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建
——近代中國醫學現代化的制度起點
~2026.1.16 以AI 編撰
20 世紀初,中國醫學教育與臨床體系仍以傳統師承與零散傳教醫院為主,尚未建立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完整醫學院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將中國視為全球公共衛生與醫學教育現代化的關鍵試點之一,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的創建,正是這一戰略構想的集中體現。
一、豫親王府的收購與校址確立(1915–1916)
1915 至 1916 年間,洛克菲勒基金會透過其在華機構「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完成對北京城內原清代豫親王府及其附屬地段的整體收購。該地原為清代宗室府邸,至清末已日漸荒廢,其產權最終由豫親王后裔處理出售。
相關史料顯示,該次收購的總成本約為十餘萬美元,實際金額包含土地取得、建築清理、產權整合及相關補償費用。此舉為日後在北京建立一所具備完整教學、研究與臨床功能的現代醫學院,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理與制度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該項購置行為並非由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以個人名義進行,而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依其既定的慈善與學術投資機制執行。
二、協和醫學院的規劃理念與建設規模
北京協和醫學院自規劃伊始,即被定位為「以世界最高醫學教育標準為依歸」的示範性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並未以節省成本為首要考量,而是強調教學品質、研究能力與長期制度影響。
協和校舍於 1917 年後陸續動工,整體設計結合中國傳統建築外觀與西方現代醫學空間配置:外觀保留中式屋頂與琉璃瓦元素,內部則全面依照美國與歐洲醫學院的功能標準設計,包括實驗室、病房、手術室與教學空間。
根據基金會與校方歷史檔案,協和醫學院初期建設與設備投入約在 700 至 800 萬美元之間,為當時全球造價最高的醫學教育機構之一,其總體水準已可與歐美一流醫學院並列。
三、持續性的財政投入與制度經營
除初期建設外,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協和的投入並未止於校舍完成。自 1910 年代起至 1940 年代,基金會持續提供教學、研究、人員培訓與公共衛生相關經費。不同史料統計口徑顯示,其在中國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領域的長期投入,累計金額達數千萬美元,協和醫學院始終為其中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項目。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同期全球慈善與學術投資中,中國項目占有極為重要的比例,醫學與公共衛生更是其在華投入的重中之重。
四、嚴格的教育制度與精英培養模式
協和醫學院在教學制度上採取高度嚴格的精英路線。自創校起即實施:
• 全英語教學
• 預醫與醫學合計長學程制度
• 嚴格的成績標準(通常以 75 分為及格線)
• 不設補考,未達標準者即予以淘汰
史料記載,多屆學生中均出現高比例淘汰的情況,顯示其對學術能力與臨床素養的高度要求。
五、對中國現代醫學體系的深遠影響
正是在此嚴格制度下,協和培養出一批對中國現代醫學產生關鍵影響的人才,包括:
• 產科醫學代表人物林巧稚
• 消化病學奠基者張孝騫
• 吳階平、黃家駟等後來主導中國醫學教育與醫療制度建設的重要學者
20 世紀中期,中國多所主要醫學院的創建與領導層中,均可見協和校友的身影;在醫學學術期刊、專業學會與醫療行政體系中,協和出身者亦長期居於核心位置。
六、洛克菲勒的慈善理念與制度遺產
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協和醫學院的投入,體現了一種制度型慈善觀: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而以建立可長期自我運作的知識與人才體系為終極目標。
這一理念亦可與洛克菲勒家族所倡導的財富倫理相互印證——財富的價值不在於占有,而在於是否被有效轉化為公共能力、制度建設與跨世代影響力。北京協和醫學院,正是此一理念在近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成果之一。
傳說:
1916年,美國首富洛克菲勒以12.5萬美元購入北京豫親王府。當這座老舊王府進行改建時,工人意外在地下發現大量金銀珠寶。然而,洛克菲勒對此毫不在意,僅表示:「屬於誰的,就用之於誰。」數年後,破敗的王府煥然一新,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
1916年冬天,在稱為「豫親王府」的宅邸裡,它的主人——鐵帽子王老豫親王的遺孀佟佳氏,正對著五百多間搖搖欲墜的空屋發愁。
此時,遠在大洋彼岸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正思考如何將商業利潤轉化為長遠的影響力。雙方一拍即合,12.5萬美元的成交價,對這位位居財富頂端的美國首富而言,不過是半日的利息;但對亟需現金維持生活的佟佳氏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施工期間,工人挖掘地基時,鐵鍬突然碰上硬物。撬開沉重的石板後,在場所有人瞬間屏息:地下竟藏有一間密室。
陰暗的角落裡,整齊堆放著紅綢布包裹的物品。打開一看,盡是金銀元寶,甚至還有成堆的翡翠玉石與明清瓷器。
洛克菲勒對此事的反應,不僅出乎當時所有旁觀者的意料,即便在百年後的今天看來,仍充滿智慧。
他沒有像一般商人那樣將財寶據為己有,也未將這些棘手之物退回,而是留下了一句鏗鏘有力的話:「屬於誰的,就用之於誰。」這批原本深埋地底的寶物,迅速被折算為現金,未有一分流入私人口袋,全數匯入工程帳戶,化為醫院的一磚一瓦、顯微鏡與手術台。
