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甚麼角度,用甚麼標準,來決定我們的好惡,從而可以臆斷「我認為正確的就是正確的」?
面對有疑義爭執的議題,我們最常講的便是:「讓歷史來裁定」。但這句話成立的前提是:寫歷史的人,得乖乖記下事實。
但這不總是現實。如果是有意識的湮滅變造也就罷了;更常讓人混淆的是:我們自以為自己寫的是事實──但採擇篩選時常有意無意地略過了「不合史觀」的部分,從而不自覺地扮演了「為賢者諱」的幫兇。
潘邦正學長的大作《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裡,便載有許多使人驚詫的史實──這些,都差點在海峽二岸「為賢者諱」的粉飾下被湮沒了。
像看起來凜然最不可侵犯的孫中山。
我彙整了之前一些對孫的認知,與潘先生《新戰國時代》的說法,希望能為「破除個人崇拜」獻些芻蕘。
孫中山 / 孫逸仙 / 孫日新 / 孫大砲 / 孫文 / 國父 /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
潘邦正先生說:
孫文是一個矛盾又善變的領導者,從他早期「親日」到晚年「聯俄」,他的180度的政策轉移,就可發現其「機會主義個性」的特點。關於孫文的「聯俄聯共」政策,中國國民黨多數學者解釋為是孫文的「階段性暫時政策」。但是如何解釋下列問題?
1. 孫文臨終前,圍繞其身邊忠實追隨者如宋慶齡、汪精衛、陳友仁、宋 子文、孫科等人,皆為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當時這些成員強力排斥「右派人士」;事實上,國民黨改組後,已成為共產國際在華附庸組織;直至1925年7月15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決定與中國共產黨決裂,才開始「向右轉」,並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
2. 宋慶齡一生堅持執行孫文的「聯俄聯共」政策,她並具有共產國際祕密黨員及中國共產黨雙重身分,在政治舞臺上多次扮演關鍵角色。宋慶齡逝世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名譽主席。宋慶齡時常大罵蔣中正等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違背孫文路線。宋慶齡堅持「聯 俄聯共」是代表她自己?還是代表孫文?
3. 「聯俄聯共」期間……蘇聯前後除給與孫文巨額經費與軍事裝備外,總計派遣250位龐大軍事專家團隊負責訓練及指揮國共兩黨軍隊。共產國際欽差大 臣鮑羅廷在廣東掌控國民黨軍隊與黃埔軍校,李德在中央蘇區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階層的成員之一,掌握中共槍桿,南方勢力 (按:無論國共) 基本上為蘇聯所控;孫文是為蘇聯建立了一個「中國親蘇聯政府的傀儡政權」。
……國民黨尊稱孫文為「國父」,將孫文畫像置於所有政府機關及各 大、中、小學……共產黨亦尊稱孫文為「革命先行者」;並將孫文畫像立於天安門樓。這種矛盾現象竟然長存百年,無人質疑,實在嘆為觀止。(引文終)
「一個矛盾又善變的領導者」?或許有人會辯說:但至少他愛國,他大公無私,他跟其他軍閥其他獨裁者有根本的不同。
是耶?非耶?以下幾則史事,留待有心人評說:
1912年,孫中山答覆日本黑龍會時說:「當此次舉事之際,曾希望將滿洲委於日本做為補償……時至今日業已喪失時機。」
1913年2月,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中國首次舉行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由於《臨時約法》採內閣制以制衡總統權力,依其精神當由時任國民黨理事長的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國會召開前夕,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坊間傳言是「被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派人刺死於上海」。
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文於事發後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回國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革命元勛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討袁失敗後,孫成立中華革命黨,黨員必須宣誓無條件服從領袖,「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還必須在誓約上按指模。黃興對此的評論是:「……不平等……太侮辱人了!」
1914與1915年,孫二度寫信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信中寫到:如果日本政府支持革命,「中國……將為日本工商業開放全中國之市場……並使日本得以獨佔中國商業領域。」
1915年,孫致函日本外務省,要求支援自己革命,並承諾:「在中國建立新政府時,日本對中國提出之一切要求,將由新政府承認為業經確定並具有約束力量。」他並認為袁世凱的國恥不評等條約──日中《二十一條》是可以接受的。這封信後來被日本政府披露給媒體,表示不平等的條約並非日本單方面的要求,而是由中國的「有識之士」主動提出的。
1916年,在日本佔領軍的保護下,孫中山派居正在山東濰縣成立「東北軍」倒袁,蔣介石還當過這支部隊的參謀長。極盛時還有日本飛機助戰,進攻濟南。
1917年,孫自任「大元帥」,另組政府,勸誘海軍艦隊叛變,鼓動約五分之一的國會議員南下,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在廣州組成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這是現代中國武力割據的開始。
1919年10月孫文改組中華革命黨,擴大吸收黨員,成立中國國民黨。不僅成立政黨,並且自立政府,繼而成立軍隊。
1921年4月「非常國會」於在廣州開會,取消護法軍政府,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又稱廣州政府,公布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推選孫文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意思是其總統職權的來源是非正統的。
當然,以上每則史事都可以被反駁,都可以被闡釋為「偉人用心良苦不得不爾」。
但潘先生只就事實評論:
廣州政府的形成造成中國出現「一國兩府」或「兩國並立」模式,助長了後來各地的仿效,紛紛立國,使中國陷入歷史上未曾出現的「大戰國時代」,致 1921~1949年中國大地出現了二十多種各式政權。1925年3月12日孫文逝世於北京,汪精衛於7月1日改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當時之中國南北兩個政府,數群軍閥,黨內鬥爭,列強干政,戰爭待發。孫文絕不會想到他的革命期望拯救全國人民於水火,卻引發烽煙四起,內戰不熄;短短三十年內,錦繡河山成為戰場,京都名城堆為墳地,使民初「共和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引文終)
所以……我們國父,除了「首倡革命」外,還「首倡割據」,還「獨裁」又「漢奸」?
舊的神明看來岌岌可危,但可慨歎的是:我們又不斷造出新神──還在「民主新時代」的帽子下造神。
聖人指揮官封存三十年的合約,可以見天日了嗎?聖女總統的封存三十年的論文,也可以見天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