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連三爆發教授涉貪醜聞，從評選會收賄、報假發票、詐取學生的獎助金等，從南到北遍地開花，讓人驚訝高等學府裡頭，竟然藏汙納垢至此！

現在居然還有「賣學位」事件，連課都不必上，也不必到學校，學位就可輕鬆到手。學生被當人頭，詐取教育部補助的學雜費，不必上課就有成績，老師不必授課也有鐘點費可領。這樣的學術詐騙居然可以有恃無恐，而且行之有年，可見應該是龐大的共犯結構，才辦得到。

很簡單的道理，大學畢業要有一百多個學分，若沒有幾十位老師大家講好，豈有可能擠出一張畢業成績單？因此，若順藤摸瓜追查下去，恐怕一大串的老師、行政人員，都難脫干係。

大學淪落至此，據稱是因少子化的衝擊，為紓解財務困境而廣開推廣教育學程。果真如此，就更值得警惕了。人若沒飯吃，就會去偷去搶。大學若也無所不用其極至此，教育部就應該有所作為，以免繼續為害社會。

十多名教授涉嫌不實報銷案，被檢方以貪汙等罪名起訴；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及教育部長蔣偉寧為此聯名聲明，表達憂慮與呼籲。雙方看似針鋒相對，壁壘分明。

然而，迄至目前，我們卻看不出雙方有何根本差異。朱翁蔣三長亦主張法辦貪汙，但不可造成冤錯；法務部則稱已經區別輕重，網開一面，但貪汙仍應法辦。然而，如今形成的社會印象卻是：三長只知護短，檢方則濫訴無辜，這些恐皆未必是如今事態的真相與全貌。

三長的公開聲明，開宗明義即舉出「兩種類型」的比較，茲稱之為甲類型與乙類型。甲類型：「如果教授以假發票報領經費拿進口袋，或是用此經費購買與研究無關的私人物品（如名牌包、家用電冰箱等），我們認為絕對要依法究辦，不應寬貸。」

乙類型：「但是，假如以假發票報帳購買另一項研究器材（例如用三個碳粉匣的發票實購一個電腦螢幕），也沒有一毛錢進私人口袋，那麼畢竟不是貪汙治罪條例所該適用的對象。」

準此，三長表示：「假發票案的類型不同，我們對不同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其實，檢方在過濾相關案件時，似乎亦持同一立場：倘公款未入私囊，視情節輕重，或不起訴，或訴以偽造文書（乙類型）；另對類如買Ａ報Ｂ的情節，亦從輕處理；但若與廠商勾串以低價高報，而將「預放款」（回扣）留為私用者，即不寬貸（此可謂為丙類型）；至於利用職務詐取公款納入私囊就是貪汙，沒有模糊空間（甲類型）；另外，還有居絕對多數的「丁類型」，早經檢方過濾掉了，以不起訴或請回結案。倘若此即檢方的辦案準則，豈不也是「案件類型不同，我們對不同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因此，就我們看來，三長及法部之間若有爭執，亦僅在「毋枉毋縱」四字而已。只是，各自站在職司不同的立場，三長可能較重「毋枉」，但法部可能較重「毋縱」。此皆人情事理之自然，不足為怪。

這場爭論，有一個不可移變的中心準則，即是在現行法律下，倘將公立大學教授視為公務職位，則其人若將公款納入私囊，即可能被以貪汙罪訴究；因此，三長也認為在公立大學教授的法律責任中，亦有「甲類型」存在，「絕對要依法究辦，不應寬貸」。此或即是法務部所稱的「沒有模糊空間」。只要雙方皆站在這個中心準則上，這場辯論的核心是非已可解決大半。

國人關切的是：檢方不宜將灰色地帶的「乙類型」、「丁類型」，辦成貪汙罪；三長亦不宜為「甲類型」、「丙類型」說項。

接下來可以一談的是，此事雖牽涉人數不少，但畢竟仍屬個案，不宜將之與「教育界／學術界／教授界」的全稱命題相提並論；畢竟，糾辦不法，不能視為與全體「教育界」為難。再者，亦不宜將涉案者的案情（如果是甲類型），與其是否為「研究傑出卓越者」混為一談；畢竟，即使是「傑出卓越的總統」，若涉貪汙，亦當法辦，教授又豈能免責？

