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最近在面書說：「現代的學者，不只是會在象牙塔中，通過學術會議、學術期刊或專著來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更會走到社區去把他們認為是對的想法向更多人解說，這也是學者做學術的一種方法。學者 – 教師 – 社運者三結合，是現在學術界中一種新的方向。」又說：「起碼對我來說，學術就是為了改變社會而做。」令筆者想起新儒學大師徐復觀的一本書《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曾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辦公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幕僚，深受蔣介石賞識。中共竊據大陸前夕，他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看不過眼，預言：「中共有能力全面奪取政權，假定國民黨這樣下去的話」。

徐復觀師事熊十力，熊十力「亡國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對他刺激尤深。認識到政治污穢有待淨化、學術文化有匡扶挺立國族之正面功能，徐復觀於是在知命之年專心治學，《學術與政治之間》便是在這一背景下寫成。

在自序中，徐復觀坦言：

「只因身經鉅變 (共黨竊國，國府遷台)……對此一鉅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鉅變之前途歸結，如何能不認真的去想，如何能不認真的去看，想了看了以後，在感嘆激蕩的情懷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百分之一，傾訴於在同一遭際下的人們之前…….因此，不僅我的學力限制了我寫純學術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許我孤踪獨往，寫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我之所以用一篇『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文字來作這一文錄的名稱，正是如實的說明我沒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與此一時代不相關涉的高文典冊。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跟戴耀廷「先有一套對的想法，再向外宣講改變社會現狀」不同，徐復觀先對現實政治所出現的病態予以診斷，剖解其病灶，再而對症下藥。至於應該下什麼藥，則依賴一系列相關的學術文化研究。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說：「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我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竊以為和徐復觀治學初衷相同。

立足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上，條分縷析，大而無當的「離地」空談較能避免，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較可行。相反，在象牙塔讀了許多書，自造一套理論，以為絕無瑕疵，向外弘揚，其必然面對「和現實處境不相應，阻力重重，以致事倍功半」。戴耀廷將「愛與和平」非暴力信念引入跟中共極權的抗爭中，以及主張用民主自決處理中國內部大分裂、互相征戰的局面，俱屬後者。

兼跨學術、政治沒有問題，「學術為改變社會而做」亦對。可是，一旦「離地」，難免造成「觀念的災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滋生「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蘇聯、中共、北韓，不是可鑒的前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