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  Bach Goldberg Variationen

在朱曉玫看來，是凝结了自己65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2014年11月05日 第616期  外灘畫報

专访旅法华人钢琴家朱晓玫：这样的人才能弹好巴赫

文：王奇婷 编辑：鲁毅 摄影：Martin Jehnichen

 朱晓玫这次到上海，特地选了在小厅演出，她说，“因为《哥德堡》这么安静的作品，其实是在教堂里弹的，但没有办法。”（摄影：Martin Jehnichen） 与朱晓玫的电话采访约在某天晚上 7 点。我守着电话等待她从巴黎公寓打给我，但铃声迟迟没有响起。经她国内经纪人张克新转达才知道，她拨了好几次都没拨通，“她给国内打电话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就如同某种考验一般，外界想要联系到朱晓玫，过程往往都曲折而漫长。 张克新最初也一样。2011 年，他在网站上偶然看到一个叫“Zhu Xiao Mei”的钢琴家，一听发现，她演奏巴赫让人惊为天人。那时年过六旬的朱晓玫已在法国乃至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却不为国人所知。 张克新过了很久才与她取得联系。“很多年来她都不用电脑，刚刚学会查邮件，且不会回复。至于手机，那更是对她来讲太现代了，她从不曾拥有过一部。”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联系她的方法只有打家里座机，但该座机经常处于留言状态。如果她在练琴，再重要的电话，她也要在练琴后听了留言再说。” 就是这样一位只在墙外开花、几十年来低调至极的“钢琴隐士”，最近突然在国内火了起来。她的生平事迹传遍网络，在古典乐迷中掀起一阵波澜。

11 月，朱晓玫即将在中国内地展开巡演，演绎陪伴了她三十年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是她 60 年来首次回国为中国观众演奏，也正因如此，她的音乐会“未演先热”，几乎每个城市刚一开票就售罄。 那天晚上，经过漫长的等待，我试着回拨了她巴黎住所的电话，才终于听到电话那头朱晓玫那低沉粗哑的声音——这声音在我早先观看她的视频采访时就已打动过我——那种温和、谦卑的口吻，透着出世的沉静，让我心生“这样的人才能弹好巴赫”的感慨。 问及如何看待她在国内“迟到的名声”，她带着几乎过分的谦虚说道，“我的名声纯粹是媒体给捧出来的。我谈不上有名声，我根本还是个没有名的人。” “但这次来上海演出，意义和其他地方大不一样。”她说，“我的家乡在这里。回到这里让我想起我妈妈——你也知道上海人的家乡观念多么强，她四十年、五十年天天想回上海，最后也没有机会。我觉得这次回来是还了她的一个愿。” 人生如一曲哥德堡 朱晓玫 30 岁走出国门，40 岁才拥有事业第一春。而她的青春，和那个时代许多人一样，被交付在一场虚妄中。

