放在這些不具生產力的事項上，根本就是浪費資源，浪費人才。你看過那個國家的政府，天天在電視上做廣告，教人民怎樣辨識偽鈔嗎？只有台灣！制止偽鈔泛濫是政府無可推卸的責任，現在卻把這種政府應負的責任，分攤給全民負擔，這算是那門子的危機處理？就像有個故事說的，有人上了計程車，車子半天都不動，乘客問司機為什麼不動？司機回答他：「不是我不動，是你沒有到撒扛 (台語)。」

如果我們的經濟政策一直陷在這種淺碟式、投機型的思考中，一直困在「沒有政府投資，只有政府消費與債務」的漩渦中，我們根本不必再問「台灣該往何處去？」台灣除了隨波逐流，等著被大浪淹滅，根本無法再靠自己的努力，再創造任何奇蹟出來，我們必須學學韓國，咬牙狠狠紮根拼三年，才能重建他人對台灣的信心，重新讓台灣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佔有一席地位。

尼克森曾經說過，美國的政治家，是以十年 (Decade)為思考單位，但是俄國人卻是以百年 (Century)為單位，中國人則以千年（Millennium）為單位，但現在的台灣呢？淺碟型的思考，使大多數人的眼光與對事件的關注程度，大約是新聞報導的時間加三天，甚至不超過下午一點半的股市收盤時間。

淺碟式的思維，造成了戰略的真空，更製造了管理的混亂，最嚴重的，這種普遍性的反智與淺碟型思考，創造了一套不管明天的社會價值觀，創造了一個沒有希望的台灣。他們忘了，真正的希望，需要有穩定的根基；真正人民可以感受的希望，不是政治人物誰升誰降，而是政府所創造的環境，能不能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清楚的依循，來建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夢想與希望。

楚瑜要說，一如果我們不能從思想與價值面調整自己與社會的觀念，徹底否定投機與淺碟型思維的存在，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工夫。我們必須樹立價值，鼓勵認真工作的人，鼓勵講真話的人，獎賞能提出解決方案的人，並保護那些敢在前面帶頭衝的人，那些人才是社會的典範，才是國家的英雄。

徹底否定了之後呢？台灣的核心價值在那裡？

很多人都講愛台灣，但他愛的到底是什麼？有人說他愛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但楚瑜更愛這塊土地上的人，與過去幾百年來在台灣共同打拼奮鬥出來的人文價值。有人愛的是地理名詞的台灣，有人愛的是血統界定的台灣，但楚瑜更在乎與珍惜的，卻是人文的台灣，是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共同創造的那種價值與互相疼惜的人味兒，那才是真正的台灣精神之所在。

台灣與大陸真正的不同，就在於這種人文價值的區隔。過年期間，我去看了「英雄」這部電影，拍攝編導的技術水準絕對是世界一流，但蘊涵的深義，卻與民主精神有所扞格，雖然刺客「殘劍」、「無名」最終為了天下蒼生能早日免受戰亂、殺戮之苦而放棄刺秦，這是可佩的偉大情操；但電影中刻意蘊涵傳達的大一統、強權獨霸，尤其是犧牲個人權益的價值觀，卻與台灣民眾所期許、珍惜的格格不入，因為台灣已經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個人有了主體價值，政府應對個人有所助益，能幫大家解決個人無法解決的事，政府才有存在的價值，這是一種人本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人本主義，其實是台灣最可貴的，最能與大陸區隔的、讓我們覺得自己是新台灣人的主流價值，這種政府應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正是民主自由的根本精神。

有人以血統和DNA來界定誰愛不愛台灣，這是一種狹隘的封建主義血統論，在大陸，當年的共產黨，以祖宗八代做過的事來界定你的階級成份，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不論你做了多少好事或壞事；現在，又有人要以你爸爸的出生地，以省籍成份來判斷你愛台灣的程度，而不論你走了多少路？做了多少事？這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種族主義，唯一的目的就是縮減可以分享權力的人數，同時增加被權威奴役的人數，這是早就被二十世紀拋棄的陳腐思想，居然還有人拿到二十一世紀來講。

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應該像美國獨立宣言所講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我們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我們不可讓與的權利。這正是美國人視為真理的核心價值，正是美國之所以能兼容並蓄，在兩百年內成為全球第一大國的主因，他們靠的不是種族間的對決，不是辯論誰先來誰後到，而是看你為國家、為大家做了什麼事。愛與不愛的爭論，永遠只會是包裹政治目的的口水，找出台灣的核心價值，才能讓台灣人有評斷與選擇的標準，讓大眾認清大是大非的界線，讓民主發展朝向優質而理性的方向。

