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文學本身是一種抵抗，請不要誤解成我夢想革命文學的復興。文學可以書寫革命，就像它可以書寫不革命；它從原則上說來不為誰服務，雖然它也常常不得不或明或暗地，為某些當權的意識形態或理念服務；文學在我看來，是語言、文化、歷史、社會、個人記憶和經歷等的多部合聲，一種透過文字而間接呈現的多重感官經驗。那它要抵抗什麼？抵抗立足點的單一化，抵抗世界與人生在強勢論述或風潮下漸趨雷同而不自覺，抵抗隱而不顯的存在等於不存在，只能被動接受被消滅的命運。 　　

　　華文文學的抵抗，在國家文學間的競賽場上，已經歷經了一百多年，翻譯始終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從取道日本、引進西方文學，重塑「文學」此一概念指涉的意義開始，現代華文文學歷經學習模仿、奪胎換骨之漫長過程，以求殺出一條或有益於社會改革、或能「被看見」的血路。當代華文文學作者的「西方情結」其實一脈相承，「西方」始終介於崇拜對象與假想敵之間。想藉作品西譯躋身世界文學共和國的星光大道，或反證自身金光閃閃的獨特性，首先會遇到的現實瓶頸，是國家文學間立足點的不平等。 　　

　　位於強國文學邊緣之外語文學之邊緣的台灣文學，想必頗能體會這國家文學強弱關係的個中三昧。在世界文學的舞台上，若不想依附隨政經力量崛起的中國文學而成為其下的區域文學代表，若非想方設法提出本身的特殊性，就是嘗試去中心化，放大華文文學版圖。就我聽來，台灣本土論述近年來已趨於穩定：歷史殊軌、多元族群文化、海洋國家觀，都是在國家文學交流平台上常會迸現的論點，下掛一串代表作者，國家補助曾是密集押注其上的。我每聽著讓人不禁要為文學的一縷幽魂捏把冷汗的說法，心裡總暗自祈禱作家們散戲後猶原是「一粒銅豌豆」。至於結合英美學界論述，隨概念從上往下罩的華文文學，在世界圖譜和歷史上佔有的特殊位置，從創作者的眼裡看來，總有背景變主角的可疑及弔詭之處。 　　
　　
　　不過，目前最夯的華文文學外銷方式，乃是與英美書市同聲唱和的商業路線。在這種交流平台上，「故事性」和「議題性」取代了上述的「國族性」、「歷史性」和「地域特殊性」，成為最符合當代全球化潮流的蘋果級論述，也無怪乎類型文學會是最理想的文學外銷產品。我對新嘗試總是樂見其成的，也覺得故事與文學不應繼續敵對（這說來話長），而文學作品若能藉由這種作法遇見域外讀者，也可喜可賀。然而對華文文學作品統一譯成英語，再推介到歐語國家的便利模式，我則有所保留。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只有故事和情節最重要，那麼譯成最通行的語言，也很合理嘛！ 試想經英美語系內含的（文學）價值觀淘選過的作品，再加上翻譯過程中不時會發生的文學語言稀釋與轉化，就是華文文學外銷的未來願景，你若覺得很美，我則加倍覺得驚悚。 　　

　　簡而言之，當今文學及書市看似處處崩壞，就一向屈居邊緣的華文文學來說，亂世中外銷已不僅牽涉到分享西方文化資本、外譯再轉內銷的問題，它的籌碼已變大，像加入全球股市戰局那般，得預測指數，進而操縱文學走向。作為一個可能有點傳統也不太機伶的文學人，我總不信文學會自己走上末路，它是隨著人而變化的：末路走到底，再開一條新的就好，文學本身總有不服從人間既定秩序，另起新格的力量，何必屈服於種種逼它速速就範、上繳靈魂的主流路線？一時的屈服是為了長久的抵抗；很快地屈服，就像我爸常掛在嘴邊的：「命沒有就什麼都沒有了。」謹以此言直白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