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工作一沾，在對岸的「記錄」，都是天長地久的。
即使我還擔任過「鳳凰衛視」主管，都還曾經被罵過傾向對岸，01年後只擔任媒體管理不再到第一線，09年後更已經沒有直接待在媒體。
即使如此，我在念中央美院博士班時，都知道自己宿舍電話依然被掛監聽，行動來往有誰，宿舍舍監都會紀錄登記。
幾位交往甚至單純且遠到如大陸體委會的好友，後來也都曾被「電話詢問」。
這些都是一些杯弓蛇影的「尾隨」，倒也沒有任何具體不便或惡意侵擾！
直到去年，我在北京辦三年多次簽證時，雖透過朋友關係幫忙快速取件，也沒有阻攔意外，但在最後取件時，承辦年輕小公安們看到一張附件小單子，他們彼此意味深長的對看一眼，其實還是透露了多年之後，我們這種永恆難脫的「記者」痕跡！


我們自己當記者的，總以為這是一項何其神聖的「知的權利」的代言與工作。
但在中外近代史上，記者、商人、演藝人員往往都和外交情治人們一樣，必要時會「抉擇」或「擔負」起一些特殊的角色任務。
我從不認為，台灣媒體駐點於大陸的記者，遭遇有著何等的更為艱辛。
每個人生涯順流逆流，誰在大陸拼生活，不是吃盡苦頭。差別只是，每個人各自有沒有「覺察力」與「應變力」而已！
政治制度中具備著「機制」與「人性」的交錯複雜，大陸當今威權監控的結構，若從歷史觀點並非獨有，說起當年台灣戒嚴時「白色恐怖」下警總的手段也差不多吧！
差別只是如今科技監聽與定位判讀更強大，不會無聊的風吹草動而已。
而記者繼續批判沒有採訪自由，也是記者的天職！查者自查、批者自批，也才是世局與生涯的實況。


事實上，大陸的台灣記者們，每個人的「私下交往」也難以判斷。
記者同業間的往來，除了採訪場合，就是偶爾的吃飯碰面，每個人也都只是拿出「一小段時光的部分性格之一」的形象來彼此相處。各自的「情感、財務、人脈」，全然毫無所悉！
有時候，剛來一個菜嫩的小女生從台灣過來駐點，沒幾天就聽說某某台商會長、某某大陸官員出面為她辦桌「接風」！人脈如此有力，一時之間，也會引起同業側目。
但記者工作「人脈相對複雜」是真，跑新聞的成功指標之一，也就是能有三教九流的視角與線索。
但往往有許多「一時好心」的記者，例如幫好朋友「背書」，而不慎惹得「財破人傷」者，無論此岸彼岸的慘烈者都甚多。


郭玫蘭這起事件，自有後續司法追查，認識她的記者好友們擔憂憤慨，也是難免。
但更重要的，是讓兩岸走跳的人們，尤其記者們更當引以為戒！
台灣記者們，在台灣自由的媒體環境中，養成的「自我放大」與「價值縱容」，走出台灣或走入對岸，總會以為，台灣那樣才是「普世應然的媒體標準」。
此外，郭玫蘭這次，是被台灣自家調查員檢舉！
聽多了這種「被自己人倒打一耙」的例子，才是最大的唏噓呢！
但這就不只有記者或「媒體工作」的風險專利，什麼生涯工作就算你出家修行、追隨真神，團體內都不要免遭遇背叛或扯後腿。
我自己與無數年長閱歷些的各領域朋友，誰不是都各有悲壯歷程肚裡吞著呢！
郭玫蘭的遭遇與事件，身為媒體同業、兩岸同歷，當有所保留，支持她獲得公正的調查與審判！
但整起事件更重要的，是引以為誡！兩岸之間至今「和平是虛、雙贏是假」 ，身處其中的兩岸記者縱使正面樂觀，仍不能拿自己的安危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