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已經超過120萬人遭到感染，而美國更是成為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對當初武漢封城時，幸災樂禍預期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美國的政客，恐怕要大失所望。儘管美國一些政客還是把新冠疫情之害怪罪於中國，但並無助美國疫情的控制，所以許多人已經開始期待美中能夠合作，而不是浪費時間繼續爭論病毒起源於何處。

對於一個從歷史結構理論來探索國際關係變遷的學者，能在面對疫情的殘酷下改變自己的觀點，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種現實就像他研究的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描述的，古希臘雅典和斯巴達長達20幾年的戰爭，雅典最終的失敗應該是先敗於瘟疫，而後才是戰爭。在雅典城邦中瘟疫使得內部大量公民與士兵死亡，其中包括了統治階級的少數精英。國家損失了高級領導人才，進一步導致了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所造成的政權危機，這是雅典最終戰敗的因果。

因為瘟疫所造成的後果是，人們的恐慌往往比瘟疫本身更可怕。這從瘟疫與人類文明互動的關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古代，無論東西方社會，人類談疫色變，每當瘟疫來臨，人們要嘛棄城而逃，要嘛歸罪於某人或某群人，或某種神祕不可知的力量。這樣所產生的後果是可怕的，這可能形成集體無意識，或是群體被瘋狂的偏見所左右。前者造成了某地區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終結；後者催生了可怕的愚昧，甚至是畸變。

古代面對瘟疫所造成的情況，跟現在歐美國家所面對新冠疫情的態度基本上差不多。川普先前怪罪於「中國病毒」、國務卿蓬佩奧不斷地詆毀中國抗擊疫情所做的努力，以及後來美國情報單位舉報中國隱匿疫情的數據等，但這些都無助於美國疫情的控制。畢竟，瘟疫的控制主要是取決於應對瘟疫有效性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執政者對突發應變事件採取的政策，通常會影響民眾對疫情態度的走向，包括集體無意識或集體的瘋狂行徑。

還好，現在川普政府對疫情的態度已經有所轉向，無論是主張保持社交距離，流感與新冠病毒的對比，以及疫情完結的時間點上，他最近一段時間的前後表述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川普肯建議民眾出門戴上口罩，以確保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與安全，這就讓不習慣於戴口罩的美國民眾，可能從個人主義轉向接受集體主義；而紐約市長白思豪向全世界發出求救訊息，說「紐約正處於一場大災難當中，幫幫紐約」，他還強調，沒有一個州能供應他們所需的醫療物資，直言目前紐約的情況已然崩潰。

所以，新冠疫情讓美國低下頭來向世界求救，也讓世界看到美國不再偉大，這正合乎中國所認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訴求，在休戚與共的人類社會，合作勢必成為疫後世界最高的正義。而美中若能打破地緣政治的隔離與對抗，攜手合作共同抗疫，這才是在這場新冠疫情浩劫後的人類之幸。

（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2020.4.5，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0405002785-262105?chd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