1949 年 9 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晓玫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艺术家庭（这在当时意味着“出身不好”，这个词在青年朱晓玫的心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第二年，她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她三岁时，家里搬来一台 Robinson 牌钢琴。母亲为她弹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成为她最早的音乐启蒙。 朱晓玫 11 岁就考上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潘一鸣教授。但不久，她的学业因“文革”爆发而中断，被送到河北张家口地区接受了五年“上山下乡再教育”。 在她的英文版自传“The Secret Piano——From Mao’s Labor Camps to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中，她分 30 个章节，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曲“哥德堡”，用一半的篇幅写了自己出国前的生活。她一次又一次直面自己是如何在整个时代的癫狂中逐渐变得麻木。这些描写如今看来刺眼，却诚实得近乎赤裸，读来让人心痛。当时频繁的公开“自我批评”对朱晓玫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导致她现在每次演出时，一方面对观众充满感恩，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值得看，由此担心他们只为批判和挑刺而来。幸好，是对音乐本身的信念让她坚持到最后。 1979 年，著名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那部著名纪录片《从毛到莫扎特》给了朱晓玫去美国深造的决心，那时她正好 30 岁。在美国拿到钢琴演奏硕士后，朱晓玫于 1985 年赴巴黎发展，定居至今。目前她任教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 刚到国外那段时间，她几乎什么苦都吃过，餐厅刷盘子，做服务生，寄人篱下，入不敷出……但只要坐到钢琴前，她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其间的“传奇”故事也广为流传。例如，她有阵子住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女长笛手的家里，以帮助照看房子来换取食宿。她可以使用钢琴，但条件是每当听到车库门响，练琴立即停止。后来长笛手偶然中看到朱晓玫的成绩单，问她能不能弹些曲子给她听，最后大吃一惊——惊叹家里竟然住着这么一个钢琴家。 朱晓玫本人可能不会喜欢对她的生平如此平铺直叙。虽然这些都能在她的传记中读到（她用法文撰写，后被翻译成英语，尚无中译本），但用她的话说，那是“被逼无奈”写的。当时出版社对她说，你不写我们就帮你写，但这样你就没法控制了。她差点为这事闹到法庭上，最后律师告诉她：“他们有权利写他们想写的东西，你最好还是自己来主持这本书。” “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讲我自己的一生。我其实是个没有受苦的，或者说苦受得不大的人。”朱晓玫说，“我这一代，人人都有一本书。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来讲。” 她一直记得小时候父亲对她说的话：当我们死后，不应该在世上留有痕迹，就像有句话所说，“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但另一方面，她说，“我有幸在东西方三个国家生活。我从中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在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我也能演奏巴赫。”因此，她希望人们在了解她的生平后，“能够产生去听，并且重复聆听巴赫的兴趣。”而这 30 个人生篇章，加上首位两个《咏叹调》（Aria）从结尾又回到最初，“就像生命自身的轮回。”

1970 年冬，朱晓玫和李小平在 4619 部队接受再教育时，在沙岭子果园旁小山上合影留念 朱晓玫几乎什么苦都吃过，餐厅刷盘子，做服务生，寄人篱下，入不敷出……但只要坐到钢琴前，她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巴赫的信徒 有人把朱晓玫与加拿大钢琴家格兰·古尔德（Glenn Gould）并称为演绎巴赫的“双峰”——两人的《哥德堡变奏曲》版本也都各有自己的拥趸。而对朱晓玫来说，巴赫就是她生命中的一座高峰。她日复一日，常年累月地弹，就像一种修炼。朱晓玫告诉我，有人想让她录巴赫钢琴作品全集，“我这一生大概完不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也没有新的作曲家和曲目想要挑战。” 作家马慧元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古尔德躲在“子宫般宁静”的录音室里，把自己关在孤寂之中，让我们相信只有那样的环境才能录出境界超等的巴赫；而身为中国人，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钢琴学习曾遭受过毁灭性打击的朱晓玫，哪有如此奢侈的条件？她长年面对的是忽视和孤独，要修炼到那种境界，背后该有多少付出？ 也许是因为，朱晓玫真正成为了巴赫虔诚的信徒，修得内心纯净，不掺一丝杂质，这与国内当下浮躁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当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素面朝天，风尘仆仆的朱晓玫，会觉得她不属于这个时代。 反过来，是巴赫给了她最丰富的精神滋养。在张家口劳改营时期，也是巴赫陪伴她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那时，在不允许演奏西洋乐器的情况下，朱晓玫竟然把家里那台钢琴偷偷运了过去，谎称为排练“样板戏”所用。因琴谱稀缺，她手抄了一本巴赫《十二平均律》。在寒冷的冬夜，她从平均律中挑出最复杂的五声部赋格练习，将声部与织体理顺，“这种训练能让手指暖和起来”。 而第一次接触《哥德堡变奏曲》，是在波士顿房东的家中。她从钢琴上厚厚一叠琴谱中发现了它。 “哥德堡”其实是一个键琴演奏家的名字。1741-1742 年间，俄国驻德国德累斯顿大使患上失眠症，委托哥德堡找巴赫写一些曲子，好在失眠时供哥德堡弹奏，以消磨长夜。“那时的巴赫绝不会想到该作品在他身后会产生如此影响。”朱晓玫说。 她试着将它弹奏出来，30 个变奏后，她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弹完最后的《咏叹调》，她完全没发现房东已经在她身边聆听良久了。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这首曲子。 这是巴赫晚期的一部羽管键琴作品，也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恢弘的一首变奏曲。朱晓玫也说，“它的难点在于如何把它的结构架起来，而且每个变奏的个性都很强。” 她如此形容演奏时的心境，“第一变奏给我力量；弹到幽默的第十个变奏我总是会心一笑；第十三变奏带给我的平静，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我会跟着它一起唱；第二十四变奏的波洛涅兹节奏让我起舞；到了十五和二十四变奏，我总是陷入冥想，这是三个仅有的小调变奏中的其中两个，它们让我流泪。” “到了最后第三十变奏，那著名的集腋曲（Quodlibet），这是对神明荣耀的吟唱。

