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及黨團問題，大陸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臺灣民進黨及時下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生活的氛圍，分別為理解和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提供了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其存在的最好的教科書式的驗證案例。

半個世紀後，在中文世界中出現的兩個政黨及其群體，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的政治及文化的走向，也充分顯示出奧威爾這篇寫於一九四五年的對於意識形態問題描述與辨析的銳利、準確。這樣的作家堪稱爲偉大。

——引自作者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評述

目錄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注民族主義》: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1-3.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1-4.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啓蒙及啓蒙運動——啓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注民族主義》:

出生於一九〇三年，四十七年半後，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辭世的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以其反對極權主義的兩部作品，《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傳世流芳。

時下，在二〇一八年——時過七十三年後，他的另一部作品，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著論》（polemic）雜誌的《評註民族主義》（Notes to Nationalism），被作為專題書籍，整理後第一次結集在英國出版。

它之所以突然得到英國精神及知識領域的重視，結集單獨出版，是因爲英國著名的企鵝出版社，為慶祝二〇一五年企鵝創立時推出現代經典叢書出版八十年而推出五十本經典性的紀念書籍。奧威爾的這本書作為廣告的第七本。企鵝出版社的這套叢書久負盛名，物美價廉，選題及翻譯都恰如其分地對得起現代及經典兩個單詞。出版社在書的封底頁所印的介紹中說：

“用以慶祝標志企鵝現代經典系列開拓性精神的這五十本書，每本都集中體現了其當代性、國際觀的格調。它所包括的作者從凱西•阿克（Kathy Acker）到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從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到斯坦尼斯垃夫•萊姆（Stanislaw Lem），從喬治•奧威爾到雪麗•杰克遜（Shirley Jackson）。 文章放縱不羈且鼓舞人心；詩歌動人情懷幷令人不安；故事超越現實、玄妙入神；它帶領我們從獨特的美國南部到現代日本，從紐約的地下風光到最遠的外星太空。”

其次，這本書的題目及內容被選進叢書。幷且立即受到英國乃至歐洲及整個西方的重視還因爲二〇一八年當時西方社會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形勢。

二〇一六年，英國通過公投退出歐洲共同體。這使得如何看待英國國家的“本體”問題，歐洲統一問題，民族主義問題都再次成為英國社會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想的爭論問題。事實上，對於歐洲，從新世紀——二十一世紀初期，民族主義問題，各類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乃至各類變體宗教及民族主義、地域主義都逐漸風行起來。百年從來沒有過的巨大的難民潮更加劇了這些問題的混亂及熱度。火上澆油的更有美國的川普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英國，乃至美國的這種思潮及社會潮流的興起，遠自二百年前的歐洲發生的宗教性的籮蔓締科運動，近由八九年開始越演越烈的帶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封閉性的歷史終結論及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這使得從十九世紀以來在歐洲一次又一次地激化的民族主義問題，在二戰結束後，重新強調普適及合作和統一的巨大聲浪中，不僅沒有得到消融而且再次成為社會性的焦點問題。

第三，這本書涉及的內容及辨析的問題，以及它所使用的方式，即這本書的性質决定了它雅俗共賞，具體生動，緊扣現實，無論對於學術界、知識界，還是對於媒體及一般社會的讀者都極具吸引力。

作爲單行本出版這本書的題目沿用了論文原題目，《評註民族主義》。單是從當初發表它的雜志的性質就可以知道，這不是一篇專門只談民族主義，只是針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文章。《著論》是一本哲學性雜志，在它上面發表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學術界、知識界，以及在當時社會所關注的各類哲學問題、心理學及美學問題。作爲文學家的奧威爾在這樣一種性質的雜志上發表文章，可知其所關注的“民族主義”一定是哲學性、心理性乃至事關人們的性格趣味的文學批評性的文字。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如前面提到的，歐洲社會進入新世紀後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以及現實的政治形勢决定了這本小册子一經出版，就立即在歐洲社會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德國知識界、出版界幾乎是以接力棒式的無間隙迎接速度，於一年後的二〇二〇年一月出版了德文譯本，書名為《Über Nationalismus》——《關於民族主義》。這又是一個第一次——奧威爾的這篇文章七十五年來第一次翻譯成德文。

