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枯淡，有一天，與我繁絃急管下暗藏的內在旋律對上了拍子。

2009年，和廣大讀者一同初遇《小團圓》，初見她在自傳式書寫中堅持還原的、卸下華美衣袍後的素顏，一部無聲的動作片開始在我腦中啟動：女主角從金粉剝落的世家、戲台上下最尋常的大團圓戲碼中――對她挫敗的愛情既見血又見骨的華麗反諷――一路「跌跌衝衝、踉踉蹌蹌」出走，然後拎著一台舊打字機登上遠洋貨輪，不回頭地踏上此後浮花浪蕊般的人生旅途，靜蕩蕩地，絢爛歸於枯淡。沒有爆破場面、反高潮的主線，坦白得發光，作家張愛玲退出了以各種社會位階點串起的虛線畫面，最終成為一個旁觀的風俗紀錄者，枝枝蔓蔓的支線寫的都是她上（這）一代人的私人生活場景。在已成為標本的五四運動、時代精神背後，不喜歡卻打上門來的近代史記憶底下，一燈如豆，反覆剪裁她的翻案文章，用碎片黏貼起一個個人物的神態動作與隻字片語，各個縫隙都是不言之言。

十年以後，我持續用法文寫著研討會文章時，片尾字幕才忽然揭曉：原來我是某日在異國海灘上拾獲張愛玲瓶中信的遊客，在精於欣賞中文作家某種知識分子批判形象的國度中，不意撞上那翠藍的一大塊，從此執拗地以陌生的語言，反覆辯說著瓶中挾帶的、眾人不要聽的什麼。

原刊載於2020年9月30日《自由時報》副刊：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402865?fbclid=IwAR3jmz06pu9fSLxS9zkud2K_Dlz4U8_WFF8XlPKPp8LG3J8sTUb2GQGvU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