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面對風起雲湧的廿世紀，五四知識分子中的保守派不惜出言恫嚇，揚言婦女解放運動的後果，必是「男子無業，女子無家」。他們預言進入職場的女人，會搶了男人的飯碗，造成男人的失業，而搶了男人飯碗的女人，則是註定無法結婚成家，終以悲劇收場。而廿一世紀的父權焦慮，已然成功將恫嚇預言轉換為性別標籤，堂而皇之以「剩女」一詞做「女大當婚」的意識形態催逼。

故「剩女」表面上像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適婚女子總數減去已婚女子總數，或適婚女子總數減去適婚男子總數，又像是一道無解的性別議題，糾結在「男人下娶、女人上嫁」的古老婚配邏輯與女性獨立自信、經濟自主的當下現況，更像是一道滾雪球般的社會問題，牽拖著結婚率、離婚率、生育率、高齡化、外來移民越滾越大。

但說穿了所謂的「剩女現象」，也不過就是越來越多的女人更晚進入婚姻或根本不進入婚姻。換個角度思考，「剩女」的真正問題，或許不在於不斷攀升的統計數據或比例，不在於性別結構的變與不變，也不在於動搖國本的茲事體大，而在於「剩」作為一種無法言喻的「時間焦慮」。

更進一步逼問，「剩女」一詞所標示的重大時間焦慮，究竟是發生在被指稱為「剩女」的群體之中，還是發生在不斷指稱「剩女」為「剩女」的父權異性戀婚姻制本身，前者被放大的是女人「適婚年齡」、「生育年齡」的稍縱即逝，而後者則反映了父權異性戀婚姻制度本身內在的危機。到底是女人嫁不不出去？還是異性戀婚姻機制本身出現了極有可能淡出歷史（至少喪失絕對主導權）的式微掙扎？英國的單身人口超過了已婚人口，法國的非婚生子女早超過婚生子女。究竟是不在婚姻制度中的女人，還是婚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剩菜殘羹呢？誰是少數，誰是多數，誰又是正在由少數形成的多數呢？

這樣的文化反思將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徑，不是《敗犬女王》一類的新編羅曼史腳本，不是《大女當嫁》、《盛女愛作戰》的男女配對與形象改造，而是積極迎向當代文化、經濟、科技變動中的新布局、新想像、新連結。例如，以異性戀婚姻為量尺所統計出來的數據：台灣的離婚率亞洲最高，生育率全球最低，適婚年齡女性的未婚比例世界第二高，四十歲女性超過五分之一處於「沒有婚姻」狀態中。面對這些數據，我們究竟是應該感到焦慮還是驕傲？

如果有人在這些數據中讀到的，全然只是婚姻解體、家庭崩毀，國族垂危，那是否也可以另一批人能在同樣的數據中讀到自主性、選擇權、性慾取向、親密關係、伴侶形態、家庭模式的多元變化。同樣的數據，同樣的訊息，若「婚姻制度岌岌可危」是前者的危言聳聽，那「婚姻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階段」便是後者的樂觀其成。

究竟是誰將被淘汰出局？究竟是誰在拉警報？「剩女」不可能靠著文字遊戲的「盛女」而敗部復活，「剩女」也不可能靠著個人的化妝打扮或姊弟戀就找到美好歸宿，「剩女」必須回到其作為意識形態召喚的權力慾望機制去重新設定：「剩女」是一種焦慮，「剩女」更是一種「焦慮轉移」，成功移轉了父權異性戀機制在當代的無效性。那已然無法hold住時代變動、新興家庭形態、性愛關係、甚至生育技術模式的傳統父權異性戀婚姻制度，恐怕才是真正應該擔心害怕，怕一個不小心，就這樣錯過了時代的脈動先機而被「剩了下來」。

那不再神聖不再獨大的「剩侶」。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