洛克菲勒為了這個遠在東方的夢想,幾乎開啟了「無底洞」模式。最初預算僅一百多萬美元,但工程啟動後,他對品質的堅持表露無遺:為防沙塵,所有窗戶皆從美國訂製運來;擔心北京電力不穩,乾脆在醫院後院自建發電廠;建築風格上,既要保留碧綠琉璃瓦的東方韻味,又須具備完整的西式功能核心。
最終,這座醫學殿堂耗資750萬美元建成。相比之下,當時美國本土頂尖的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建設費用也僅700萬美元。
若計入後續數十年的投入,洛克菲勒基金會前後在此傾注了近4800萬美元。甚至有統計顯示,其十年間總計8000萬美元的慈善支出中,超過半數流向中國的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領域。
洛克菲勒以金錢搭建骨架,卻以近乎嚴苛的「精英標準」注入靈魂。這所學校自創立之初便顯得「不近人情」:八年制長學程、全英語教學尚屬平常,最嚴格的是那條75分的及格線——差一分即不及格,且不設補考機會,未達標準直接退學。
曾有一屆經嚴格挑選入學的15名尖子生,至畢業典禮時,台上僅剩4人。
正是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淬煉出真金。終身未嫁、接生逾五萬名嬰兒的「嬰兒之母」林巧稚;開創消化病學、對病歷細節極其講究的張孝騫;以及後來一系列響亮的名字——吳階平、曾憲九、黃家駟……他們不僅是醫生,更是中國醫療體系後來的「播種者」。
到了1965年,中國評選生物醫學領域院士時,當選者中有七成出身協和;新中國初期12所主要醫學院的負責人中,半數以上持有協和畢業證書;甚至在權威的《中華醫學雜誌》編輯部裡,26位編委中有19位是協和校友。
這一系列看似虧本的巨額投入背後,蘊含著洛克菲勒獨特的財富觀。對這位白手起家的石油大王而言,賺錢是一種能力,如何花錢則是一種境界。
正如其家族富過六代,至今仍具深遠影響力,依靠的不僅是留下的信託基金,更是那些後來匯編成冊的家書訓誨。
在那本著名的《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38封信》中,人們可找到他為何在中國投入重金的線索。
他反覆告誡後代:真正的尊重來自對他人的幫助,而非頭銜;財富的意義在於回饋;人生是一場考驗耐力的馬拉松。
他用最樸實的語言傳遞一種信念——無論多麼富有,每一分錢都非理所當然,必須流向能創造最大價值的地方。
圖片:維基百科
參考: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作者:资中筠
2012-11-06
一、在华工作概况
(1)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于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Burton)小组”共三个调查组。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Welch)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这是它在海外各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太平洋战争后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又重新恢复开张。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2)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41,250美元)来自洛氏。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下卓有成就的。〔3〕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从1925到1945年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4〕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于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马肃、钟心煊等。〔5〕(3)乡村建设与平民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的一些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抗战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从1934至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4)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在我国包括人类学):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Redcliff Brown)、帕克(Robert Park)、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在伦敦在马氏指导下作研究二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经济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大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000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0,000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自洛氏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至1945年总数425,000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0,000美元。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例如个人项目中比较著名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來源:
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96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