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英語的和被吃掉的火雞- 世界新秩序

作者: A. Roy, 印度獨立知識份子, 女人權活動家.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新帝國主義已經壓迫在世界人民的身上。它是我們所熟悉的老帝國
主義改進後的版本。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能夠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內毀滅整
個地球的超級帝國，它擁有絕對的經濟和軍事霸權。它用不同的武器打開不同的市場。
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受米國巡航導彈或IMF（國際貨幣基金會）支票的挾制。貧困國
家如果對帝國具有地理戰略意義，如果擁有規模可觀的“市場”、可以私有化的基礎設
施、或者豐富的天然資源——石油、黃金、鑽石、鈷、煤 ——它們必須對帝國聽計從
，否則將變成軍事打擊的目標。那些天然資源越富饒的國家，危險越大。它們如果不乖
乖地把資源交給帝國的商業機器使用，戰爭機器就可能開進它們的國土。

這是一種新式的帝國，大公司的高級執行官們影響著外交政策。華盛頓公共道德中心發
現，布希政府的國防政策顧問小組的 30名成員中至少有9人與2001年至 2002年之間得
到大型軍事合同的公司有聯繫。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曾擔任伊拉克解放委員會主席。
他也是米國最大的工程營造公司貝克特爾集團的董事會成員。當被問到在伊拉克戰爭問
題上的公私利益衝突時，他說，“我不知道貝克特爾會從中得到特別的好處。但是如果
那裏需要工程建設，貝克特爾絕對能夠勝任。” 貝克特爾簽定了價值6.8億美元的伊拉
克重建合同。

伊拉克並不是新帝國的惟一受害者，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和東南亞，數百萬人已經
成為帝國戰爭的犧牲品。當然，每一次帝國戰爭從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正義的。這要歸功
於商業媒體的宣傳。必須指出，商業媒體不只支持“新解放計畫”，它們根本就是 “
新解放計畫”的一部分。它們在新經濟結構中的位置早就替它們決定了立場。

多數國家都有不可告人的黑暗歷史。因此，媒體沒有必要撒謊，關鍵在於編輯工作——
強調什麼，故意忽略什麼。舉個例子，假如印度成為所謂“正義”戰爭的目標，那麼在
戰爭前夕，國際報章會連篇累牘地報導說，1989年以來超過8萬人在喀什米爾被殺害，
其中多數是穆斯林，多數人死於印度軍隊槍口下，這些報紙還會告訴大家，在2002年2
月至3月間，超過2000名穆斯林在 Gujarat省被謀殺，婦女被輪奸、小孩被活埋，15萬
人被趕出了他們自己的家園，而讓這一切發生的政府卻獲得連任.....這些都能成為發
動戰爭的理由。

接下來，大家會發現，我們的城市被巡航導彈夷為平地，我們的村莊被鐵絲網分開，米
國士兵大搖大擺在我們的街道上巡邏，我們的領導人被美軍抓獲的新聞出現在黃金時間
電視節目上。米國大兵像檢查薩達姆一樣檢查他的牙齒縫是否乾淨、他的頭髮有沒有長
蝨子。

但是，只要我們的“市場”是開放的，只要像安然、貝克特爾、哈裏伯頓這樣的企業能
夠自由接管我們的基礎設施、搶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民主選舉”的領導人就可以隨
心所欲地解釋民主和暴政。

像舊帝國主義一樣，新帝國主義的成功也要依靠一批甘心為他們效力的僕人——那些為
帝國服務的腐敗的地方精英和買辦。每個孟買人都應該記得安然公司是如何剝削我們的
。前省政府與安然簽定了一項極不公平的電力購買合同，安然從中獲得的利潤相當於印
度全國農村發展預算的60%，或者相當於5億人的基礎設施發展基金。

與過去不同的是，新帝國主義者不需要親臨條件惡劣的殖民地，沒有染上瘧疾、痢疾或
其他熱帶疾病的危險。伴隨老式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也過時了，新帝國主義產生了新的
種族主義。

新種族主義在本質很像米國的“赦免火雞”傳統。從1947年起，每年感恩節，米國火雞
協會都會向米國總統贈送兩隻火雞。總統會赦免一隻火雞（吃掉另外一隻）以顯示寬大
。在獲得了總統的特赦之後，那只幸運的火雞將被送到佛吉尼亞洲的煎鍋公園，在那裏
安度餘生。剩下的5000萬隻為感恩節準備的火雞則被人們心安理得地吃掉。為總統提供
火雞的ConAgra食品公司說，它挑選的火雞經過訓練掌握了社交技巧，知道如何與顯貴
、學生和新聞媒體打交道,這樣下去，很快這些幸運的鳥兒甚至可能開口說英語.

按照新種族主義的思想，少數精心培育的火雞——殖民地的精英們、買辦們, 富裕的外
國移民、投資銀行家、一些著名藝人、一些（像我一樣的）作家、偶爾還有像科林·鮑
威爾、康多麗莎·賴斯這樣普通移民的子女——得到進入煎鍋公園的通行證。剩下的數
百萬人卻推動了工作、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死於愛滋病。他們等於被宰割成了別人的美
餐。與此同時，少數幸運的火雞在煎鍋公園幸福地生活著，他們中有人為國際貨幣基金
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工作。誰能指責這個體制壓迫火雞？一些火雞甚至當選為火雞赦免委
員會成員——誰還能說，火雞們反對感恩節？

伴隨新種族主義出現，我們還見識了新式的種族屠殺。在今天這個經濟相互依賴的時代
，通過實施經濟制裁就能達到種族屠殺的目的。新式屠殺不需要屠刀，但卻能造成更多
人死亡。曾於 1997年和1998年間擔任聯合國駐伊拉克人道事務專員的鄧尼斯·哈利迪
（Denis Halliday）用“種族屠殺”一詞形容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制裁造成的食品和
藥品短缺導致50多萬伊拉克兒童死亡。

在這個新時代，種族隔離已經過時，而且毫無必要。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協定和國際法
規確保窮國更窮，富國更富，兩者已經處於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所謂的平等貿易體制
實際上加深了不平等。如果這不是事實，為什麼米國對孟加拉生產的成衣徵收的關稅比
對英國產成衣高出20倍？為什麼象牙海岸和加納等出產可哥豆的國家如果企圖把可哥豆
加工成巧克力將立即被高額的關稅排擠出國際市場？為什麼出產世界90%的可哥豆的國
家生產的巧克力卻只占世界產量的5%？為什麼富裕國家每天花費上10 萬美元補貼本國
農民，卻要求像印度這樣的窮國取消所有的農產品補貼？為什麼在被老帝國洗劫了大量
國家資源後，前殖民地國家卻變成了強盜的債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