應該說這本書幷不是企鵝出版社2018年的《評註民族主義》的德文版，不僅因為德文書的書名不是直接譯於企鵝版，而且因爲書的末頁所印製的文章來源是第一次發表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的《著論》雜志，以及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奧威爾的英文文集《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Volume. 3：《As I Please》)。此外，德文版的這本書的封面還特別用小標題強調——該書請慕尼黑大學當代社會學家，也是奧威爾研究專家教授納西（Armin Nassehi）專門撰寫評述性的後記。所以這本書在德國的出版，應該說是看到英文企鵝版出版的意義及影響，德國出版界知識界立即著手、獨立出版的一本書。由此可知，二〇一八年在英國重新出版的這篇文章，這本小冊子——奧威爾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著實地震動了德國及歐洲的知識界及社會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德文版的這本篇幅不大的小冊子及納西教授的後記立即在德文報刊上受到廣泛的推薦及評介。

在二〇二〇年這份四十一頁的文本，總共六十四頁的薄書首次以德語出版後，一月十九號的，德國影響最大的報刊之一《世界報》的週日版評述它說：“它讀起來就像是現在才第一次出版的文章，似乎奧威爾早已熟悉了我們互聯網上仇恨言論及其形成的殿堂回聲一樣。”

二十一號的《萊茵郵報》（Rheinische Post）施羅德（Lothar Schröder）的文章說：“喬治•奧威爾發表於一九四五年的一篇文章，現在已首次單獨成書出版，且第一次翻譯成德文出版。即使在今天看來，它依然一如既往地具有話題性、啟人心智、精彩絕倫。

北德意志文化電台二十二號介紹它說：喬治•奧威爾的小冊子《論民族主義》清楚地表明，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時代的所謂民族主義也沒有什麼原創性想法。（NDR Kultur）

在二十五號出版的德國著名的《焦點周刊》的書評中，烏韋•維特施托克說：奧威爾的警告雖然已經有七十五年的歷史了，但是鑒於時下很多民族主義再次抬頭，能重新讀到它，真是太好了。（Uwe Wittstock ― Focus）

同日出版的，創辦於一八九三年的瑞士的全國性報刊《每日導報》則說：喬治•奧威爾很早就開始對抗各類假新聞，以及那些被人精心構制吹起的語言氣泡。現在他的充滿洞察力的文章《評注民族主義》第一次被翻譯成德語出版。（Tages-Anzeiger）

次日二十六號出版的享譽全球的瑞士《新蘇黎世報》週日版，刊登了曼弗雷德•帕普斯特（Manfred Papst）的評述，他說：雖然人們可以將奧威爾的文章看作是講述二戰遺留的戰爭廢墟問題的歷史文獻，但是你會發現，它對於分析當前世界的政治形勢竟然也是非常有針對性及成效。（Neue Zürcher Zeitung am Sonntag）

在德國《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三十一號報紙上，弗雷舍爾（Janina Fleischer）寫道：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這篇文字重新出版恰逢其時，即英國退出歐盟以及世界性範圍的民族主義的普遍抬頭。

不僅北德意志電台文化節目介紹這本書，西南德意志電台（SWR 2）二月六號也推出對這本書的書評，薩克斯（Konstantin Sakkas）認為，“奧威爾的《論民族主義》可謂是一本道德和智慧的指南，它甚至是一所由健全精神籠罩的知性主義的學校，一本引導人們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民主主義者的，幷最終成爲一個健全精神的人的說明書。

柏林-布蘭登堡廣播電台（rbb Kultur）的文化頻道在同一天發表的迪特施萊特（Frank Dietschreit）的書評中則強調說，“奧威爾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德國公共廣播電台文化頻道（Deutschlandfunk Kultur）三月九號發表的格魯伯爾（Georg Gruber）的評述說，“奧威爾所討論的問題，在發表七十五年後竟仍然讓我們在今天的討論中獲益匪淺。”

1-3. 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如上所述，很多德國媒體的書評中都由民族主義問題而進一步看到了奧威爾在“思想領域”中的深刻而廣泛的貢獻。皮薩（Peter Pisa）在全國發行的每周出版《信使報》（Kurier）二月八號版中說，“奧威爾鄙視那些不關心事實的所謂知識分子精英。他所構築的思想大廈甚至在今天看來也可以說是最新的。”