楚瑜沒有資格去界定台灣的核心價值，但我有些觀察，要在這裡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台灣人最珍貴的核心價值，至少有兩個：

一、打拼的精神

台灣從來不是個天生適宜人居的的地方，今天的台灣，是先民們一鋤一鏟努力開發出來的。

一百多年前，現在台南縣麻豆以西的地方，都還是海水，叫作「台江內海」；在清朝的曹謹當上鳳山縣令，開挖曹公圳之前，高雄市三民區以東一直到高屏溪，都還是不毛之地；在吳沙等人開發東部之前，噶瑪蘭只是個地理名詞；在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花二十年建成烏山頭水庫之前，嘉南平原經常旱澇成災，稱不上魚米之鄉；在經國先生開展十大建設之前，台灣的交通與工業，離現代化都還有一段距離。

地震與土石流不是我們這一代才發生的，康熙五十九年，台灣就有過大地震，震到「諸羅山禿，其色如血」，現今嘉義附近的山，都垮得跟九份二山一樣，隔年三月又下大雨，台灣府志上寫著十六個字：「大雨如注，山摧川溢，溪澗淤塞、田園沙壓」，那就是土石流。比起沒有颱風和地震的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台灣的天然生存條件並不好。

台灣人就是這麼活過來的，靠的不是「打敗別人拼現金」，而是真真實實的拓荒與打拼。

打拼的精神，不但讓台灣人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也成為台灣人最重要的價值觀。台灣本來就是個移民社會，自然肯定所有願意為這塊土地付出的人，只要你肯打拼，大家不會計較你的家世背景，沒有人能封殺你的機會前途，高雄人為開曹公圳的曹謹立了祠堂，他是河南人；為建烏山頭的八田與一建了銅像，他是日本人；2000年總統大選給了宋楚瑜 467萬張票，我是有些人以DNA界定的外省人，而台灣所謂的外省族群總共不會超過200萬人。

打拼精神，講的是長期的經營、不斷的努力、認真的付出、和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勇氣，而不是將人生寄托在投機的金錢遊戲，和不可知的機遇。打拼的人，既不相信上天掉下來的禮物，也不怕老天開他的玩笑，我就是這麼埋著頭做，無怨無悔的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不偷懶，不耍賴，一心做好該做的事。

可惜的是，這些年來，打拼的精神正在台灣慢慢消失，投機詭辯的人不斷出頭，認真打拼有成績的人才不斷被壓抑，王鍾渝治中鋼，有目共睹，拔掉；毛治國將中華電信經營管理得內外稱道，換掉。

如果我們的成年社會，不能抓緊打拼精神，不能給認真的人更多鼓勵與肯定，那我們憑什麼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在鬼混」？如果靠不斷講白賊就能當選，不斷投機搞錢送錢就能當部長、市長、議長，那大家為什麼還要努力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如果每個組織的大部份成員都沾染了這種習氣，那台灣還會有什麼競爭力？

要創造台灣的競爭力，第一個要找回來的，不是錢，而是勤奮打拼的精神。

二、大公無私的正義感

真正的台灣人是很有正義感的，也許他們改變不了現實的不公不義，但他們會在生活閒聊中，傳播他們對這些不公不義的唾棄。

當民進黨前輩們，以街頭運動推展台灣民主時，大家跟著上街頭；當他們執政成效不好，政策胡搞亂搞時，大家一樣的，而且數量更多的走上街頭抗議；當高雄市議會與市政府形成共犯結構串謀賄選時，幾天之內就有大隊人馬上網連署罷免這些議員。大家要的，不見得是齊頭吃大鍋飯的公平，而是那種立足點與機會的平等，那種消除天然因素所造成不公平的努力，是羅爾斯教授 (John Rawls)講的那種「作為公平的正義」 (Justice as Fairness)。

不論當政者怎麼抹黑，大家還是自動自發參與這些社會公眾活動，那是一種發自內心，希望生活環境更好的期盼，更是一種希望大家跟自己一樣好的胸懷，這是台灣最可貴的資源。

就因為有這種棄私向公的胸懷，在台灣推動管制性的政策，才會遭遇那麼少的阻力。大家也許會抱怨政府抓酒後駕車太嚴，但是也知道，甚至稱讚這樣比較好；也許會罵禁用塑膠袋政策很麻煩，卻也默默接受了，因為這是為了環保。這就是台灣人可愛的地方。

