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老先生在毛的脅迫下，不得不寫悔過書；然歷經數十年後，再讀他的東西文化要義，卻不得不嘆服他的真知灼見，民初的社會尚未脫離他老先生分析的範圍。就算到了現代，我們在學校中學了一些西方文明造就的學術皮毛，可是入了社會，我們大部分人，果真善用了科學精神嗎？觀看數十年前這一小段亦莊亦諧的評論，亦提供了我再一次省思的機會。

這種一定要求一個客觀共認的確實知識的，便是科學的精神；這種全然蔑視客觀準程規矩，而專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藝術的精神。大約在西方便是藝術也是科學化；而在東方便是科學也是藝術化。大家試去體驗，自不難見，蓋彼此各走一條路，極其所至必致如此。

科學求公例原則，要大家共認證實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貴便在新發明，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逐步前進，當然今勝於古。藝術在乎天才秘巧，是個人獨得的，前人的造詣，後人每覺趕不上，其所貴便在祖傳秘訣，而自然要歎今不如古。既由師弟心傳，結果必分立門戶，學術上總不得建個共認的準則。第一步既沒踏實，第二步何從前進，況且即這點師弟心傳的東西有時還要失傳，今不如古，也是必至的實情了。明白這種學藝術的分途，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實日新月異；東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幾千年不見進步，自無足怪。我們前章中說西方的文物須要看他最新的而說爲今化，東方的文物要求之往古而說爲古化，也就是因爲西方的文明是成就於科學之上，而東方則爲藝術式的成就也。

西方人走上了科學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學的。起首只是自然界的東西，其後種種的人事，上自國家大政，下至社會上瑣碎問題，都有許多許多專門的學問，爲先事的研究。因爲他總要去求客觀公認的知識，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規矩，而絕不聽憑個人的聰明小慧到臨時去瞎碰。所以拿著一副科學方法，一樣一樣地都去組織成了學問。那一門一門學問的名目，中國人從來都不會聽見說過。而在中國是無論大事小事，沒有專講它的科學，凡是讀過四書五經的人，便什麽理財司法都可做得，但憑你個人的心思手腕去對付就是了。雖然書史上邊有許多關於某項事情--例如經濟--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沒有組織的。而且這些思想道理多是爲著應用而發，不談應用的純粹知識，簡直沒有。這句句都帶應用意味的道理，只是術，算不得是學。凡是中國的學問大半是術非學，或說學術不分，離開園藝沒有植物學，離開治病的方書沒有病理學，更沒有什麽生理學解剖學。與西方把學獨立於術之外而有學有術的，全然兩個樣子。雖直接說中國全然沒有學問這樣東西亦無不可，因爲唯有有方法的乃可爲學，雖然不限定必是科學方法而後可爲學問的方法，但是說到方法，就是科學之流風而非藝術的趣味。西方既秉科學的精神，當然産生無數無邊的學問。中國既秉藝術的精神，當然産不出一門一樣的學問來。而這個結果，學固然是不會有，術也同著不得發達，因爲術都是從學産生出來的。生理學、病理學固非直接去治病的方書，而內科書外科書裏治病的法子都根據於他而來。單講治病的法子不講根本的學問，何從講出法子來呢？就是臨床經驗積累些個訣竅道理，無學爲本，也是完全不中用的。中國一切的學術都是這樣單講法子的，其結果恰可借用古語是“不學無術”。既無學術可以準據，所以遇到問題只好取決自己那一時現於心上的見解罷了。從尋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中國政治的尚人治，西方政治的尚法治，雖尚有別的來路，也就可以說是從這裏流演出來的，申言之還是藝術化與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