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龍教授能夠珍惜讀者DonDon在本部落格所引的方勵之與余英時教授的文章：〈六十年來大陸人文學界一片荒涼〉，看來他是一個有心人。
我舉兩個例子，就能把余文中的問題明朗化了。
（1） 孔子作《春秋》，而《春秋》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這可看出孔子作《春秋》，目的是防止「邪說暴行有作」，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說：「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不是說子夏這批學生的程度差，而是孔子作《春秋》是「完美」的，令學生不能撰「論贊之辭」，《春秋》能為後世法，它是一部偉大的著作。
（2） 宋朝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他是為宋朝皇帝寫歷史教科書，把歷朝的政治得失，告訴統治者，使他引以為鑑；這是替當權統治者服務，所以《資治通鑑》一點也不偉大。當然，司馬光很用心選史料撰《資治通鑑》，而且評論有獨到之處，這是一部有價值的書，但不偉大。
毛澤東就是一個優秀的史學家，他在1949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他的史學高明，能活學活用，打敗了國民黨，這一點，似乎尚沒有現代的史學家注意到；蔣中正總統，失敗逃到台灣去了以後，有作檢討，他對屬下陳立夫、陳誠等人說：「我們的失敗，就是書唸得太少。」蔣公這兩句話，是程光裕教授多次親口告訴我的。
由於毛澤東是一名大史學家，他對歷史上的權謀與得失很有研究，當季辛吉在70年代拜訪毛時，看到他在讀一大推線裝書，很佩服他的學問，其實，毛是在古書裡找對付季辛吉和美國的計策。
先誼父大人牟潤孫教授在〈論清代史學衰退的原因〉說：「導致清代史學的衰落雖起於康熙之禁止人寫明史，而到了雍正、乾隆則演變為皇帝既不許人記當代之史，又將著前代史的工作全部有官家拿過來，所修之史，由皇帝自己加上御批，成為史論最高權威標準；在此形式之下，哪裡還有著前代史的自由？如何能產生有價值的史書？」牟教授在文章裡說的是前朝的乾隆，他何嘗不是在說當代的毛澤東？在《海遺雜著》裡有多篇文章，牟教授表面上是講清朝或晉朝，實際上是在講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代的政治。乾隆和毛澤東都是大史學家，他們哪裡能容得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史學家？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史學家，都只能替政治服務，這不是說他們不高明，其實，他們特別對明朝與清朝的歷史，研究的很深入，可是研究的成果，卻是為政治服務。
余教授深受陳寅恪的影響，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六十年來大陸人文學界一片荒涼」，這是對的；龍教授雖然一再聲明：她這部書寫的是「小人物」，而不是統治階級的「大人物」，但是「小人物」中的「知識人」、「歷史學家」，因為不能夠發揮正常的功能，對國際、對社會、對人民，反而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一點希望龍教授在《大江大海1949》的第二版中， 能夠注意到。
嵇義達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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