肆、【發展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用時間改變空間】

張忠謀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說過，台灣的人分不太清楚戰略 (Strategy)與戰術 (Tactic)，前者是一種洞燭機先的眼光，一步到位的決斷，一種宏觀的思維與決策；後者則是一種因應實際狀況需要所做的措施，是一種針對現狀的臨機應變。今天大多數台灣人在講的策略，實際上很多只能稱為戰術。

我們台灣人很聰明，從不缺戰術，但也就因為太聰明，反而靜不下來思考長遠的事，所以缺乏戰略。

戰略是什麼？戰略就是一種「How to do it」的藝術，戰略就是一種自我的認知、自我的定位，找出並發揮自己無可取代的優點，找到別人無法改變的弱點，最後找到方法，讓優點壓過弱點，取得勝利。各位都知道諸葛亮的隆中對吧！那就是一種戰略思考，看清天下大勢，並提出對策，至於小說中的空城計、八陣圖，都只是戰術而已。

我們必須瞭解，在這方面，對岸比我們厲害得多，毛澤東早就講過，要「在戰略上以一敵十，在戰術上以十敵一」，我們要在壓力與夾縫中生存，就必須綜合政治、經濟、軍事、心理，仔細思考台灣的國家戰略問題。

我們必須先不帶感情的，冷靜的認清形勢，才可能思考出準確的戰略。

就拿經濟來說，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只要不是世界級的企業，不能在本土盤根錯結到無可撼動的企業，都將無法在這波浪潮中生存。去大陸真的比較好嗎？不見得，因為那裡要面對更強大的世界級競爭；留台灣比較安全嗎？不一定，因為台灣不夠大，只能跟著世界潮流走，沒有跟上的就一樣被淘汰。那要怎麼辦呢？調整體質，讓產品打進他國的市場，做出全世界做不到的事，我們才有希望。

再看國際經濟趨勢，當北美貿易協訂簽訂之後，緊接著是歐盟成為單一市場，發行共同的貨幣，這標幟著區域整合的經濟型態，將成為未來十至二十年的國際經濟主流，下一個就輪到亞洲，我們有能力擋住這股潮流嗎？法國總統密特朗，在打破戴高樂以來的獨立政策，決定加入歐盟時講了一句話：「法國是我們的祖國，歐盟是我們的未來。」台灣也是一樣，國際情勢已經逼得亞洲市場必須以中國大陸為核心進行整合，去年直接投資台灣的外資只有32億美金，投資大陸卻多達850億；台灣去年總體貿易順差180億美金，對大陸及香港順差卻超過290億，如果沒有這個市場，我們就變成逆差 110億美金，我們能夠忽視這種趨勢和現實嗎？

換句話說，我們要思考的重點，不是要不要開放跟大陸的交往，而是怎麼交往？如何交往才能讓台灣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功效，對台灣最為有利。

在這種戰略思考下，我們不能排除大陸市場與低成本製造的優勢，反而必須制訂政策與協議，輔助台灣企業打出國際品牌，將研發與行銷單位留在台灣，製造中心則可以轉移，那是一種有計劃的資本輸出過程，就像鴻海、捷安特他們正在做的那樣。

看看當年的荷蘭、英國，真正的財富都來自海外，他們旁邊的強敵，從西班牙、拿破崙、到希特勒，每個歐洲霸主幾乎都採取過封鎖政策，企圖扼殺這些海權國家的生機，但最後都歸於失敗，這樣的例子，還不能告訴我們該往何處去嗎？

其次，我們要看看台灣有什麼東西能贏過大陸，並且讓大陸必須來學我們？甚至創造出其他國家也超越不了的優勢。

是金錢嗎？不是，國際資金都往大陸跑，這點他們比我們多。是工業技術嗎？不是，他們的科技水準不比台灣差。是人力素質嗎？就算贏過大陸，新加坡也已經在打造一個適宜高檔人才集中的國度了。是經濟體制嗎？國際競爭力嗎？是台灣人打拼的精神嗎？都不是，這些東西，大陸人都不比我們差，以前可能曾有過斷代，現在可能有城鄉差距，但是他們正在迎頭趕上，甚至在某些部份早已超越台灣，我們的交通部長，不就感嘆過，如果他在大陸，機場捷運可能一年就做好了？