上面所引述的不同傾向，不同領域中的報刊媒體，甚至展開了連續的評介及討論。例如《新蘇黎世報》，二月十三日發表的梅德爾女士（Claudia Mäder）的文章強調，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四五年撰寫的這篇文章，今天仍然非常值得一讀。

在這篇只有大約四百五十字的簡潔評論中，該報著名的評論家梅德爾顯示的卓越的思想及語言能力，舉重若輕，刀刀入木三分。她首先指出：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已成經典，它不僅揭示了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性質，而且在數字化時代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看到它的意義。與之相比，發表於七十四年前的這篇關於民族主義的文字卻沒有產生如此的影響。

她說，由於今天世界的形勢，民族主義再次興起，你可以把這篇文字的題目理解為是圍繞民族主義而讓你感到它的“新穎處”。但是，奧威爾在那時就開章明義地說，他是權宜之計，姑且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事實上他談的不是具有任何特定內容及觀念的問題、學說，或者說意識形態，而是影響到對所有問題思考的、具有普遍性的“心態”。

奧威爾認為，這個心態有兩個特點，首先它認爲可以把人像昆蟲一樣地分類、分群，其次這個群體把對群體的認同及群體的利益放在淩駕於每個個體的首位。對此，奧威爾說，民族、國家、教會、文化、種族、膚色、階級、黨、地域乃至和平主義都可以充當劃分群體的標準。而一旦把這類觀念置於個人之上，人們就會對現實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有了這樣的心態，這樣的觀念性的群體認同就也使得任何一般性，例行地言語方式成為不可能，人們之間，群體之間也就無法溝通。

她說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實際的診斷這類思想的工具。而對於奧威爾此文的理解，她在文末還特別推薦讀者閱讀納塞伊（Armin Nassehi）寫的後記。

關於德文本納塞伊教授的後記，由於思路清晰、明確且發人深思，因而受到很多書評的同時推薦。伴隨這些廣泛的推薦、評介以及討論，這本德文版的，《關於民族主義》在當年就幾次印刷而成爲《明鏡周刊》重點推薦的暢銷書。筆者在該書出版之後的第三年，二三年七月購買的這本二手書，只比原價便宜一個歐元，且書上記滿符號及筆記，甚至有不少摘錄貼紙，可見前擁有者閱讀之仔細。而二手書的價格，也反映出該書在德國社會引起的重視及產生的廣泛影響。

1-4. 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與在英國的出版影響和在德國出版後的反應及討論，在學界及社會的影響相比，中文界的情況則十分令人深思。

中文讀者其實比歐洲母語為德語的人更加幸運。因為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的中文譯文早在十幾年前，二〇一一年五月就已經在中國大陸出版，文章題目翻譯爲“民族主義札記”，收在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李存捧翻譯的奧威爾的文集《政治與文學》中。在出版之後，在網路及學界和大學有不多的推介文章，然而都是圍繞在狹義的民族主義一詞上，且以論代史，用馬列教科書的話語指點江山。對於奧威爾所強調的“姑且用之”的這個術語的廣義含蘊，可以說沒有任何涉及。而那時在港臺及海外中文世界，不僅奧威爾所強調的心態、思維方式，而且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地域主義都極為激烈地存在及迅速地蔓延，但是這篇已經有中文譯文的奧威爾的文字，十年間居然幾可說沒有被人注意，有過有針對性的討論及辨析。

在二〇一八年這本書在英國出版後，這本書在大陸乃至香港開始引起注意，以及介紹。就筆者在網路上搜索到的信息，在大陸的還是反應比香港，更比臺灣及海外要早且多。在大陸的反應使得中文世界不僅有文章提到英國的出版，且又出現了幾個新的譯本。

就中文界的這一反應情況，更令人遺憾的是，無論就狹義的民族主義還是廣義的“民族主義”一詞所代表的心態及思想傾向，都面臨十分嚴重問題的，居住在歐美，以及生活在臺灣的華人所謂精英中，竟然沒有人對英國的再版，以及近在海外華人身邊的“反應及討論”有所關注，幷且有相應的反應。

這尤其是對臺灣來說，臺獨帶來的地域主義已經為本土的文化、社會及政治，亞洲及國際的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無論“肯定臺獨”還是“負面辨析臺獨”問題，無論狹義的民族主義問題，還是廣義的心態、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帶來的文化政治影響，對臺灣來說都是一個迫在眉睫，不能迴避的問題。因為誠如德國的書評及討論所說，奧威爾的這篇文字不僅具有現實性，而且非常直接地在討論狹義及廣義的民族主義及地域主義的問題。