我弹的次数越多，就越被它感动。” 朱晓玫第一次接触《哥德堡变奏曲》，是在波士顿房东的家中。她从钢琴上厚厚一沓琴谱中发现了它。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这首曲子（摄影：Martin Jehnichen） 巴赫如水，给人一种安静的乐 1990 年，朱晓玫在巴黎 Saint Julien le Pauvre 教堂开了一场公开音乐会，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全场座无虚席。这是她作为钢琴家首次公开且成功的演出。那年她正好40岁。 同年，一家唱片公司为她灌录了 CD。起初，她想到父亲的话，“不要在世上留下痕迹”，还有些犹豫。最后她说服自己“留下这件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迄今，朱晓玫已在全世界各地演绎了 200 多场《哥德堡变奏曲》，“每一遍都不太一样”。有人留意到，和过去相比，她现在的弹奏速度似乎放慢了一些。是否更像在与巴赫对话了？朱晓玫说，她只是“更加自由了”，“重复练习，到了一种自由的程度。因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朱晓玫说话旁征博引，尤其偏爱老子的道家学说。她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以弥补被蹉跎了的青春。

 定居巴黎二十多年，朱晓玫发现巴黎和上海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林语堂也说过，法国和中国这两个民族很像——就像德国和日本也有某种共同点。其中一个最大的相似点是幽默感。对我来说，中国人和法国人都很喜欢‘乐’，都尊重生活的乐趣。” 而巴黎这座城市为她追求生活和艺术的趣味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她住在巴黎六区，每天下楼散步，周遭的艺术气息是在美国和中国得不到的。“我在美国时的弹法和现在不一样。巴黎确实是艺术之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教我怎么去追求高级趣味。” 如此想来，朱晓玫当时顶着压力离开祖国，在欧洲觅得一方净土，潜心于艺术，几十年后如一枚琥珀般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这又是谁人之幸？ “与同时代人相比，我是幸运者。我不能忘记这一代人的苦。”朱晓玫说，“上海在文革时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地方，包括我音乐界的老前辈李翠珍、顾圣婴。这次来上海演出，我不能不说，也不能不想到她们。” 而尤其可贵的是，她把一种经历了苦后得来的乐——一种安静的乐，通过音乐一起传递给了别人。 朱晓玫这次到上海，特地选了在小厅演出，“因为《哥德堡》这么安静的作品，其实是在教堂里弹的，但没有办法。” 她希望观众也能安静一个钟头，随着音乐走。也没必要带着谱读，“有时候跟不了了，也不要勉强去跟。 就是要放松，就像在教堂、寺庙，或者在大自然面前，大海面前，安安静静坐一个小时就好了。” 她说，因为巴赫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非常自然。但“自然”二字，意蕴深厚，一言难尽。但用老子的哲学解释，就说得通了。 “老子很推崇 ‘水’， 巴赫的音乐就像流水。它不是强烈的，竞争性的，但它有巨大的力量，能使人安静，找到平衡，从中找到一种乐——这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安静的快乐。”她说，“这个就是老子所谓的 ‘不去争’。安静的东西不代表弱，相反它是最有力的。” 这也是朱晓玫自己的人生信条。一生极简，低调安静，在音乐中传达力量。“有时候还是做不到，不能安静地对待一切变故。但我试着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