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15/12/02 17:47:09瀏覽69|回應0|推薦0 | |
引用文章 http://herbertfrommars.pixnet.net/blog/post/306305802-%E5%BE%9E%E5%82%B3%E7%B5%B1%E8%B5%B0%E5%90%91%E9%96%8B%E6%94%BE%E7%9A%84%E8%B2%B4%E6%97%8F%E6%89%98%E7%88%BE%E6%96%AF%E6%B3%B0(%E5%85%AD)
2013/6/23------上者燦爛星空,天國在你心中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六)
托爾斯泰正在簽署,放棄其寫作版權的文件。 (二)史詩命運: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八一年過世,托爾斯泰的《懺悔錄》隔年完成。可能的推論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過世,帶給托爾斯泰脫離危機的領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最後,說列文是「退場人物」,而確實在其接下來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人物,都沒有了貴族角色,「多餘人」正式走入歷史。然後托爾斯泰接下來積極走向人民,一八八二年並實地參與莫斯科的人口調查工作,並多次探訪貧民窟。之後完成〈關於莫斯科人口調查〉,完成《論人口調查期間的救援工作》,經過補充後,成書為《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1.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在《懺悔錄》中,托爾斯泰提及康德(I. Kant)《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無法證明上帝存在而迷惘時;在一八八六年成書的《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卻明白指出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其中的道德學說不應被忽視。此時托爾斯泰,不僅反駁「談論道德」是俗氣與乏味,甚至說「人類也只在做一件事,即為自己闡明自己賴以生存的道德規律」;「闡明道德規律不但是全人類的主要的事,而且還是唯一的事。」
在莫斯科的都市貧窮調查,讓托爾斯泰覺察,都市與農村貧窮的差異。他特別提到︰在農村奢侈,對一個有良心的人是寢食難安的;而在都市,大家卻可以習以為常。比如,在農村,「當你身邊有孩子喝不上牛奶時,而有人卻用牛奶洗澡」、「當身邊有人居住惡劣、沒有木材生火時,而另一些人卻在修建陳列室或花園」,都是令人難堪的。而這一切在城市,卻被視為「本應如此,文明必不可少的條件」。托爾斯泰告訴我們,他是如何連哭帶喊地,對著他一位都市朋友說「不能這樣生活,不能這樣生活!不能!」
托爾斯泰說,他不是用頭腦心靈,而是用整個生命懂得,他過去的貴族奢侈生活就是犯罪。「我不但是罪行的縱容者,而且還是罪行的直接參與者」。只要有多餘的食物,而另一個人完全沒有食物,有兩件衣服,而別人連一件也沒有,「無論世界上一切有學問的人怎樣告訴我,這樣的事是多麼必要,我還是懂得了,這就是犯罪,...。」書中,托爾斯泰嚴詞批判,為這樣制度護衛的政治經濟學、法學、神學與哲學等。
在這樣的「怎麼辦?」自我追問中,托爾斯泰得出了自我勞動,「用自己的雙手去做一切我們能做的事」的結論。托爾斯泰質疑慈善活動與許多學科的虛假,書中並論述黑格爾「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放任了人們的弱點,四體不勤「有教養人」的新辯護教義。他自覺可笑地說,竟然經過那麼多的探索歷程,才達到這「只消開一扇窗」的真理,也就是︰體力勞動,去做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書末,他更提及「所有權是萬惡的根源」時,認為人一旦將身外之物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時,不只是錯誤,也將帶給自己與他人的痛苦。雖然托爾斯泰說著「...因為妻子與兒子永遠不可能像我的身體一樣服從於我的意志,我的真正的私有物仍然只是我的身體。」而這,就像是反面的寓言一樣,當往後托爾斯泰準備要拋棄家產時,他的家人,特別是他太太索菲亞(Sofya)無法服從他的意志時,竟是他後半生痛苦的關鍵所在[1]。
2. 《當代的奴隸制度》
一九○○年的《當代的奴隸制度》,承自《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但主要的寫書緣起,則是他駭然聽聞莫斯科至喀山鐵路上任職的司秤員所說,那裝卸貨物的農民,竟然連續勞動三十六小時。經過他親自訪查,才知這是鐵的事實。托爾斯泰透過這篇文章控訴資本主義制度,是當代的新奴隸制度,比過去的奴隸制更糟糕,「被認為是自由的人們,為了掙得僅夠他們餬口的幾個錢,不得不去從事這樣的勞動。就是在農奴制時代,任何一個最殘酷的奴隸主也未必會迫使自己的奴隸這樣勞動。」
在進入新世紀之初,托爾斯泰清楚指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荒謬。以資本家與工人的平等競爭為例,就像一個被綁住雙手、一個被授與武器,然後兩人「都嚴格遵守同等條件」搏鬥一樣。托爾斯泰同時也譴責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如果讓一個師傅一生只做一種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那是傷害人的寶貴生命,只有自由的勞動分工才符合人性。而農村的勞動則遠比都市的工廠勞動,較為健康多樣,但大結構的經濟現實,卻使人們一再地從鄉村移往城市。托爾斯泰的這些觀點,即使經過一百年後,依然是今天血汗工廠的本質論述。