所以在中文界出現的這三種情況——無論在大陸知識界——其可謂和歐美一般社會的感知有巨大的差异，還是在港臺及海外——其竟然毫無所感，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兩代所謂知識精英，從根本上缺乏對思想及社會問題，乃至對學術研究及其狀態的感知能力。

而這個現象更凸顯了奧威爾這篇文字的隽永性、深刻性。因為誠如《評註民族主義》書中所具體論述的，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及心態的知識人，被蒙蔽了看到現實的視力，扭曲了正常評論，乃至審美趣味！所以評介、導讀及解讀，以及具體詳盡地討論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界遠比在西文界更有針對性，更為必要。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導讀，應該說是兩門不同的語言對譯的文本的特殊産物，尤其是對於中文這樣的象形聲像文字和西文拼音文字——兩種不同文化及思維方式的文字的翻譯。

導讀涉及的是對於譯文與原文意義有哪些不同及區別的帶有方向性的解釋。其原因因爲語言是一種思維的表述方式，不同語言是不可通約的不同文化的産物。這意謂著的就是，科學哲學家波普所說的，語言之間不可能対譯。一切翻譯不過是一種解釋，模擬。

在這個大前提下，對於文字的理解還存在著不同的知識框架下的不同理解，即認識論問題上的“觀察滲透著理論”。觀察一件事物，理解一個單詞及句子，依賴觀察者的思想框架。所以奧威爾才會在《一九八四》中再三再四地強調——大洋國的真理部非常清楚一種新話和新思維的重要性。新話和新思維的使用會使大洋國的人到二〇五〇年就是再看到原來文獻也不再會想到以前的意義。例如自由一詞，按照大洋國真理部的哲學術語翻譯手册翻譯，未來靠翻譯瞭解外國的著述和思想的大洋國的人，再也不會想到那些文本原來的意義，思想史上曾經有過的“自由”及其“自由主義”的含義。所以，在自己的思維框架中由於大洋國的教育，已經沒有了原來意義的思維方式及語言方式的人翻譯出來的文字，且使用了大洋國規定的建立在馬克思教科書基礎上的哲學對照詞典的譯文，可以肯定地說+——不會與原文相應。

最後就是中文界從五四後形成的對於西方文化思想理解的慣性習慣——“附會”。它可以說是五四胡適們開創的一代乃至幾代的通病，包括今天公開聲稱自己繼承了胡適的余英時先生們。這一傾向幾乎擁有了所有中文有關附會的成語的特性：牽强附會、穿鑿附會乃至尋聲、牽合、假借附會。除了捕風捉影外，甚至談西學居然會望中文翻譯文字生意。

上述這些特點直接導致奧威爾的這篇文字，甚至包括已經出版的他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中文譯文，在閱讀時都必須予以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對於如何理解奧威爾的這篇《評註民族主義》，事實上，奧威爾亦如中文成語所說——開門見山、開宗明義地首先就點名他要說的是什麼，然後才圍繞於此如剝洋蔥那樣地層層進行具體地解釋展開。

為此，閱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的人當然也會發現：他很少或者說根本沒有涉及傳統意義的“民族”與“國家”的具體問題及概念討論。他的研究圍繞的是：當代使用民族主義描述的那“類”現象的“心理及精神狀態，語言與思維方式”的性質。

為此，奧威爾在第一段中就說：在英語中，我們發現，有很多現象幷沒有一個對應的準確的詞彙描述它。例如，在我們精神中有種習慣性的思維，它幾乎影響了我們對每件事的思考却一直無人能爲它定名，如他最近經常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他說，讀者會發現，他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的含義與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樣。他使用它，並不依附於詞根“民族”，因為民族（nation）指的是單一種族，或一片地理區域。但是奧威爾在思想及語言領域中使用“民族主義”一詞時，指的是一種思想及行為方式，他所指謂的更為普遍化。

奧威爾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及其分子的感情，依附的實體除了民族、國家也可能是教會、階級、性別……，甚至反過來逆向而行，它不是用來指熱愛某些群體及事物，而只是指憎恨某些事或物——一種排他性的群體要求。

