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曾給過我們醫療上一勞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黴素當年的殺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藥性，一勞永逸的希望破滅了。如今西醫對治病也是苦於在眾多方法中不知哪種方法能有效，那麼西醫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學會中醫的“辨證施治”呢？對各種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做中醫式的“澆水”、“抽薪”、“止沸”、“吹息”的藥性分類呢？不然，我的一個同事發燒，前後用了二十多種抗生素也沒退下燒來。現在的辦法是做細菌培養，把細菌從你身上取點，不在你身上試了，在試驗室裏試，用各種抗生素噴它，看它怕誰。這個試驗有個過程，病人通常要等上兩三天，不通過試驗室，醫生自己是無法判斷什麼抗生素是對症的。

　　當西醫擔當起全人類的醫療重任時，我們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趨同中醫的方法了，不管人們嘴上是否承認這一點。當西醫面對十個病人而有十個辦法卻不知怎樣避免每個人身上用十種方法共一百次的話，中醫的個體性的治療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鑒之處？將來的西醫是不是也得辨證施治？抗生素是不是也得做中醫那種形象的分類？

　　科學在發展，西醫在發展，中醫也在發展，發展的前景必然要有趨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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