舉個例來說，台灣的民主自由，就是個無法替代的競爭利器。

放眼全世界華文市場，歐美國家有自由，卻沒有華文環境；大陸、香港、新加坡有市場，也有華文環境，卻缺乏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在一個不自由的思想空間中，能夠培養出劃時代的原創級創意嗎？很難。但是台灣，既有自由又有環境，為什麼不好好利用？所以，民主自由重不重要？當然重要，正因為台灣有這種有點放肆的自由環境，才能長出這些創意，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都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那會動搖他們的國本。如果我們對於台灣社會的競爭優勢與特質能有更清楚的認識與共識，我們就能找出更多的世界級競爭優勢；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夠有更有效的管理能力，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建構優勢所需的一切準備。

台灣有許多的產業，許多的特質，都被埋在現實主義或道德主義的垃圾堆裡，只因為我們缺乏策略性的眼光，而缺乏策略性眼光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這些當權者，這些所謂的社會主流人士，過份安於現狀，過度依賴習慣領域，過度與淺碟式的思考習慣妥協，才會看不到樹稍透出的點點晨光，甚至把這些黃金，當成無用的石頭。更有甚者，某些人不斷炒作本土化，使台灣人的眼光，只看到台灣，卻看不到世界。

再看廣一點，遠一點，台灣也應該看清在後冷戰美國獨霸的國際體系下，我們所站的戰略位置。

在外交上，國際社會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賓拉登威脅到美國的生存利益，伊拉克則威脅他的主要利益，當美國傾全力攻打伊拉克時，只剩下一條航艦放在東亞，那還是為了處理北韓問題，保護日本與南韓，那有餘力處理其他問題？所以現在正是台灣最脆弱的時候，絕不可掉以輕心。

那台灣要怎麼辦？我認為有三個要點，提出來供各位參考。

首先，台灣要有「以空間換取時間，用時間改變空間」的大戰略架構。這是蔣公當年面對日本強勢軍事侵略時，所採用的戰略原則，也是越共擊敗美國優勢所運用的方法。我們沒有實力與中共直接軍事對抗，但是可以透過經貿拓展國際生存的空間，進入大陸及全球市場擴展經貿，不但擴展實力，更讓時間變得對台灣有利。老子說：「天下莫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為什麼？因為水散在四方，根本打不到，匯聚起來卻無堅不摧，這就是柔以克剛，弱以制強的基本法則。

大家不要覺得這是神話，就在二十年前，誰想到蘇聯會在一夕之間崩解？極權體制也許有些他值得稱道的「效率」，但也有他不為人知，刻意壓制卻隨時可能爆發的致命弱點，未來十年，也許中共會進步得比較快，但再過十年呢？中共必須面臨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政治民主化壓力，到時就必須面對一個兩難的抉擇，不是循民意逐步開放，就是與民意對抗，這兩個情況。

也許有人覺得這不夠積極，但是我要問問各位，未來幾年內，有那個第一、二世界的國家，會與中共斷交而與台灣建交？我們不要虛耗實力在無意義與無勝算的對抗上，以寡擊眾的首要原則，就是要能瞬間將優勢實力用於決定性的一擊，我們在等的、運作的、需要時間讓無形戰力發酵的，都在形塑這種關鍵時刻。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在「一中屋頂」的架構下，在國際非政治性組織（如WTO、WHO、World Bank、IMF）中爭取「兩岸兩席」，再以「三段三通」推動兩岸和平進程，從經濟的交流，進到社會的互動，再步入政治的整合。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仍維持現狀，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任何改變現狀，必須經過台灣2300萬人民的同意。但在不可知的未來，永遠有將敵人變成朋友的希望。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拓展生存空間，發展實力與觸角，進而透過各種交流，改變大陸的社會，讓中共面對他最難抵擋的和平演變，如此，時間是對我們有利的，維持現狀也是如此。

第二、在這種戰略架構下，台灣現階段唯一合理的經濟戰略，就是將自己定位為經濟大國，而不是花大錢尋求政治上所謂的小突破。我們要勇敢進入任何可以賺錢的市場，定位上與國際接軌，政策上與全球化同步，培養所有企業與人才的國際競爭力，成為所有有價值市場的貿易伙伴，當台灣人在主要國家經濟中皆佔有一席之地時，台灣自然如同以色列，沒有國家敢讓台灣受到一丁點損害。