對此，奧威爾進一步揭示：在這類指謂下，“民族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認爲，人類可以如昆蟲一樣地分出種屬，幷貼上“好”和“壞”的標籤。而這樣的分類歸屬的思維方式，進而使得這些人除了認同其群體外，不再存在其它善惡問題，更絕對地否認了任何超越於這個群體的義務責任。

由此，奧威爾區分了如此意味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不同。

他認為，愛國主義是基於愛某片土地或生活方式，是守衛、保護性的，不會逼迫他人接受他們的要求，更不會否定及排斥、進攻他人。相反，民族主義則反之，且完全是建立在對權力及絕對性的要求上。民族主義者的永恆目標是追求更多的權勢和名利，以及在掌握權力後進一步排斥及鎮壓那些異於他的“民族”及群體。

奧威爾說，他之所以使用“民族主義”描述及解析類似這類看問題方式的現象，純粹是因爲找不到其它的詞彙。因爲讀者可以看到在這類人那裏，一個人可能不需要忠於任何國家或政府就可以持有這樣的民族主義性質的思維及要求；而更爲甚的是，甚至核心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及其“人群”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可那類人却同樣會使用“民族”這個術語來要求權力及其它名利。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猶太人、穆斯林、基督教信徒、白色人種，雖然它們是民族主義者們最重要的感情訴諸的對象，然而對於它們却都是必須要進行嚴肅地質疑及辨析——是否真有這樣的實體存在。因為首先在現實中，就根本就不存在對其沒有爭議的“定義”。

在這樣的討論基礎上，奧威爾反復提醒讀者，同樣的特徵存在於共産主義及共産黨運動中，政治化的天主教運動中，猶太復國主義及反猶主義運動，以及托洛斯基主義乃至和平主義運動中。他稱這些具有同樣本質，在英語以往的詞彙中還找不到準確描述它們的存在物們為“易體轉意性的民族主義”。對它們所說的觀念或所謂實體的認同成為好壞唯一的標準，不存在任何高於它們的其它事物及義務和責任。

毫無疑問，奧威爾的這個指謂當然包括今天的各類排他的地域主義、種族優越主義，文化優越主義，以及西方有關“歷史”發展的絕對性及統一性——即所謂按照西方歷史及社會範疇所論述的“歷史的終結”的主張及要求；各類絕對化的運動，如性解放、女權主義及性平運動等。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鑒於“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這種獨特的心理狀態、精神氣度、思想方式及行事態度，奧威爾認為，它在英國“知識分子”中的傳播與影響遠比在一般民眾中廣泛，幷且强烈的多！

對此他列舉了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在這類“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三種現象。

1.敗壞了對政治現實的認知及評論：

由於這類“知識分子”被民族主義以及類似的觀念統治，因此一切被政治問題統帥就成爲這類知識分子及其信衆的主要特點。他們幷不關心事實以及對於事實的看法，只想尋求和要求對他們所信奉的觀念及依附的實體的忠誠，而這也就讓他們看到事實及進行理性地思索與評述成爲不可能。爲此，也就徹底敗壞了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的評論及看法。

在民族主義分子，即各類意識形態化分子中尋求公正的政治評論，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2.徹底毀滅了審美趣味及對文學作品的公正評論：

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及其傾向一定會擴展到美學評論，尤其是文學評論領域。政治統帥一切的民族主義分子，直接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敗壞了他們的審美趣味。他們的美學評論，文學評論如同政治評論一樣，被領先的民族主義等觀念所敗壞，例如，要一個西方保守政黨的人士喜歡或公正評價歌頌了共産黨、列寧的馬雅可夫斯基，是絕對不可能的。反之，一個共產黨人也絕對不可能喜歡加繆。

3.道德錯位：

一個一切以民族主義，亦或其它的觀念爲實體、爲最高訴求的人及群體，也注定了他們的一切行爲的道德規範，都以是否符合這個最高的利益——各類民族主義的利益爲最高判據。這種傾向决定了所有這些人一定會失去一般性——對所有人都適用的道德準則，而發生道德上的嚴重錯位。這類人可以輕易地以國家或民族的名義不顧家庭倫理，甚至進攻、迫害乃至屠殺不符合這個要求的人。這種現象不僅在極權主義國家，而且在以民族、文化及地區爲最高訴求的民族主義、地域主義及宗教主義的國家中層出不窮。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對於民族主義及其在英國知識分子中帶來的上述三個表現，奧威爾明確地表示，這就是在這篇文章中他關心的“主要是在英國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反動思想”。對此他說，在英國知識分子中，佔據民族主義式的思想的主要地位的是共產主義，其次是與共產主義、共產黨人最接近的政治化的天主教主義。