然而，若說事態發展迄今，已有「制度共業」的意味，亦非全無道理。一開始，校園漸漸出現了便宜行事的「乙類型」、「丁類型」，然後就慢慢演變出監守自盜的「甲類型」，甚至惡化成教商勾結的「丙類型」。此種「制度共業」的形成，一方面是因涉案者的僥倖心理，另一方面亦因問責規範的失能；因而，這次檢方的動作，其實只是還原了原本早已應當運行的問責體制，可視為挽救「校園共業」的一個遲到的契機。

如今，三長要為「乙類型」、「丁類型」發言，亦不願社會誤解其是在為「甲類型」或「丙類型」撐腰。相對而言，倘若檢方真將「乙類型」、「丁類型」辦了貪汙案，即是亂了分寸，自失立場。所以，三長及檢方，與全體國人，已可在本案找到一個明確的共識，那就是：「案件的類型不同，我們對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我們相信，若能把四種類型區別清楚，非但不會「重挫學術界士氣」，反更將激濁揚清，清新校園，提升學術界的尊嚴與榮譽。

學術界曾經是我追求嚮往的世界，在小小的年紀裡我曾立定志願當一位大學教授。在離夢想愈來愈接近的時候，我卻也從小女孩純真的夢中醒來，因為我看到的不是學術崇高的殿堂，而是不亞於政治圈的醜陋世界。

某國立大學教授被踢爆以學生當人頭詐領研究費達一百多萬，更證實筆者所聞所見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心痛的是，很多人對這現象習以為常，因為如那位被舉發的教授所言：「大家都這麼做」。

國科會每年提撥龐大經費獎助各種重要的學術研究，但大筆資金是否得到最有效且正當的使用，可能是國科會不該漠視的問題。

外甥女就讀某國立大學法律研究所，擔任助理期間，指導教授要求她收集發票，以便報帳核銷國科會的經費。她備感困擾，認為這是知法犯法，更何況她也不知去那兒弄到發票。事後學長指點她，可以到那些長期與他們配合開假發票的商家，學長並且告訴她這是極為普遍的事，要她不必少見多怪。無獨有偶，姪子在另一所國立大學念工科研究所，擔任助理時也碰到相同情況。

近日陪外子到一商家買電腦，負責人竟毫無顧忌的提醒外子「消化」經費的管道。他說很多教授為避免年度結算時經費沒用完，會設法出清這些經費，舉凡電視、手機、相機等各種五花八門的東西，商家都可以配合代購以便核銷經費。也許他深信我們會接受他的建議，把今年剩餘的二十萬元經費為家裡「添購設備」，因此他毫不掩飾的把我們視為圈內人。

步出商家，我的心沉到谷底，但我更納悶的是，那些優秀的教授們如何向小孩解釋家裡那台大螢幕液晶電視的來源？或者他們也像某些政治人物一樣，冠冕堂皇又無奈的說這是歷史共業？上至前第一家庭，下至大學教授，都為了某種歷史共業努力的收集發票與人頭？不管什麼說辭，這樣的心態與行為勢必已深深的影響了下一代的價值觀，包括我的姪子與外甥女。

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優秀的研究人員兢兢業業的善用每一筆經費，所以我衷心的希望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這些都只是例外，但太多的例外讓人不得不懷疑這已是學術界的醬缸文化。對於不正當使用經費者固然該予以譴責，但那些獨善其身，對於這種現象視而不見或甚至默許的學者，在你們埋頭製造論文時，是否也該為自己這種知識分子的冷漠感到愧疚？

如果國務機要費案及貪汙文化令我們深惡痛絕，也許我們更不該漠視的是學術界的國務機要費現象，它的影響可能更深更遠，因為這些學術界的菁英，正在培育一群菁英的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