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台灣曾經是美國第七大貿易伙伴，那也是台灣經濟狀況最好的時候。台灣現在不能直接三通，已經是中國大陸第二大貿易伙伴，當我們解除管制之後，自然有希望躍升為第一大貿易伙伴，有任何國家會冒然攻擊他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嗎？當然不會，反而會被他的貿易伙伴牽引。美國為什麼放棄孤立主義投入歐洲戰事？為什麼杜魯門丟掉將要推動的大社會計劃，將資金轉用於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因為當時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都在歐洲。為什麼最近政府會開放人民幣在台灣掛牌？因為對岸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經貿現實；當台灣經濟好的時候，香港和東南亞也可以通行台幣，甚至路邊小販都要學兩句台語，那也是一種實力與國力的展現。貿易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是一群人民與另一群人民間，複雜綿密的交往關係，這不是任何國家機器所能切得斷的關係。

再進一步，當全世界都千里迢迢進入中國市場時，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地利之便，放棄同文同語的人和之利，看不見家門口的這個市場。拿破崙與希特勒都搞過歐陸封鎖，想藉此孤立英國，卻反而讓大不列顛變成全球化的日不落國。

開放的經濟，不但是台灣的保命符，更是推動和平演變的媒介，這就講到第三個戰略：民主自由。

現在台灣的經濟狀況也許只領先大陸三到五年，但政治的民主自由卻至少領先了二十年。台灣民主自由的問題，不是方向性的，而是價值性的，未來的議題主軸是民主自由的品質，而不是要不要民主自由，但中共甚至尚未進入思考方向問題的階段。

在民主化過程中，我們已經經歷過經濟自由進展到多元社會，再由多元社會推進到政治民主的過渡階段，我們經歷過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與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間的對抗，我們不能否認民進黨與李前總統在這個階段有一定的貢獻，可惜的是，當這個階段目標達成時，執政者開始享受權力，沒有再進一步將民主自由的內涵優質化，沒有讓司法真正獨立成另一項制衡的權力，反而成為另一種執政政者獨享的鬥爭工具，所以現在讓人覺得一片混亂，這就是我們還要積極反黑金、推動遊說法、政黨法、進行國會與政黨改造、強化司法公正、保護人權、制止選擇性辦案的主要原因，比起過去，我們有進步，但還不完美，離民眾可以接受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大家不要覺得民主自由只是國內的事，在現今地球村型態下，民主自由不但是一項偉大的環境工程，可以像前面談的一樣，發展出一整批的產業，更是一項國際宣傳利器。以前在僑社，為什麼Free China（自由中國）的名聲與勢力都比 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來得大？因為民主自由平等，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這種心理上的認同，無法被實質的誘惑取代，讓我們永遠有生存的空間。

台灣的戰略方向在那裡？就在於掌握時間與空間互換的大戰略架構，一方面以經貿厚植實力，另方面以優質的民主自由軟化對岸。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向保守的人證明：主動出擊才是最好的防禦，鎖國管制只會坐以待斃；另方面也要向對岸的人民證明：中國人也能創造出超英趕美的民主體制與自由社會，台灣做得到的，大陸也該做得到。

事實上，戰略性思考應該存在於政府決策的每一個部份，而不是僅用於國家安全。有戰略性的思考，才能聯結目標與執行。政府要有效的推展工作，就要培養幹部們戰略性思考的能力，才能讓各個環節緊緊相扣，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能。

伍、【改變管理模式：從數字上管理事，從價值上領導人】

李前總統曾經批評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抨擊經國先生的催台青政策，卻又強調自己才是經國先生本土化路線的正統繼承人，許多人奇怪他的轉變與自我矛盾，而楚瑜卻認為，這件事正顯示經國先生的政績，在台灣人民心目中已無可撼動。

為什麼？經國先生已經過世十幾年，還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為什麼這十幾年中，多少人用盡各種方法侮衊經國先生，他的地位仍舊屹立不搖？ 因為經國先生的風格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經國先生將整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條，人才能夠出頭，能夠發揮，他講的話、他下的命令，就會被徹底執行，人民都感受到他施政的成果，享受到他的遠見所帶來的幸福，公務員被管得緊，但相對也得到尊嚴和成就感。要是沒有他，剛才講的趙耀東與李國鼎，可能已經埋沒了，當然，如是這樣，今天也不會有中鋼和台積電。

總結台灣十六年來衰敗的主因，就是管理問題。

以前我剛到省府，就發生過這種事，我把地方需求帶回來要求省府執行，過了幾個月，地方反映說怎麼什麼都沒看到，一查，省府廳處說他已經發文啦！那文到了那裡了？不知道，不是我的事啊！那時我們才知道官僚體系的可怕。所以改變一套作法，要求所有交辦事項統統列管，一直到陳情人簽字才准解除列管，各單位統統給我盯好進度，做到人民要求，且專業上可以做到的標準。