奧威爾在這裏說的反動，顯然是指對於近代文藝復興帶來的啓蒙運動，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反動。而這個“接近”指的則是，民族主義及類似於它的思想傾向的各類觀念主義在其宗教性傾向上的相類似及相互接近。

對此，奧威爾認爲，在這類知識分子中呈現出來的表現，主要有三種惡劣特質：

1.偏執（Obsession）：

奧威爾說，具有民族主義及各類這種傾向的知識分子的言行、思考及著述，幾乎只有他自己的群體的優越性。要他們隱藏其對這種觀念及存在的忠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於這類知識分子，只要對他的小團體或觀念稍有微詞，乃至稱贊了他的對手，他就會立即感到不舒服，感到必須給予堅决的反駁。他所選擇的團體乃至觀念，什麽都好。如國家，其不僅政治品質和軍事力量偉大，而且藝術、文學、體育、語言、人民體格、氣候、風景乃至厨藝都了不起。這類人對此的痴迷甚至到了著魔地步，以爲焚燒對手肖像、旗幟，詛咒等也都有作用。

2.不穩定、易變（Instability）：

雖然民族主義及類似於這種思想感情及傾向的個人及群體的“忠誠感”、“歸屬感”極為強烈，但是正因爲如此，這種忠誠及歸屬感可以因爲有利於這種思想而隨時轉移其運用的方式及對象。例如，在半個世紀前各國的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情懷，不容置辯地讚美和支持的是並非自己祖國的蘇聯；再如斯大林不是俄國人，希特勒不是德國人，拿破侖不是法國人，然而，這三個人却是這三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煽動者、代表者。

奧威爾在這裏描述的這種表現，清晰明確、活靈活現，以至七十八年後的今天，一下子就讓人想到臺灣的臺獨人士。他們痛恨自己的來源地中國，卻絕對化地熱愛及維護日本。其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他們曾經被日本統治教育過之外，更有上述的特點——既然日本是中國的敵人，那麽就一定要肯定日本。

對此，奧威爾特別指出，在歐洲很多法西斯主義者原本就是共産主義者，固執的共産主義者幾天內就會變成固執的托洛斯基分子。其反方向的變化更是隨時可能發生。對這種現象，他認爲，不變的是他們的精神狀况和思維方式，爲了這類目的，其情感及表述內容則是隨時可變的，甚至可以虛構和編造，例如所謂雅利安人種，根本就是一種不曾有的、杜撰出來的人種。

3.漠視現實（Indifference to reality）

奧威爾指出，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到，由於對象不同而對性質相同的事實及其間的相似性視而不見。

民族主義者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還能對它們做到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在民族主義者的思想中，事實可以既是真實的，又是不真實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實或許由於他們對此不能忍受，因而總是被推到一邊，不被允許進入邏輯思考過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納入考慮中，但從來不被承認是事實，就是在自己內心承認也絕對不行。

每一個民族主義者都會作繭自縛，幷深陷“歷史是可以被隨時改變寫法的”這種指導思想及其結果帶來的困擾。

為此，奧威爾說，由於民族主義者們尋求的是壓倒對方，壓倒一切，因此打嘴仗比尋求事實來得容易，而這就使得所有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性質的知識分子的爭論方式及其內容，永遠陷於茶館爭論水準。每人都覺得自己是爭論的得勝者，有人甚至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沉醉於自己幻想中的對權力與征服的迷濛中，與現實完全脫節。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對於在知識分子中，以民族主義這種形式的符號所代表的心態和思維方式，奧威爾認爲其表現形式主要可以分爲三種類型：

1.正面肯定性的（positive）：

這類民族主義是圍繞著一個實體或者觀念，以正面的、肯定性認同爲其主要傾向。如在英國的以英國爲至高無上的新保守主義，以及另一類包括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在內的所謂以凱爾特人爲主體，認爲其高於撒克遜人的凱爾特民族主義，以及高度認同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