文中也提及美國廢奴,何以會有南北差異。托爾斯泰認為,北方人要求消滅舊的奴隸制度,是因為在他們知道已經有了新的奴隸制度,而南方人尚未清楚認識。而只要是,違背自己願望,執行別人的意志,就是奴隸制度。托爾斯泰發現︰一種奴役手段,只有當另一種可以替代它時,它才可能被廢除。
此外,對於被當時認為進步的社會主義,托爾斯泰也提出批評。他認為,當勞動分工獲得真正合理改變之後,則物品生產將大為縮小;而社會主義的理想,卻說大家都可享用富裕階級的東西,這是有著明顯的內在矛盾。而他生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談社會主義〉,再次提到社會主義,是一種欺騙與迷信。文中除了延續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外,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則會利用政權的力量,對人使用暴力與奴役。
有組織的暴力就是政府,如何消滅使用暴力的國家,每個人應該怎麼辦?書末,托爾斯泰再次強調道德與宗教的重要,特別是「不以暴力抗惡」的信念。
(三)從道德到天國的在你心中
從一八八四年的《我的信仰》、一八八七年的《人生論》、一八九三年的《天國在你心中》到一九○六年的〈論俄國革命的意義〉。托爾斯泰一方面繼續從,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的結語「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確立他心中的道德信念;另一方面,則是從福音書中,推出不以暴力抗惡、拒絕服兵役,一直到否定政府、國家存在的必要。晚期的托爾斯泰,服從自己良心與上帝律法,「普世天國就在你心中」,批評殖民主義以至希望各民族能夠和睦相處,這不僅不是一位,需要退場的傳統貴族,而是即使至今,依舊回聲不斷的開放貴族之聲。
《我的信仰》首先揭開了,托爾斯泰對傳統宗教信仰的質疑,對當權者與教會進行嚴厲批判,著作因此也開始被查禁。為回應本書的眾多批判與迴響,於是有了後來的《天國在你心中》。而在這之中的《人生論》,更是之前《懺悔錄》的自我解答。《人生論》原本書名是包括生與死,但從書名的變化,可看出此時的托爾斯泰,是「迎著光,向光明前進」。《人生論》是經過十多年精神探索的結晶。在書中,托爾斯泰對生命本質、人類幸福、理性、愛情、痛苦、肉體與靈魂等問題進行深刻論述,並提出了屬於托爾斯泰獨特的生命觀。由於現實的道德困境,加速了托爾斯泰朝向宗教福音書的趨向。
「基督教不是神祕的教義,而是對人生的一種新的理解」,托爾斯泰認為,不只道德律令在你心中,宗教的天國也可以在你心中。《天國在你心中》影響後世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與「良心的拒絕」(conscientious refusal)理念深遠。尤其是一八九四年,透過賈內(Constance Garnett)的英譯本,在南非的甘地(M. Gandhi),閱讀了該書,並與托爾斯泰通信,將「不以暴力抵抗惡人的信條」付諸實際行動,並獲得巨大迴響[2]。
托爾斯泰以《馬太福音》「不要抵抗惡人」信念,說明當時日常生活與真正基督教精神的嚴重落差。特別是以國家之名,強制要求人們服兵役的荒謬,「讓我做出如此可怕的犧牲的國家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是絕對必要的?」書中,托爾斯泰回顧過去教會歷史,認為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I)在公元三一三年頒佈的《米蘭詔書》,是基督教被世俗國家吸收利用之始。從此,基督教不再被迫害,但隨後成立的教會組織,卻與國家政權密切合作。特別是,將暴力合法化的軍隊,成為世俗政府壓迫的工具。同樣地,托爾斯泰也不同意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政權,在他看來,以暴易暴的結果,只會換來另一個暴力政權的循環,他說:「革命的敵人從外部攻擊政府。可是,基督教全然不攻擊政府,它從內部摧毀政府的基礎。」(2006: 204)
書中進一步批評普遍兵役制,將日益增加人民賦稅,國家債務不斷成長。另外,軍備競賽以及對外的殖民主義,讓國家統治者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托爾斯泰質問,這「強制性兵役」是違反基督教精神,但多數人卻為這樣的制度辯護。在〈論俄國革命的意義〉文中,托爾斯泰有關殖民主義的軍備競賽論述,幾乎是準確說明了,後來兩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不管是專制或民主的政府,其災難都是,日益增長的龐大預算,擴充軍備的以鄰為敵,「籠罩著一切民族的那種相互鬥爭、相互恐懼、相互憎恨的憤怒而自私的情緒,...。」他甚至直指,順從這樣鼓吹暴力的政府,其本身就是縱容與罪孽。而根本原因就是「人們忘了上帝」,如果記得上帝律法,那麼就不會將自己隸屬於任何國家,而各民族也才知,如何和睦相處而不是更多的兵戎相見。
在〈論俄國革命的意義〉中,托爾斯泰進一步認為,西歐各國放棄農業比率的不斷上升(英國最甚),是將奴役,從國內輸出到國外的殖民主義。當托爾斯泰說著,俄羅斯不應步這些西歐國家後塵,並總結「不再服從政府、返回農耕生活」時,這位開放貴族,正是為自己新的史詩命運做出回應。只是在當時,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1] 晚年托爾斯泰,為了希望將其文學遺產為所有人開放,三定其「遺囑」。在第一次擬定中,還保留一八八一年以前發表的作品給其家人;但在之後,特別是圖拉州法院裁定有效的「定稿遺囑」裡,其所有的作品都從私有變成「公有」。而也因為這個爭執,讓托爾斯泰最終離家、病逝車站。 [2] 甘地返回印度後,更以此信念,對當時大英帝國強權,進行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而托爾斯泰則在一九一○年九月,收到在南非甘地的「印度人意見報」,回信表示讚許。
|
|
(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