正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運作中，有太多的政治考量與謀略，卻只有太少的現代管理觀念，才會讓上面的政策變成口號，下面的痛苦無法上達，政府不再是人民的服務者，而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甚至是人民痛苦的來源。台灣企業界的觀念與技術，領先大陸約十年到二十年，政府中也不乏有管理專才的人士，問題是這些管理專長沒有與政治掛勾，沒有融合出一條路線，沒有凝結成一套價值與一套方法、沒有落實在法律與績效考核之中，所以，我們政府現在的效能，連交通部長都覺得不如大陸。

正因為管理上的缺失與疏忽，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黨，沒有與黑金切斷聯繫；我們的政策，可以左搖右擺，甚至自相殘殺，體委會在這邊力邀民營企業贊助體育，國營事業卻同時猛砍旗下歷史悠久的體育團隊；這邊勞委會在搶救失業，那邊環保署卻在創造的大量失業；我們的執政團隊，拔除掉國營事業中公認的優秀經理人，換上一群自己人。

要改變政府的管理模式，必須從下面五件事著手：

一、數據核實：「不能從數字上管理」，是黃仁宇先生研究中國歷史上官僚結構發現的通病，也是各朝衰亡的主因。中央要求看到農業改良的生產成果，我們就報一個五百斤的大西瓜讓你發號外，這雖是中共大躍進時期的笑話，類似事件卻真實的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生，當年主計處曾經宣傳中央政府預算已達平衡，結果是只有中央一級政府平衡，其他省、縣市、鄉鎮都負債累累，便是一例。沒有確實的統計數據，沒有清楚的訊息來源，沒有公平冷靜的對數字的研析，再有能力的領導者，也做不出英明的決斷。數字會說話沒錯，但如果任由官員操縱數字，數字可也是會說謊的。所以糾出行政單位謊報數字的行為，養成大家以數據為依據的決策習慣，是改革的第一步。

二、實事求是：這是中鋼的傳統精神，在這種精神下，長官與部屬是可以辯論的，做錯事是沒有理由的，官大不一定學問大，實證考察才是最重要的管理工具。做得好就留、就培養、就升遷，做不好自己看著辦，所有的人情、關說，都必須排除在決策思考之外。只有當政府裡裡外外都說實話，好就好，不好就不好，絕不討好任何人的時候，民眾才會恢復對政府的信心。

三、成效聯結績效，徹底追蹤管考：就像前面講的，我們要求的是「Done」，而不只是「Do」。當健保黑洞與弊端一大堆的時候，健保局員工就沒有資格領4.6個月的年終獎金，更沒有資格談健保漲價，他們收費的對象，可能已經連續兩年發不出年終獎金了，政府官員憑什麼有特殊待遇？不論政務官與事務官，必須逐級訂出計劃與目標，沒達成的，不論任何理由，就必須被追究。只有將成效與績效聯結，掌握時效完成施政，才能發揮真正的效益，才能逼使每個政府官員面對民眾，確實解決人民的問題，而不是不斷提出一些漂亮的口號。

四、找對的人，做對的事，而不只是把事情做對：什麼叫對的人？就是實事求是，有經營績效與能力的人，有策略性眼光與規劃能力的人，我們必須把這些人才集結起來，放對位子，公而忘私，為國家做事，而不是一心一意用自己的人，去掌控各種資源。經國先生時代，幕僚是很可憐的，所有事情必須做得一板一眼，完美無缺，而且只要被抓到一次在外招搖撞騙，就永不敘用。政府不應該是個不點不亮，甚至點了還不亮的蠟燭，而應是個能主動為大家照路的燈塔。

五、價值領導：就是所謂的MBV(Management by Value)，領導者必須樹立一套價值體系與核心信念，形成組織文化，然後才能統一目標，制定配套的政策原則、行動策略、與操作準則，如此大家的行動才會有明確方向，將力量用於工作，而不是組織內的內耗。我們在省府，便曾使整個官僚體系，以解決民眾問題的能力自豪，大家見了面，比的是上次打通那條路要三天，可是我做到兩天就打通，而不是誰升官誰發財。在這裡，我要幫我們的公務員講幾句話，我們的公務人員都經過國家考試進來，有固定培養與訓練過程，他們的能力、韌性、潛能都有相當水準，所以他們工作績效的差別，在於領導而不在他們本身，如果有好的領導，有清楚的目標，人放對了位置，而且目標、策略、執行、管考四者能夠連結，他們能夠發揮的力量將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