2.易體轉意的民族主義（transferred nationalism）：

我所見的中文介紹都把奧威爾的這個術語翻譯成“移情式的民族主義”。估計譯者是受到弗洛伊德創立的著名“移情說”（ übertragungsliebe，英文，Transference-Love）的影響。就我所瞭解，沒有文獻表明奧威爾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受弗洛伊德影響。而就思想的固有傾向及其氣質來說，奧威爾也應該不會受弗洛伊德很大影響，因此如果翻譯成“移情”，不僅勉强而且容易產生誤導。就我的認識以及參照奧威爾此文的德文譯者使用的Übertragener Nationalismus，我認為，不使用以弗洛伊德的思想為基礎的“移‘情’”，而譯成“易體轉意”更容易讓讀者理解奧威爾的原意，即易體及轉爲其它觀念替代所謂“民族主義”那類思想的“易體轉意的民族主義”。

對於具有這類民族主義式的思想及其個人，奧威爾列舉了五種；

1.共產主義、共產黨，2.政治化的天主教主義，3.膚色情感，4.階級情感，5.和平主義。

對於和平主義，奧威爾特別提到：

有一小撮崇尚和平的知識份子實際存在却沒有表露出來的動機是對西方民主體制的仇恨，以及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嚮往。

和平主義者的宣傳，總是暗指另一方都不是好人。他們從來沒有持平而論，幾乎只是和英國與美國對著幹。而二次大戰時的那些英國和法國的反戰派，反對本國的主戰者，却不反對發動戰爭的希特勒納粹，以至最後大部分人甚至投靠了納粹。

3.負面否定性的（negative）:

對於這一類型，奧威爾指的是，以對他們的最高訴求爲標準，絕對性地否定及反對一切對其持有負面乃至否定、反對看法的群體及其觀念。對此他具體列舉了1.仇英——凡是英國支持的就一定是壞的；2.反猶——公開及潛藏的一切罪惡都源於猶太人，這類情緒並沒有因為希特勒的反猶受到徹底審判而消失，相反轉入地下，在西方依然普遍存在；3.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一切都是錯的，奧威爾說，而其實就恪守馬列教條及其智力和道德要求來說，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和斯大林及一般共産黨人沒有任何區別。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在描述了民族主義及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思想及心理特質後，奧威爾進一步揭示說：

一個人只要具有了這種傾向，就會立即喪失對於什麽是思想上的“體面”的認知，他可以任意篡改歷史，否認最確鑿的事實。對此，他具體列舉了五種民族主義及意識形態分子由於這種性質的愛恨，導致他們絕對不可能接受，甚至想也不能想的事實。

1.對於英國托利黨人：這場戰爭結束後，英國的實力和威望將被削弱。

2.對於共產黨人：要是俄國沒有得到英國和美國協助的話，可能已經被德國人打敗了。

3對於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因為英國的保護，愛爾蘭才能保持獨立。

4.對於托派分子：俄國人民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權。

5.對於和平主義者：只有有了其他人可以運用暴力來對抗他們，發動戰爭及施暴的人才會保證放弃暴力。

對此，他繼續針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戰爭的看法，進程的估計等，知識分子犯了遠比民衆多的錯誤，他們更受黨派傾向的支配。“比方說，我曾聽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說美國軍隊來到歐洲不是爲了打德國人，而是鎮壓英國的革命。只有知識份子才會相信這樣的說法，沒有哪個普通人會如此愚蠢。”再如，儘管俄國人節節敗退，甚至數百萬人淪爲俘虜，但是那些共産黨員依然認爲，這場戰爭的每一階段都是俄國的勝利。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在辨析民族主義一詞所代表的心態及思想方式，以及具有這類傾向的群體的時候，奧威爾從始至終强調：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遠遠大於一般民眾。對於這種影響，他在分析其意義、傾向、性質和種類的同時，還不斷地以具體的表現爲例來說明它。對此，奧威爾在這篇不長的文字中最主要、並且反復強調的是：共産主義、共産黨人與政治天主教主義，托洛斯基主義與正統馬列主義、共産黨人的同質性。

1.共產主義、共產黨人與政治化天主教主義：

奧威爾說，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毋庸置疑地說，具有那種民族主義式的性質心態及思想方式的是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人。為此，他還特別在文中強調，在這裡他是在很鬆散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它不僅包括共產黨員而且也包括通常我們所說的“同路人”及那些親俄派。他說，在此處說的共産主義者指的就是那些以蘇聯爲自己的祖國，認爲自己的責任就是爲俄國的政策辯護，幷且要不惜任何代價捍衛俄國的利益的人。顯然，在英國的今天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對於社會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非常巨大。

