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世紀性的「川金會」之後，未來如果北韓無核化，朝鮮半島朝向和平發展的路徑走去，那麼台灣的戰略地位將如何改變？台灣綠營人士就樂觀的認為台灣的戰略地位將更為重要，未來必將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新的戰略支點，這種樂觀取向是否能現實，還是得先檢視台灣的戰略地理而定，並非一廂情願就可達成。 

先從戰略地理來看，一個小國之所以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首先要看它所處的地緣戰略而定，其中最重要的一定是該國周邊要有中型國家，外圍又有超級大國環繞，整個區域圈層形成一個各方利益角逐的環境，而在該國的領導者善於運用外交手段之下，小國才能提升它的戰略地位，以及影響國際秩序的能力。

北韓戰略地理具有優勢

就以北韓來看，北韓的周邊有中型的國家包括南韓和日本，可以讓北韓的領導人進行核訛詐，過去北韓領導人只要不高興，不僅可以進行核試，也可以朝日本的上空試射飛彈，不但造成日本的震撼，也會引來外圍的超級大國包括中國和美國的震動，他們擔心北韓發展核武會改變區域的國際秩序，必須積極的運用區域外交進行反制，避免國際局勢惡化。

所以北韓過去進行核試和試射飛彈能夠對外進行核訛詐，就是因為周邊有中型國家南韓和日本讓北韓予取予求，北韓可以藉此項莊舞劍，不必然真的要發動核子戰爭，卻可以左右外圍美中兩個超級大國的外交動向。

再看新加坡的戰略地理，同樣的周邊有中型國家印尼、馬來西亞，稍微遠一點的則有澳洲和印度，更外圍同樣是美國和中國兩個超級大國。在這樣複雜的戰略地理中，新加坡選擇與周邊中型國家和平共處，並採取外交上合縱連橫的手段，新加坡的領導人並靈活的展現外交手腕，把周邊中型國家的外交關係處理得好，讓他們有更大的餘力去協助處理國際大事，讓一個只有彈丸之地的城市國家，可以變成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國家。

所以，複雜的戰略地理，加上靈活的外交手段，才是一個小國可已變成一個國際關注的國家，也是可以撼動國際秩序的重要國家。

但是，台灣的戰略地理就完全不像北韓和新加坡這麼複雜，台灣地緣位置只有東面的太平洋和遙遠的超級大國美國，以及西面的大國中國，周邊並沒有中型的國家可以突出台灣的戰略地位，雖然北方有日本，但日本一直受到北韓的牽制，無暇顧及台灣。而南方的菲律賓國力太弱，擔當不起中型國家的角色，因此，台灣的周邊環境，可以說是相當孤立，沒有可操作的國際空間，台灣若硬是要操作國際戰略，只會直接跟大國產生對撞。

就因台灣戰略地理是孤立的，這就注定台灣必然要直接受到超級大國的牽制，既不能把自己變成是另一個北韓去操作大國的矛盾；也不可能像新加坡，可以選擇在周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去扮演一個和平創造者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這次能夠變成是「川金會」的場域，也說明美國近來推行的「印太世紀」已經來臨，新加坡正好位於印太戰略的中心位置，美國選擇新加坡去處理東北亞的核武危機，代表新加坡的戰略地位在美國的印太戰逐漸提升。

這種情形就像19世紀是歐洲世紀，所以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都會選擇在歐洲中心瑞士的日內瓦召開。20世紀冷戰時期，在美蘇的對峙下，仍然是歐洲的世紀，所以除瑞士之外，巴黎也變成是重要的國際談判的場域。所以什麼樣的世紀，國際談判的場域就會選擇在當地具有重要戰略地理位置重要的國家舉行，如果這次「川金會」是選擇在巴黎舉行，就缺少了一點戰略地理的思考，在談判的戰略上也比較不具備國際現實上的意義。

反觀台灣，既然缺少複雜的戰略環境，就不可能在區域安全方面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想要在美中角力間充當戰略支點，首要的就是根本無法擺脫大國的戰略牽制，所以台灣變成不了北韓，也做不了新加坡。

台灣國際戰略的想定

但是，過去台灣的領導者並不這麼想，反而是一直想要努力的突出台灣的地緣戰略環境，認定台灣可以在區域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於是在1990年代就產生兩種台灣國際戰略的想定，想要以此操作台灣的國際空間。

一種是李登輝主張的「南北縱橫、雁行發展」的國際戰略。「雁行戰略」理論是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來的，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通常經歷了進口→當地生產+開拓出口→出口增長等4個階段，並呈現一種週期迴圈出現，某一產業隨著進口的不斷增加，國內生產和出口的形成，就如三隻大雁展翅遨翔。20世紀90年代前，日本在東南亞擴大推廣「雁行戰略」，讓日本成為當時最大投資國的地位，東南亞國家通過對日本資金、技術的引進，也開創了東亞經濟奇蹟。

李登輝就以日本的「雁行戰略」做為戰略思考的基礎，認為台灣的戰略推展可以扮演一個「上聯日本，下引東協」的「南北縱橫」角色，再加上李登輝對中國大陸祭出「戒急用忍」的政策，認為這樣台灣就可以避免向中國傾斜，也得以免於被大陸磁吸的效應。但是這樣的政策遭到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最終只有讓台灣受傷，而無法讓台灣變成在區域間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蔡英文上台以後，在不願意承認九二共識之下，大陸拒絕與蔡政府往來，蔡政府只能沿著李登輝的路線，繼續推動「南北縱橫」的國際戰略，只是作為雁首的日本，由於從1990年代以來遭到泡沫經濟的影響，以致已經難以再扮演雁首的角色，蔡政府只能獨力的推展「新南向」的政策。「新南向」政策沒有日本這個中型國家作為牽引，台灣的戰略選擇，注定只能落入與東南亞國家一樣弱勢的命運，不但無法向上起飛，更無法讓台灣在區域間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1990年代台灣推展國際戰略的第二種思維，就是許信良第一次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所提出的「東西橋樑、海陸介面」的角色，台灣可以選擇扮演逐漸形成的美中兩大板塊的中間位置，就像一個戰略支架一樣，作為撐起兩大板塊之間一個平衡的槓桿。

台灣扮演「東西橋樑」的戰略並沒被民進黨所接受，反而是馬英九執政的8年期間積極的推廣，維持了一段兩岸關係比較光明的時期。可惜的是馬英九時期的中國大陸正具有崛起之勢，台灣卻遭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空襲，經濟環境與經濟實力已經不像1990年代以前那樣的蓬勃發達，台灣依靠大陸的需要，要比大陸依靠台灣更多，台灣最終還是沒法作為扮演「海陸介面」的角色。

所以，不同的戰略地理、戰略環境，再加上戰略操作，才是一個小國能夠在區域間變成一個「大國」的角色。蔡英文政府在沒有優勢的戰略地理，台灣經濟環境已經不像以往「台灣奇蹟」時期的強勢，再加上只會選擇單向親美的外交政策，最後難免要跟大陸對撞，在兩岸不對稱的國力之下，台灣注定要撞得頭破血流，而不可能變成美中爭霸之間的戰略支點。

（本文刊登於多維新聞網，2018.6.19，http://blog.dwnews.com/post-10329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