對於其它的派別，奧威爾說，在當時的英國確實也有其它形式和內容的類似的“民族主義”群體蓬勃發展，但是只要你注意那些看來甚至似乎相互矛盾的思想潮流之間的類似性，你就能把握住它將會展示出什麽內容來。

對於這些不同的派別，奧威爾特別强調，在英國的過去十到二十年，在“民族主義”所代表的這種心理、思想氣質及形式上，和今天的共産主義、共産黨最相對應的就是政治天主教主義。他以一位被他稱爲才華橫溢的作家，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爲例，具體描述了陷於天主教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及作家們的性質及傾向，當然這個描述也適用於共産黨人與其他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分子。

奧威爾說，切斯特頓壓抑了自己的敏銳及思想的誠實。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他所寫的東西都是在不停地重複同樣的內容，即如“偉大屬於以弗所的戴安娜”那類簡單乏味地刻意賣弄小聰明。他寫的每本書，每一段落，每個句子，每一故事事件，每個對話片段，都不得不在他沒有能力把握其對錯的問題上，來展現天主教一定會比新教或基督教範疇中的各種異類基督教派更加優越。

儘管如此，切斯特頓幷不滿足於只在智力及精神層面的優越，他的這種心態讓他一定要把這些轉化到國家聲望和軍事力量上。而這就必然帶來愚蠢地把拉丁國家加以理想化。為此，他愚昧低俗地歌頌法國軍隊，讚美戰爭進程；他寫的讚美戰爭的詩就像和平主義分子的宣傳材料，它們或許是，“在我們的語言中能找到的最低俗的誇誇其談。”

在奧威爾一生的行文中，他幾乎從來不直接使用“粗俗”之類如此强烈的語言來評述對手，但是在談到共産主義和天主教主義的知識分子及作家時，却罕見地直接使用了這類詞彙。他認爲，這類知識分子及作家是一堆性格有缺陷的人——粗俗、愚蠢、惡毒、虛僞。

2.托洛茨基主義與傳統馬列主義

奧威爾說，在鬆散的含義上這個詞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者。在這裏他用它指恪守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斯大林的統治。

對此，奧威爾强調說，有人認爲托洛茨基主義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共産主義更優越。然而，二者是否有很大差別是有疑問的。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來都是共産黨員，它們經歷了左翼化的運動而信奉了托洛茨基主義。爲此，除了那些已經入黨多年成爲習慣性的共産黨分子外，其餘的黨員都隨時可能投身到托洛茨基主義們的懷抱。但是，相反的情況沒有這麼經常頻繁地發生，至於爲什麽，他說，就不清楚了。

對於知識分子的這種表現，奧威爾特別指出說：

偏執狂幷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事實上，沒有哪個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能寫出一本在幾年後仍然值得一讀的書籍，這一事實對我們從事寫作和認識寫作肯定具有除臭作用。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在這篇著述的結尾，奧威爾提出了如何克服和戰勝民族主義式的各類思想，以及個人及團體給社會帶來的問題。

對此奧威爾說，雖然在這篇文章中，關於更深層的民族主義性質的心態及思想産生和傳播的原因，由於題目太大而不能够展開，但是在這裏，我們却足以能談的是——它在知識分子中所産生的那些扭曲圖像及其行爲思想，以及我們是否能够對抗、克服這類傾向。

對於我們能否克服這種傾向，奧威爾說：我們是否有擺脫它的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們能夠與之抗爭，而這正是道德應做的事！

我們首先要去探索真實的自己，發現自己真實的情感，幷爲不可避免的偏見留出餘地。如果你有了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及衝動，你不可能只靠動腦筋，就能擺脫它們。但至少你可以認識到你有這樣的情感，且應該阻止這樣的情感，幷反省及約束精神上的這類判斷。

在政治行動中，衝動是不可避免的，有時甚至是必要的，但這樣的情感衝動，也應當與接受冷靜下來觀看“現實的能力”並存。而要做到這一點，奧威爾再次強調：

需要道德上的努力！

然而就此而言，他認爲在當代英語文學中探討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爭論問題時，顯示出來的却是，我們之中竟然只有很少的人在準備作這種努力。

2023.9.9 德國·埃森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